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紅與黑》：獻給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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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法國文學的大人物中，雨果少年成名，巴爾扎克在世時已經很火，司湯達則要到死後才確立起自己作為文豪的地位。他沒有雨果呼風喚雨的號召力，作品也遠不如巴爾扎克的暢銷，在他生前，只有巴爾扎克對《巴馬修道院》大為讚許，後來帶給他更大榮耀的《紅與黑》則無人問津。不過司湯達對自己的小說很有信心，不止一次預言：「我將在1880年為人理解」；關於《紅與黑》，他則說，「我看重的僅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他於1842年去世，即使他對自己的壽命有樂觀的估計，他所預言的，也是「身後名」了。但毫無疑問，他的話沒落空，在後世的評價中，他被看作是與雨果、巴爾扎克比肩而立的文學大師，《紅與黑》更被視為心理分析小說的一個高峰。

在司湯達的字典中，「激情」絕對是個關鍵的字眼，他一腔熱血地跟著拿破崙東征西討，不管不顧地談了一場又一場戀愛，當然，還有寫作上的全情投入，凡此種種，無一不可拿來為他的「激情」二字作注。甚至對藝術的欣賞，他也如醉如痴。1817年他到義大利，在佛羅倫薩終日流連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傑作，某日他在聖十字教堂參觀米開朗基羅、伽利略、馬基雅維利的陵墓，出來後即感頭暈目眩，心頭亂顫，站立不穩，醫生診斷，這是因密集欣賞藝術珍品過於激動所致。後來就有人以他命名了一種因強烈美感而引發的病症，叫作「司湯達綜合征」。

就因為對激情的崇拜，他喜歡義大利——說起來，他母親是有義大利血統的，——對自己的同胞倒看不入眼，認為他們虛偽做作，沒有真性情。他去世後葬在了米蘭，墓碑上是他自撰的墓志銘：

亨利·貝爾，米蘭人

生活過，

工作過，

寫作過。

這可以看作是對他一生很平實的概括，但另一方面，也不妨看作是他帶著幾分驕傲的自我宣示：他的一生是全情投入追逐生活的，只有「少數幸福的人」才擁有這樣的激情人生。

——他在《紅與黑》上的獻詞，就寫著，「獻給幸福的少數人」。

《紅與黑》的故事相當集中，我們可以看作是平民青年於連短暫一生的個人奮鬥史，同時也是他的一部情史。簡單地說，於連與他「守多大碗吃多大飯」的父兄不同，強烈地渴望出人頭地，同時也熱烈地追逐著愛情，這兩點又與他對一己尊嚴的捍衛連在一起。一度他在情場上春風得意，先是做家庭教師時收穫了女主人德·瑞那夫人的愛情，後來又征服了高傲的貴族小姐德·木爾。他的聰明才智加上他的女人緣令他在社會階梯上迅速攀升，然而就在將躋身上流社會之際，德·瑞那夫人受教會唆使寫下的一封告密信令他的奮鬥毀於一旦。憤怒之下他槍擊了德·瑞那夫人，夫人受傷，他因此入獄，最終他拒絕懺悔，走上了絞刑架。

將《紅與黑》當成一部社會批判小說是有理由的，於連在法庭上的那番慷慨陳詞甚至可以看作是對那個時代敵視平民的上層社會的控訴：

……即便我的罪不那麼嚴重，我看到有些人也不會因為我年輕值得憐憫而就此止步，他們仍想通過我來懲罰一個階級的年輕人，永遠讓那個階級的年輕人灰心喪氣，因為他們雖然出身於一個卑賤的階級，卻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於廁身在驕傲的有錢人所謂上流社會當中。——這就是我的罪行……

《紅與黑》首先是一部於連的個人奮鬥史，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讀者的注意力愈加集中到主人公的性格與命運上，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已被淡忘了。英國20世紀60年代號為「憤怒的青年」的那一撥小說中，有一部叫作《往上爬》（又譯《上乘的空位》），若要概括於連短暫一生的所作所為，可以把《往上爬》移過來作為書名，它的主旋律，就是通過自己的奮鬥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身為下賤，心比天高」，——他要想成功不知要比上層社會的人難多少倍。所以他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態，從進入市長家一直到槍擊德·瑞那夫人，他一直不容自己有半點鬆懈、半點退縮。每到關鍵時刻他都以暗中痛斥自己的沒出息來激勵自己。我們看到他一次次賭贏了，但他也從未因此輕鬆，愛情的柔情蜜意他從未品嘗過，他好像是在迎接一場接著一場的戰役，情場得意成為他度量奮鬥成功指數的刻度，收穫的戀情因此也在無形中變成了戰利品。直到在獄中，先前的打拚都成虛話，他才鬆弛下來。和德·瑞那夫人在一起，他意識到，此時他品嘗的，才是幸福的滋味。下面這段話是他對戀人說的：「我們在樹林里散步的時候，我本來可以多麼幸福啊，可是一種強烈的野心卻把我帶到虛幻之國里去了。」

我們不應將這段話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來解，於連真有所悟：前面說過，這書有作者的題詞，「獻給幸福的少數人」，結尾處由於連道出真正的「幸福」，自有某種呼應，當作「幸福」謎底的揭曉也未嘗不可。為什麼是「少數」呢？因為大多數人執迷不悟。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司湯達用於連的悲劇炮製的一鍋心靈雞湯，將《紅與黑》當作一部解脫之書來讀肯定是不對的，畢竟，留在我們記憶里的於連不是一個大徹大悟的中國人哲學裡所謂「放下」的形象，而是一個個人主義英雄。不要忘記司湯達定義的幸福還是一種充滿激情的人生，他筆下的幾個主人公都在激情驅使下尋求自我實現，不要說於連、德·木爾小姐這樣不甘平庸的人物，即使矜持、溫婉如德·瑞那夫人，也終會在某個時刻被內心的激情裹挾而去。

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讀者那裡，於連已然定格在「個人野心家」的形象上了。在西方語境中，「個人野心家」沒有我們這裡那麼重的道德譴責色彩，「野心」與「雄心」在西語里是同一個詞。從負面來說，「個人野心家」意味著不顧一切地追求自我的實現，乃至於不擇手段。法國19世紀小說中不乏這一類的形象，從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到莫泊桑小說《俊友》里的主人公，都是。這些人是清一色的「俊友」，都攀上了上流社會的女性，女人緣在他們往上爬的過程中助力不少。

將於連與「俊友」們區隔開來的，是他的自尊與高傲，他的英雄主義。

他把他的自尊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從做家教時不能忍受市長大人的居高臨下，到以高傲對瑪蒂爾德的高傲，再到法庭上因上層人士蔑視的眼神被激怒，他隨時準備捍衛他的自尊，為此不惜代價。他有野心家的野心，卻沒有野心家的心機，他處心積慮要往上爬，但他最後採取行動又往往並不是深思熟慮，不是謀而後動，而更多是衝動的結果。在他身上我們不大能找到市儈的氣息，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平庸。最後他拒絕懺悔，寧可上斷頭台，更讓他有了一種反抗社會的平民英雄的意味。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有於連式的平民青年，他們不乏聰明才智，卻身處下層，他們不甘居人下，渴望出人頭地，希望憑著個人的奮鬥打拚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於連這一形象恰是他們的縮影。也因此，於連激起了廣泛的共鳴。許多作家筆下的人物也一再地讓人聯想到於連。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路遙曾寫過一部名為《人生》的中篇小說，激起熱烈的討論，主人公高加林就被有些評論者說成是「中國的於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於連形象的深入人心。而於連在同類的主人公當中，無疑是最具悲劇色彩，也最富英雄氣息的一位。

文章來源：遼寧日報

本文作者：余　斌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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