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MoMA舉行南斯拉夫建築展：發現建築史上的「遺珠」
7月15日，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大型回顧展「走近混凝土烏托邦：南斯拉夫建築，1948-1980」開幕。展覽通過400餘件展品呈現了被忽視的南斯拉夫建築。
讓人震撼的紀念碑、國際主義的摩天大樓、野獸主義的「社會凝聚器」、雄心勃勃的城市藍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夾縫」間，前南斯拉夫的建築發展出了多姿多彩的獨立形態。這種建築上的「獨立」與時任總統鐵托（Josip Broz Tito）的作風不無關係：1948年，南斯拉夫在鐵托領導下與蘇聯正式決裂，他執政下的南斯拉夫堅持獨立自主，支持不結盟運動。然而，隨著1980年鐵托逝世，南斯拉夫開始走下坡路，國家四分五裂，而那些原本屹立於這片土地上的建築，或是被夷為平地，或是被人遺忘。
冷戰中拉下的「鐵幕」和後來國家的分裂使前南斯拉夫的建築一直都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而近日，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一場名為「走近混凝土烏托邦：南斯拉夫建築，1948-1980」的展覽讓人們重新發現了這些建築史上的「遺珠」。展覽展出了超過400件畫作、模型、照片及影片，呈現了在政治及意識形態獨立於蘇聯和西方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建築環境的演變。
「走近混凝土烏托邦：南斯拉夫建築，1948-1980」展覽現場
混凝土紀念碑：被誤解的南斯拉夫記憶
「聳立在荒無人煙的寂靜土地上，Spomenik，這些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中意為『紀念碑』的建築，看起來像是外星人的著陸飛行器、麥田怪圈或是Pink Floyd的專輯封面一般。Spomenik同周圍的村莊和小山格格不入，正是這種格格不入造就了它們的美。」對於前南斯拉夫的這些看上去龐大而抽象的紀念碑，記者Joshua Surtees曾在《衛報》中這樣寫道。根據他的說法，這些紀念碑都是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為紀念二戰遺址而下令建造的。然而，前南斯拉夫的建築師、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們反駁了這些言論。
蘇捷什卡戰役紀念碑，波黑Tjenti?te鎮
「它們常常被成為『鐵托的紀念碑』，但事實上，只有一些大規模的項目是政府發起的，其它項目都植根於當地鄉鎮。」塞爾維亞建築師兼作家Dubravka Sekulic說道。斯洛維尼亞政治學博士Gal Kirn則表示，建造這些紀念碑的資金通常由加盟共和國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企業和工廠也會參與籌資，「而聯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Kirn說道。
2006-2009年間，比利時攝影師Jan Kempenaers為散落於前南斯拉夫各地的紀念碑拍攝了名為「Spomenik」的系列照片，在他的照片里，紀念碑沒有具體的名字，只有編號：「Spomenik #2」位於如今克羅埃西亞的Petrova Gora地區，從外觀上看，這個曲線型的金屬雕塑有部分殘缺。這是「科爾敦和巴尼賈人民起義紀念碑」，1942年，300名手無縛雞之力的當地農民在同法西斯士兵交戰的過程中犧牲，紀念碑由克羅埃西亞雕塑家Vojin Bakic設計，完成於1981年。
Spomenik #2
「Spomenik #5」是一個球狀的白色混凝土建築，中間有一條走道，人可以進入內部。這個位於今馬其頓共和國的建築由馬其頓建築師Iskra Grabuloska和雕塑家Jordan Grabuloski設計，建成於1974年，它不僅致敬了1903年伊林登地區反抗奧斯曼帝國的起義，也紀念了1941-1944年當地黨派間的鬥爭。
Spomenik #5
而在Sekulic的家鄉尼什（今塞爾維亞城市），有一處二戰公墓，那裡矗立著三座高聳的混凝土方尖塔，塔的外形象徵著人們高舉的雙手和緊握的拳頭，二戰期間，一萬多人在這裡被德國軍隊槍決。Kempenaers為包含這三座高塔的照片命名為「Spomenik #11」。
Spomenik #11
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每一座「Spomenik」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它們紮根於自己的土地，紀念著曾經生長在那裡的人們。然而，在Kempenaers 的鏡頭下，它們的意義和內涵被剝離了，人們將其視為過去所留下的難以理解的「遺物」，或是如同UFO一般的怪東西。「它們原本是以建立平等社會為目的的政治解放運動和反法西斯主義的載體，」Sekulic 說道。
「野獸主義」的「烏托邦」
在許多外人看來，南斯拉夫建築是千篇一律的混凝土「龐然大物」，它們粗糙、原始、沉重，代表著這個已不復存在的國家昔日的貧窮和骯髒。在很多前南斯拉夫精英眼裡，這些建築同樣不值一提，他們唾棄這些建築背後包含的社會主義、普遍主義、多民族和諧，甚至反法西斯主義。他們認為野獸主義難以和二戰後的布爾喬亞審美相提並論。然而，在展覽「走向混凝土烏托邦」上，這些印象或許將被顛覆。「我被南斯拉夫在戰後所創造的建築深深吸引，它們豐富多樣，有著很高的品質。我認為它們完全可以和戰後在其他地方所建造的東西相媲美。」展覽的策展人之一Martino Stierli在展覽開幕前說道。
展覽上展出的《波斯尼亞建築和通往現代之路》書籍封面，作者Du?an Grabrijan和Juraj Neidhardt
為了收集關於南斯拉夫建築的資料，MoMA遇到了不少挑戰。「很多資料在戰爭中消失了，還有很大一部分因為南斯拉夫國有公司的私營化而遭到破壞。」展覽的另一位策展人Vladimir Kulic說道，對他們來說，這些展覽上呈現的資料來之不易，「比如，設計波黑議會大廈的著名建築師Juraj Neihardt的檔案在歷時三年的薩拉熱窩圍城戰役中幸免於難，Neihardt的女兒保護了這些資料，並將它們借給MoMA展出。」最終，展覽得以呈現不少在南斯拉夫以外鮮有人知的建築師作品，它們展現了這一時期南斯拉夫建築師們所做的豐富的建築實驗。「無論是組織空間的水平、對於技術和材料的運用還是審美層次，都展現了無比豐富的多樣性。」Kulic說道。
新貝爾格萊德的集合公寓樓
從二戰結束到鐵托逝世的1980年，南斯拉夫的建築發展出多姿多彩的形態：集合公寓樓、令人驚嘆的公共建築以及為體力勞動者設計的廉價公寓。Kulic指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兼具了舒適和美感。
除了建築，展覽還呈現了南斯拉夫的優秀工業設計，其中包括Sasa J. Maechtig設計的模塊化街亭和Niko Kralj設計的Rex摺疊椅。
展覽上展出的南斯拉夫工業設計
南斯拉夫的「全球化」：建造更好的社會
在「走近混凝土烏托邦」展覽上，專門設立了一個區域，展示斯科普里（Skopje）的重建。1963年，馬其頓共和國首都斯科普里在大地震中遭受重創，聯合國發起了重建斯科普里的國際競賽，日本建築師丹下健三獲勝，他為這座城市設計了一份顛覆性的規劃藍圖，其中包括巨大的城門和城牆。
這一項目最終並沒有建成，不過，重建計劃還是給斯科普裡帶來了不少新建築，其中包括Janko Konstantinov設計的電訊中心、Georgi Konstantinovki設計的戈采·代爾切夫學生公寓等等。與此同時，聯合國和美國資助馬其頓的設計專業學生前往海外學習。事實上，南斯拉夫的建築師不僅受到西方建築師的影響，也將自己的建築帶到了其他地方。在非洲和中東，作為鐵托追求的不結盟運動的一部分，南斯拉夫建築師們參與了當地發電廠、文化教育中心等項目的建設。而在1958年的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上，建築師Vjenceslav Richter設計的南斯拉夫國家館也讓世界各地的觀眾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建築。
Janko Konstantinov設計的電訊中心
「我認為這場展覽展示了全球化的背景，」展覽的策展人之一Martino Stierli說道。「不同的政權在同一個目標上達成一致，即建築有能力並有義務為建設更好的社會而做出貢獻。如今，這個目標在建築界逐漸被取代，建築被視為一種奢侈的商品。」Stierli希望展覽能夠讓人們探討現代主義建築遺產，關注建築的社會影響。
建築師Vjenceslav Richter設計的南斯拉夫國家館，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1958
建築評論家Alexandra Lange認為，人們愛混凝土建築的理由非常簡單：它有自己的「軀體」。「我們嚮往那些可以讓人感受到世界重量的地方，」她說道，「混凝土建築有溫度的變化，有發生在裡面的故事。它見證了很多人的生命。」即使南斯拉夫早已解體，但它的混凝土建築卻將這個未完成的烏托邦留存了下來。
展覽「走近混凝土烏托邦：南斯拉夫建築，1948-1980」將持續至2019年1月13日。
（澎湃新聞 錢雪兒 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