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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一個人最大的成功，是活出自己
29歲的村上春樹躺在神宮球場的外場席上，喝著啤酒看棒球比賽。
陽光那麼好。彷彿天啟一般，一個念頭在清脆的擊球聲中冒出來：「沒準，我也能寫小說呢！」
他留著小男孩髮型，穿著一套專業運動服，腳踏阿瑟士的輕便跑鞋。從他健碩的手臂肌肉上，你大概很難想到他是一個69歲的人。
跑步結束，他回到南青山的一座普通六層寫字樓的頂層，開始了寫二十頁小說、閱讀、聽音樂的單調生活。
多年前午後的那個念頭，最終將他帶向寫作這條孤獨而自由的路上。
路兩旁是鮮花掌聲，還是讀者扔的爛番茄呢？他到底能不能得諾貝爾獎？村上並不在意吧。
村上家一直在日本最早開放、經濟最發達的阪神間地區（註：大阪和神戶之間）生活。日本的第一家咖啡廳、第一個日產蒸汽機車、第一支爵士樂隊等等現代化社會的標誌都出現在這片區域。
但這裡並不是一片現代化的鋼鐵叢林。有山有水有森林，可以說，日本的工業無論多麼發達，對自然之美的追求與維護從未變過。
49年出生的村上春樹，則是日本戰後的第一個「嬰兒潮」中的一員。
這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積極上進，勇於創造，同時對舊時代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敬而遠之。他們既是日本戰後重建的主力軍，更是現代日本經濟、文化和價值觀的建立者。
他從小熱愛閱讀，卻對學校教育毫不「感冒」。在他看來，游泳、聽爵士和搖滾、看電影和英文小說、帶著貓咪散步，都遠比學校學習更重要。所以他的成績不上不下，在升學高中里也絲毫不在意高考的壓力，與周圍同學對比鮮明。
融合了日式山海美景與西方現代文明的中產階級郊外生活，構成了村上春樹的成長的底色。在這裡渡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村上春樹，很難在傳統樣式的日本文學裡找到精神上的共鳴。反倒是雷德蒙·卡佛、錢德勒、塞林格等西方作家的書籍給了他更多的閱讀樂趣。他對學校教育的不喜、對西方文學的熱愛，讓他成了「對日本現代文學一無所知的人」。
這樣的人生，倒頗像在酒吧里演奏的一首爵士樂，你聽再多次類似的開頭，都無法猜出後來的旋律。
因為爵士樂手的演奏全憑心情，自由隨性。就像少年的成長，自然靈性，難以預測。
村上春樹既然不愛接受學校教育，自然成績不會好到哪裡去。第一年高考沒有考上大學的他，復讀一年進入了早稻田大學的電影戲劇系。
他初入學時遇上了學生運動高潮期，根本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幾門課。每天在學校的資料室里不停地看劇本、看電影。學運風潮略平，他便四處打工賺取生活費，也不斷增加著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可以說，他的大學教育是自我完成的。一方面他完成了自己的社會教育；另一方面他堅實了電影和劇本上的專業基礎。
還未從大學畢業，22歲的他打工時候遇到一個女孩，交往不久就決定要結婚——村上春樹和妻子都是太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
從不肯循規蹈矩的村上春樹，根本不把去公司里當白領列入選項。想到自己極其熱愛的爵士音樂，「把爵士樂變成第一份工作」的念頭不可抑制地冒了出來。
為了實現理想，他和太太同時打了好幾份工，拚命攢錢，再加上找親友們東拼西湊地借，終於在1974年開了一家爵士樂酒吧。
可是酒吧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好的。開店初期，他和妻子過著慘淡經營努力還債的生活。在最艱難的時候，房間里用不起暖氣，村上就蓋著全部的衣服，抱著貓睡覺。
吃苦幸福嗎？村上春樹很認真地勸勉後來者：「吃苦受難絕不是樂事一樁……但是如果你恰好陷入了困境，我很想告訴您『儘管眼下十分困難，可日後這段經歷說不定就會開花結果。』請您這樣換位思考、奮力前行。」
快30歲時，村上的酒吧搬到了市中心的好地段、債務也還得差不多了。日子繼續下去，可能他這輩子就是經營著小酒館，閑時看書聽音樂的普通酒吧老闆。這樣的日子對村上春樹來說當然不差。可是，少了一位幾乎重新定義了日本文學表達方式的作家，對讀者來說總歸是有些遺憾的。
幸好，命運中的那個下午，不期而至又如約而來。他被球場上的一聲清脆的擊球聲，打開了寫作的開關。
深夜，東京市區的某個酒吧。村上春樹將廚房收拾乾淨，開始伏在在餐廚桌上寫作。他隨心表達，力圖在紙上構建一個想要的世界。
他沉默地看著自己用SALOR牌鋼筆、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小說初稿。多年後初稿早已遺失，唯有四個字的評語一直留在心裡——「不甚有趣」。
世界級的暢銷作家，也曾有這樣憋不出好詞好句的窘境。
好在他最愛的爵士啟發了他——爵士最重要的是即興隨意演奏，他同樣需要找到自己的創作節奏，而不是陷於常規。
搬出一部塵封多年的Olivetii英文打字機，村上春樹將小說的第一章翻譯成英文，再用日語反譯出來。非母語創作限制了詞語和語法的豐富性，反而「逼迫」他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村上文體」。
在村上看來，辭彙量和技巧的多少不是限制創作的理由，就像人人都用鋼琴彈奏，卻總能彈出不同的曲調一樣，「絕不會因為只有八十八個鍵，就無法用鋼琴彈出新東西來了。」
終於寫出第一本小說《且聽風吟》的村上春樹，將原稿寄給出版社就忘在了腦後。
一年後的某個春日清晨，而立之年的村上春樹接到了編輯來電，他的處女作《且聽風吟》進入了小說新人獎的最後一輪。
他迷迷糊糊地與妻子出門散步。路上救助了一隻受傷的小鴿子。當掌心感受到鴿子暖暖的體溫時，「我一定能獲得《群像》新人獎，並且獲得寫作上的成就！」
真正決定村上成為作家的時刻，並不是那個看球的午後，也不是他在學校的資料室里看了兩百部電影、想成為一個編劇的時候。
從他出生在阪神間地區開始，從他在那裡接觸到大量的西方文學、音樂、電影開始，從他獨愛英文原版書而不在意學校成績開始，他就註定會成為一個作家。
畢竟，村上始終堅持，寫作是出於人性追逐自由的本能，而不是技巧的訓練。讀者也會因為閱讀他的文字，獲得精神上的自由。
這樣的本能，讓他喜愛旋律自由多變的爵士樂，也讓他從少年起就選擇孤獨而不合群的生活，哪怕成為酒吧老闆也沒被市儈氣感染，反而堅定地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孤獨而不合群」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不能成功？這恐怕要看成功的標準是什麼。
如果定義一個作家是否成功，是看他有沒有拿到很多獎項乃至諾貝爾文學獎為標準，村上春樹肯定是「不合群而不成功」的那一類里的。
因為年年提名諾獎年年不中，村上春樹被戲稱為「文學界的小李子」。
「小李子」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終於在2016年捧回了小金人，村上春樹何時才能結束陪跑生涯呢？
對此，村上說：「流芳百世的不是獎項，而是作品。」他不在意芥川獎、諾獎甚或書評。這類評價性質的東西，在他看來遠比不上掏錢買他書的讀者重要。
太宰治開始寫作的契機並不是為了精神的自由，而是因為他喜歡芥川龍之介，當時正好新設了芥川龍之介獎。他極度渴望得到評審組的認可，也堅信自己配得上這樣的榮譽。
第一次因被川端康成認為「品行不端」而痛失獎項，第二次根本就無人獲獎，第三次太宰治連提名也沒有——芥川獎被定位為新人獎，兩次提名不中的太宰治，失去了競爭的資格。
對此，太宰治的反應是——「大家都在欺負我嗎？」這樣的性格，似乎也預示了他悲劇性的未來。
同樣兩提不中的村上春樹則說，得不得獎自己真的無所謂，請媒體不要渲染話題，更不要來煩他。
為了保持自己精神的獨立、寫作的完全自由，他多年來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不公開照片，不上電視，不出席任何正規聚會……
他枯燥地重複著「寫稿——運動——閱讀/聽歌——睡覺」的日子。
孤獨嗎？孤獨是寫作者必須的。當寫作者真正沉浸到自己的世界裡時，周圍的人、事、物都會遠離，他只向內索求。
「我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但同時又相信能夠通過孤獨這一頻道同他人溝通，只要一個勁兒地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小孤獨》）
雖說村上春樹不在意獎項，可獎項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的標誌性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閻連科就說：「門羅拿了諾獎，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樹也獲諾獎了，整個世界文學對經典的轉移就已悄然完成，那就是我們長期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
村上春樹的作品，早早地被貼上了「苦咖啡文學」的標籤——對咖啡館以外的人生毫無想像的文學。儘管諾獎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推崇尚待商榷，可是將宏大敘事的嚴肅文學視為文學廟堂的唯一，是不是過於狹隘了呢？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即便村上春樹沒有寫出《戰爭與和平》那樣的龐大敘事作品，他依然有著「十年飲冰，難涼熱血」的情懷。
2009年，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講《高牆與雞蛋》
——「在牆和雞蛋中間，我永遠選擇雞蛋，不管牆有多麼高，雞蛋有多麼脆弱。」
耶路撒冷哭牆之下，他的發言讓西方式民主泛濫、強權政治佔主導的當今社會為之震撼。
2011年，加泰羅尼亞國際獎上，他發表又一篇演講《作為非現實的夢想家》。
他不僅直言不諱地講出了日本政府在核電站建設、運營乃至災後處理中的各種錯誤，還將自己所得的獎金全部捐獻給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受害者。
「我們不能畏懼做夢。我們不能讓我們的腳步，被名為「效率」及「便利」的喪犬們追上。我們必須以堅定的腳步成為一個不斷前進的「非現實的夢想家」！」
而他做的夢是什麼呢？我想最大的一點，就是活出一個人本來的樣子。
在他的新書《假如真有時光機》中，他寫道：「人生是一條單行線，假如真有時光機，你想實現什麼願望？不確定為什麼要去，正是出發的理由，一帆風順的話，就失去了旅行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旅行，所謂的人生。」
排版：溫柔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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