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精神家園的《紅樓夢》
在持續不衰的「紅樓熱」中,核心應當是對《紅樓夢》原著的閱讀和深度閱讀,讀者和研究者早已意識到小說超越了社會揭露和道德譴責的層面而進入到了哲理性的審美境界,它遠遠不止是社會性悲劇而是精神性悲劇。如果說《水滸》是平民文學,倡揚「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俠義之舉,希冀「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理想境地,那麼這種平民文化首先關心的不是人的精神出路,而是人在現世間的出路,痛苦的根源是物質的匱乏、權力和財富的缺失。而《紅樓夢》則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痛苦不是由於物質匱乏,而是由於饜足,即所謂飫甘饜肥、錦衣紈絝,一切物質的富足似乎都沒有了意義。這是一種貴族文化,產生在貴族人生體驗的背景上,準確地說產生在貴族階級當中那些感覺敏銳、耽于思索者的人生體驗的基礎上。佛家文化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出身顯貴,就是在這樣一種生活基礎上仍然感到痛苦的人,當他思考人間痛苦的原因時,就不會認為是由於物質匱乏,而感到物質世界就是痛苦之源,人要擺脫痛苦就要從外在的物質世界超越出來,實現內心的精神升華。《紅樓夢》的作者當然不是釋迦,但在感受世界的貴族生活背景上,有某種相通之處,它造就了這部作品所關注的遠遠不止是人的物質生活狀況,而首先是精神生活狀況,是人生的感受、人性的內涵、生命的意義等等超出故事層面的東西。
這恐怕就是這部描寫過去時代生活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被現代人珍愛以至視作精神家園的緣由。所謂精神家園,其涵義之一是使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歸屬。
作為《紅樓夢》的讀者,恐怕很少有人擁有書中描寫的那種生活,也就是大多數人不曾經歷過這一切,然而這並不妨礙人們閱讀作品時油然而生的一種親切感、認同感,就如寶黛初會時感到似曾相識、故友重逢一般。這裡不是指對故事的熟悉,而是指透過故事所傳達的人生感受的切己和普泛。也就是說對書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你愛也罷、恨也罷,褒也罷、貶也罷,那種生存狀態尤其是精神狀態常常和現代人相通。
富貴和閑暇是難得而令人艷羨的,然而「富貴閑人」賈寶玉並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自由。他甚至曾感嘆自己一無所有。二十六回寫薛蟠過生日誠邀寶玉,戲問送何壽禮,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才算是我的。」四十七回對柳湘蓮說得更明白,「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可見「富貴」對賈寶玉沒有意義,只不過使他的被「圈」被「攔」以一種關愛呵護的形式實現,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尋常的出門串親戚,就要有十個以上的僕從隨圍。試看五十二回寫寶玉往舅舅那裡去,「奶兄李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茗煙、伴鶴、鋤葯、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抱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吩咐了他六人一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幾個『是",忙捧鞭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籠著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未出角門,見一個小廝帶著二三十個作粗活的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那為首的小打千兒請安,靜候寶玉過去。出了角門,「門外又有李貴等六人的小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這才各各上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煙去了。」出門如此,在家同樣是前護後隨、珠圍翠繞,夜間睡卧、從不離人,連貼身佩帶的通靈寶玉每晚都由襲人代為包好塞在枕下。對賈寶玉生活全方位的呵護使得他不可能按照個人的意志支配身外的財富和自身的行動,更談不上有任何「隱私權」。他的私訪花家和私祭金釧都只是極其偶然的例外的「地下活動」,屬於「行為偏僻性乖張」的表現,註定要受到世人的誹謗。因而身處繁華熱鬧圍隨護繞之中的賈寶玉,其實是很孤獨的,一種很深沉的精神上的孤獨。
一個人獨處,不一定是孤獨,紛擾之餘的獨處默想說不定有精神的豐收。倒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往往會有一種蝕骨銘心的孤獨,那是一種缺乏理解的落漠,難以溝通的荒涼。環顧當今,任何因期望值過高而受寵的孩子、肩負生活重擔的當家人、企業的老總、社會的權要、演藝的明星,以至普通人,都可能有這種孤獨感。現代社會由於生活節奏加快,壓力加大,網路化、數字化生存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減少,人際關係較過往反而疏離、隔膜,相互溝通和理解變得困難,於是「孤獨感」就日益成為一種現代病。人們很容易對賈寶玉的這種精神狀態感同身受,產生心靈的共鳴。
與孤獨感伴生的還有兩難選擇,這也是一種典型的生存困境。人生總是面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大到生活道路,小至言談笑語,常常面臨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是一顆孤獨的不被理解的心靈,對這種困境的體驗尤為敏銳深切。小說開篇曾交代,當年石頭切慕人間榮華,不顧僧道勸阻,自願選擇落塵,第十八回寫到省親之夜,得見大世面,閱盡太平景象,富貴風流,深幸出離了那凄涼寂寞的大荒之境。然而,既入塵網,不免被聲色貨利所迷,為是非冤孽所纏。二十五回,寶玉失靈,命在旦夕,此時,又復念當日在大荒山那不拘不羈無悲無喜的好處。可見選擇是自願的,但未必是自由的。日常生活中,類此困境也無處不在。寶黛相處,「求全之毀,不虞之隙」乃家常便飯,黛玉傷感落淚,寶玉竟為是否前去勸解而游移不定,內心忖度,此刻若「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六十四回)。節下玩樂,當著賈政在場,寶玉連說個笑話都陷於兩難:「說笑話倘或不發笑,又說沒口才,連一笑話不能說,何況別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油嘴貧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七十五回)足見無論大事小情,人生的尷尬處境,恐怕誰都逃脫不了。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學、就業、交友、擇偶,以至於一言不慎、一念之差就可能喪失機會或改變命運,抉擇的難題無時不在困擾著人們。小說把這種人生感受加以體驗和品味,使人備感親切。
上述孤獨或兩難一類感受都是在個人與社會群體或與他人的關係中產生的,而人對於自身、對自己主觀世界的認識其實存在著許多盲點,「人貴有自知之明」,足見「自知」之難能可貴。生活中出現許多「事與願違」的現象,固然是主觀與客觀存在距離甚至矛盾,同時也表明主體對自身缺乏自知,事後不免產生今是而昨非的感喟,從而自我否定或自我校正。外號「無事忙」的賈寶玉忙於為人充役、代人受過、替人解圍,可往往落得吃力不討好,弄巧成拙。他日常周旋於姐妹丫鬟叢中,在黛、湘、釵、襲、晴、麝等人之間,雖處處留神,並不能使她們人人滿意,窒悶之際,受莊子之文的觸發,竟有焚花散麝戕釵灰黛之想。為了扮小旦的伶人活像黛玉之比,寶玉生怕黛玉動氣,又防著爽快的湘雲得罪人,「自己原為他二人,生怕隙惱,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功,反而落了兩處的貶謗」,兩人非但不見情,反都來責怪自己,正應了《南華經》上「巧者勞而智者憂」的話。生活中事與願違的情形隨時都在發生。其實,賈政的笞撻寶玉、王夫人的攆逐金釧,其後果恐怕也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未必就合於他們的初衷。探春等代理家政,良法美意,結果不僅杯水不濟車薪,而且引發種種新的矛盾,大違本意。只不過賈政等人為世俗功利所障,事後未必能反觀自身,而賈寶玉是一個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反思就是人類精神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緒論》),是一種高級的精神活動,所以,時常反思的賈寶玉較為清醒,能夠體察此種生活悲劇背後的精神悲劇。
人生百態人生百味在《紅樓夢》中幾乎可以遍嘗盡歷,上文略及的孤獨感受、兩難處境、主客分裂,不過舉例言之。人生由離合聚散、親疏遠近、升沉榮辱、生老病死等等所帶來的紛繁複雜的感受在書中鮮活深切地呈現,這是對人的精神領域的關注,是對個體人的慾望、情感、意志、理性的同情和理解,是對人的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與其願望永恆對立的深刻觀察和理解。人們可以由此得到極大的精神慰藉,產生一種認同感和皈依感,獲得心靈的滿足和安寧。
(節選自:《紅樓夢學刊》200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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