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之後的董元醇，他怎麼樣了？

原標題：辛酉政變之後的董元醇，他怎麼樣了？

王開璽，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國風煙》，《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鑒 道光卷》。

恭親王奕?

1861年11月2日(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等聯合發動了「辛酉政變」，肅順等贊襄政務八大臣，或被殺頭，或被賜自盡，或被發往軍台效力，或被革職。兩宮太后得以垂簾聽政，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權力;恭親王奕?授命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補授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等，旋又授以親王世襲罔替;其他官員亦多根據其功績大小分別予以擢升，如原鴻臚寺少卿、軍機章京曹毓英，因不斷向北京的恭親王奕?等通報熱河的政局變化，立有大功，被擢升為軍機大臣。那位搶先上奏摺，要求兩宮太后權理朝政，並請簡用恭親王奕?參預最高權力，「輔弼一切事務」，為兩宮太后和恭親王奕?奪取最高權力立下汗馬頭功的董元醇，於辛酉政變前被以「莠言亂政」之罪，發往軍台效力。但尚未及起行，即已發生了政變，故此，董元醇逃過發遣一劫。

辛酉政變後，董元醇從從五品的監察御史，遷升為正五品的工科給事中。辛酉政變後的第七天，即11月9日，工科給事中董元醇曾以「現聞倉場侍郎」德全、廉兆綸等人，不但未「將運米遲延之車戶頭役邢文富治罪」，未將其人本年已領款項「勒令賠辦」，反而「又發給銀八百兩」，預支了明年應領款項等事，奏請清廷予以查辦。

此事，以清廷「著德全、廉兆綸迅速明白回奏」，及德全等人以所發銀兩，為「發給大通橋車戶銀兩」，並非發給邢文富的明年預支款項而了事。11月28日，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文武官員共計200餘人，聯合上陳《遵旨會議皇太后親理大政事宜折》，並附議定的太后垂簾章程11條。董元醇雖然亦列名其內，但僅僅是徒壯聲勢循例的列名而已，可以說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不具有任何一點特殊的政治意義。

1862年1月9日，董元醇似乎是為了能夠再次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關注，以工科給事中的名義上陳了《輔翼聖學宜重德行而輕才華折》。該折之始，即不無表功之嫌地說，「前八月內，臣敬陳管見一折(即其1861年9月10日所上《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仰荷皇太后、皇上明斷施行，現在權奸既誅，朝廷肅清，中外臣民，無不稱快，此皆皇太后之明，皇上之福也」。但是，臣在前一奏摺中，曾請求於朝廷大臣中為皇帝簡選師傅一事，「至今未見簡派有人」，而「明春皇上即宜興學讀書，不容再緩」。於此，臣本「不敢妄參末議」，但是，「人臣事君，苟有益於國家者，當知無不言」。董元醇在奏摺中提出為小皇帝載淳簡選師傅的原則，應該是「以德行質樸為先，而才華之士，無足取也」。

為此，他竟然不避「妄參末議」的僭越之嫌，舉薦左都御史倭仁、大學士祁雋藻、翁心存，吏部尚書許乃普等人，可為帝師之選。但是，董元醇此奏，並未見清廷有何反應。大約於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以後，董元醇改名董元章。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收錄董元醇的《敬陳從權守經疏》時，亦將其名改為董元章。至於其因何原因改名，我們不得而知。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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