這場起義影響力遠不及黃巢之亂：但卻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

唐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此時唐宣宗已去世，繼位的是唐懿宗）十二月至次年的六月，江南東道（轄地為今江蘇省南部、上海、浙江全境及安徽省東南部一帶。治所在蘇州）的浙東一帶發生了已裘甫為領導的農民起義。

裘甫（？-860）剡縣（今浙江嵊州）人，具體事迹不詳，只知其出生貧苦農家，販賣私鹽為生。其於當年的十二月在浙東聚眾起義一舉攻克象山，繼克剡縣，並於次年即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至二月接連大敗唐浙東觀察使鄭祗德所遣的前來討伐的官軍。進而據有浙東。

裘甫遂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並開府庫賑濟，建元「羅平」（鑄印稱天平），貧者多來投軍，很快眾至三萬多人，並進逼越州（今紹興），浙東震動。告急文書火速送往長安。此時義軍已經嚴重威脅唐廷的東南稅賦之地及漕運，因此唐懿宗李漼急調前安南都護王式代鄭祗德為浙東觀察使前往鎮壓。

此時裘甫面對軍事上的有利局勢沒有聽從部下提出的迅速攻佔越州，沿錢塘江一帶拒守並伺機向外發展的正確戰略，反而猶豫不決坐失戰機。當年四月，王式趕到越州並集結重兵向義軍撲來。

面對絕對優勢的官軍（內有數百土蕃、回鶻騎兵），裘甫沒有運用靈活的戰術，而是與其打陣地戰，結果義軍屢戰屢敗。六月，義軍在剡縣被圍，三天與官軍交戰八十三次，皆敗。於是裘甫等人乘夜突圍出城，半途中伏被擒。裘甫被押送長安，八月在長安就義，起義失敗。

古剡縣城位置，標紅線為城牆位置。當年裘甫義軍就是在此抗擊唐軍三天三夜。

唐末，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朝廷內部又有朋黨和宦官兩大毒瘤的制肘，尤其是宦官專權，「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狹蛇虺，如唐世也」。面對這些掌握了禁軍兵權的宦官們，皇帝的廢立乃至性命都掌握在他們之手，導致了皇權的進一步衰落。

而自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尤其是河朔三鎮）非但沒有解決反而不斷惡化，唐廷為了對付這些桀驁不馴的藩鎮，就需要維持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這勢必需要消耗大量的軍費。而皇室奢靡無度和官場的極度腐敗，這一切開支無不壓在黎民百姓身上。

苛政猛於虎，百姓活不下去了，只有紛紛逃亡。而那些未逃亡的又要承擔官府轉嫁到他們身上的那些逃亡者要繳納的賦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只能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於是乎，農民起義的一切條件成熟了。

裘甫在東南一隅的振臂一呼，像一點火星擦亮了晚唐的漆黑夜空。雖然很快就被鎮壓了，但此次起義發生在東南的浙江，此地是唐王朝的錢袋子，朝廷賦稅多半來源於此。

所以給唐王朝造成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也由此揭開了唐末農民起義的序幕，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緊接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至次年十月，龐勛領導的桂林戊卒起義又再一次給唐王朝沉重打擊。

史載「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最終，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爆發的王仙芝、黃巢起義進一步打擊了腐朽的唐王朝，加速了它的滅亡。這也正是這場發生在東南一隅所不為人重視的甚至千百年來都很少有人熟知的局部農民起義在唐末歷史中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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