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竟最終成為大清的朝廷命官
蒲安臣，說起來他的真名並不是蒲安臣，而是叫伯林格姆。這位1820年出生在紐約州的美國人，畢業於哈佛大學，後從事律師職業，無論是學校還是職業，在美國社會都是讓人夢寐以求的，足以反映出蒲安臣的能力，因此他在以後又步入了政界，也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
到了1854年，蒲安臣做了一件在以後能深刻改變美國歷史的大事：為了反對南方的奴隸制，蒲安臣創建了共和黨。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這個當時看似不起眼的小黨派，最終會成為美國兩黨制的一極。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共和黨的廢奴呼聲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的響應，1860年，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當選美國第16任總統，這也是共和黨首次執政，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也從此走向了高潮。只是，共和黨的創始人蒲安臣，卻錯過了這出好戲，因為林肯更注意到蒲安臣的外交能力，於是在1861年，蒲安臣被林肯任命為美國駐奧匈帝國的公使。而在蒲安臣到達歐洲後，又事逢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朝被迫同意外國公使可以駐京，得到消息的林肯又改變了主意，改派蒲安臣趕赴中國，成為美國駐清朝的公使。
就這樣，折騰了一年多，蒲安臣在1862年初到達了北京。此時，咸豐皇帝已經駕崩，年幼的同治皇帝成為名義上的大清最高統治者，但實權落在了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手中。而圓明園的殘垣斷壁在不斷提醒大清當權者變革的緊迫性，於是，他們放棄了傳統天朝上國的思想，改變了對西方的偏見和蔑視，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洋務運動不說，也嘗試著按照西方的外交理念，與西方展開外交活動。
在這種背景下，蒲安臣在中國的工作也就輕鬆了許多。況且，蒲安臣還打出了與中國合作的旗號，對中國的態度明顯異於其他列強，他在中國的工作，也因此更加順利了。當然，蒲安臣本身也是一個較為公正的人，在他身上完全沒有其他西方公使的傲慢和頤氣指使，在許多外交問題上，他的處理都十分公允，比如他處理一起在中國犯罪的美國人案件，雖然美國有治外法權，但蒲安臣並沒有因此偏向美國人，最終在他的主持下，將這個美國人判處死刑。
因此，清廷的官員對蒲安臣普遍懷有好感，對他的人品和外交才能都比較認可。尤其是當時主持總理衙門工作、全面負責大清外交的恭親王，因為業務上往來較多，恭親王與蒲安臣建立了不錯的私人關係。這使得蒲安臣也能對恭親王敞開心扉，屢次建議清廷應進行體制變革，全面向西方學習，也因此得到了恭親王更多的賞識。
1867年，在中國待了愉快5年的蒲安臣，終於卸任了，總理衙門特地舉辦了歡送宴會。溫馨的話別所營造的氣氛，再加上喝了點小酒，蒲安臣話也就多了起來，他豪言道，以後中國與列強有什麼糾紛，需要他幫忙的，他一定會像中國大使那樣全力以赴。
雖然蒲安臣說者無意，但恭親王這個聽者卻有了心思。此時的大清正在被一件事情難住：西方各國既然派公使駐京，那麼大清也應向西方派出使臣，可遍訪大清境內，卻尋不到能勝此任者，蒲安臣的話無疑給恭親王一個提醒：大清為何不委派蒲安臣作為大清的使臣呢？
於是，歷史上最罕見的事情發生了：一個美國人，被任命為大清的全權特使，出使美英法普奧等五國。也就在這時，蒲安臣為大清做出了第一個貢獻：設計了黃龍旗作為大清國旗。
1868年4月，扛著黃龍旗、帶著中外隨從的蒲安臣抵達了舊金山，在加州州長的歡迎宴會上，州長大人將蒲安臣形容為最年輕國家的兒子和最古老國家的使臣。此後，抵達華盛頓的蒲安臣與美國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和《天津條約續約》，這兩份條約確定了中美兩國是平等國家，美國給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條約中，還規定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往來，雖後人詬病該條使美國從中國引進了廉價勞力，但這些條約仍堪稱近代以來，中國簽訂的第一份平等條約。作為美國人，蒲安臣還真對得起大清的薪水。
蒲安臣離開美國後，又趕赴歐洲，在倫敦的白金漢宮，蒲安臣拜會了維多利亞女王，又在巴黎拜會了拿破崙三世。1870年1月，蒲安臣抵達柏林，得到了俾斯麥的接見，當年2月，蒲安臣在彼得堡覲見亞歷山大二世沙皇后，突然病逝，結束了傳奇的一生。而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最終成為大清的朝廷命官，這段奇葩歷史也就此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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