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琪琦 葛紅亮：中等國家構建自身話語權的路徑研究-以馬來西亞為例

內容提要：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為中等國家發揮自身優勢並拓展自己的國家利益創造了機遇。在全球化過程中，中等國家能夠通過多邊機制參與到國際事務中，發揮自身重要的作用，某些時候甚至還能在地區議程上起到主導作用。此外，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中等國家在國際社會上要求更多的話語權、更高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馬來西亞作為新興崛起的中等國家代表，在自我定位、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等幾個方面都積極探索構建自身話語權，通過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與地區事務，拓展多邊外交舞台，馬來西亞力圖在東南亞地區發揮「領導者」的角色。

關鍵詞: 中等國家; 話語權; 構建路徑; 馬來西亞; 全球化

引言

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多關注國際體系中的大國角色，很少關注廣大中小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與作用。隨著冷戰後國際體系的變革，中小國家群體亦成為重塑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來除了分析大國的角色之外，學者開始關注國際關係體系中崛起的中等國家。

加拿大前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最先對中等國家進行闡述。馬克·諾伊德(Mark Neufld)在《霸權與外交政策分析:以中等國家加拿大為例》對中等國家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進行定位。加拿大是最早用中等國家的身份定位自身的國家，它通過採取相對應的外交政策，實現了自身的影響力。就此，潘迎春以及錢皓等人在其文章中全面闡述了作為中等國家的加拿大介入國際事務的途徑，認為中等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主要路徑是調停、斡旋和維和。一些學者對澳大利亞、韓國等中等國家進行了考察，認為中等國家身份標誌應該包含國家能力、國家地位、國家社會的複雜性、國內階級利益以及外國政策對本國的影響等要素。其中，喬納森·H·平(J.H.Ping)著重分析了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新興中等國家，認為研究中等國家應該了解中等國家的治國方略，但他的研究有兩點缺陷:第一，對中等國家的定義並不明確，喬納森在本書中沒有對歐洲國家進行定義,但卻把亞太國家的日本排除在外。再者，他在闡述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國家的治理分類時沒有考慮兩者之間國內外環境的不同。就中國對中等國家的外交政策等方面，丁工等學者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我們可以從以上研究看出，學術界對中等國家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也闡述了中等國家的概念、建構的必要性以及研究途徑。隨著時代的變化，中等國家的概念在不斷變化。在外交戰略方面，多數學者認為中等國家偏重多邊。伴隨著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增多，全球治理引起廣泛重視，中等國家將在未來的國際社會和地區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對於作為中等國家的馬來西亞的話語權的研究，國內還是比較少並且不全面，很大部分原因是作為在東南亞地區的一國，馬來西亞和地區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地區事務的開放性與大國博弈的強化，更使得馬來西亞等國家明顯處在大國角逐的複雜國際政治環境中。依據現實主義的理解，絕大部分東南亞國家是地區國際政治的「弱者」。但就是這樣一個大國政治遊戲中的「弱者」，與亞太地區的大國建立了平等關係，在地區事務中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並提出建立以自身為中心的「中心性地位」。鑒於此，本文將以案例研究法來探究馬來西亞作為一個中等國家為了贏得話語權、提高自身國家形象及發展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中等國家的路徑。

一、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的內涵

(一)中等國家概念內涵

「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從字面意思上是指中等力量或實力的國家，即在國際權力範圍處於「中等」位置的國家。但根據企鵝國際關係詞典，中等國家一般被定義為僅次於大國的國家。雖然不是體系大國，但是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並在某些領域如非傳統安全領域比大國做得更加優秀。冷戰後，在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下，中等國家的研究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現實主義長期佔據著國際關係研究範式的主流地位,權力、國家利益等概念都與現實主義緊密相關。因此，對國家規模的評估實際上是對國家權力大小的比較以及對體系影響程度的判斷。根據權力的大小可以將一個體系中的國家分為超級大國、大國、中等國家、弱國和袖珍國。在漢斯·摩根索看來，一個國家的實力決定它的國際地位實力是由地理、自然資源、工業實力、軍備、人口、民族特性、國民士氣、外交性質、政府性質等因素綜合而成。但是國家權力大小的測算，摩根索並未指出一個可行的方法。卡斯滕·霍爾布萊德認為,中等國家盛行的原因取決於其地理位置、政治傳統、議題的性質以及國家體系的規範等。至於中等國家在國際權力中所處的位置，肯尼斯指出，在無政府秩序下,單元主要由依據實現功能的能力大小來加以區分，以權力結構的系統分布為視角認為中等強國處於國際結構的次等位置。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大多數中等國家都處於地緣範疇的關鍵位置，扼守陸上、海上重要連接要道。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強調，大凡地緣支軸國家，均擁有僅次於大國的地區影響力。而馬來西亞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它地處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樞紐位置，扼守馬六甲海峽，堪稱東南亞區域的中心。

從自由主義視角來看，國家是人們在共同的協定下建立起來的，是保障全體社會成員權利的工具，是「中立性」的組織。按照羅伯特·基歐漢的觀點，以國家與國家體系之間的關係為區分標準，世界各國分為「體系決定型」、「體系影響型」、「體系作用型」和「體系無關型」四類國家。與此相對應，這些國家被分別界定為「大國」(Great Power)、「次大國」(Second-ary Power)、「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和「小國」(Small Power)。不同規模的國家被賦予相對應的體系角色。而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機制是在國際關係特定問題領域裡行為體願望匯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度。而判斷中等國家的重要標尺就是國際制度中的規範與行為方式。根據中等國家外交的屬性,有學者認為，能力、集中力、創造力、聯盟的建立以及信譽是區分小國和大國的重要標準。因此，在自由制度者看來，中等國家通過積极參加國際組織，在大國不重視的領域如核不擴散、全球變暖、環境污染等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而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建構主義主張用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強調國際關係中所存在的社會規範而不是經濟物質結構，強調規則、機構和認同在國家行為體及利益行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其核心觀念是身份建構利益，利益決定共有知識。沒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動機力量。中等強國這一概念，本質上是建構來的，是對中等國家身份的認同，即這些中等國家認為在國際事務上能共同發揮重要作用，而這一身份的建構將有助於中等國家的團結和合作。學者加雷斯·埃文斯將中等國家定義為本身實力不強大的國家在本地區或者在其他區域實施該國的政策,最終達到安全、公平和繁榮的目的。

他認為，這些「志趣相投」的中等國家應當構建合作聯盟，共同致力於國際問題的解決以及共同的身份認同，從而使國家利益得到兩方面的推進。由此可見，價值規範和外交理念是評判中等國家身份的重要要素。對於中等國家身份,溫特認為，國家身份和利益是由國際社會中的政治文化建構的，而不是由人性或者國內政治系統給予的。儘管中等國家與中等規模的國家具有相似特點，但雙方最大的區別就是中等國家通過社會來建構國家身份。通過建立行為規範，中等國家運用國際法和機制，以和平解決爭端的方式來穩定國際體系。這一行為也是中等國家建構自身軟實力的表現，其國際話語權也得到了提高。除了對自身身份的建構之外，中等國家之間還通過互動、合作來提升自身地位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體系中的其他行為體，如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權力的加強，使得國際社會可以賦予中等國家國際地位，而中等國家的軟實力也得到了進一步增強。

(二)馬來西亞成為中等國家的基本條件

不管是從自然資源、幅員面積、經濟實力，還是從地區影響、國家形象、對外政策來看，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中等國家是確定的。

首先，馬來西亞的地緣政治是其作為中等國家的基本條件。馬來西亞位於亞洲大陸和東南亞群島銜接部分，北面與泰國接壤，南向與新加坡隔柔佛海峽隔海相望，東臨南海，西部與西南部隔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相望,面積330，257平方千米。馬來西亞地緣政治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扼守馬六甲海峽。作為亞太地區海上戰略樞紐的中心環節，馬六甲海峽是西亞石油運到東亞的重要通道。身為馬六甲海峽最重要的沿岸國，馬來西亞在該海域有著大面積的領海，馬六甲海峽也被其視為最重要的對外航運通道。值得注意的是，馬六甲海峽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要點，對馬來西亞的經濟意義非凡。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馬來西亞的地緣地位顯得更為重要。

其次，經濟實力是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的根本基礎。自1957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經濟飛速發展，發展勢頭良好。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其工業基礎有明顯的優勢。在工業化過程中，馬來西亞調整了經濟政策，產業結構得到合理安排，經濟得到發展。從1987年起，馬來西亞的經濟連續10年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長，1990年馬來西亞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91年該政府提出2020宏願，即在2020年前將大馬建成發達國家。2010年馬來西亞公布了「以經濟繁榮與社會公平」為主題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並出台了「新經濟政策」，推進經濟轉型。正是由於一系列的政策，馬來西亞的經濟得到穩定發展，現為世界第18大貿易國。在2017年全球自由經濟體排名中，馬來西亞由原來的56名急升至27名,馬來西亞已成為東南亞地區一個多元化新興工業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馬來西亞在工業化建設過程中，擔負起東盟國家的責任，與東盟成員國相互合作，積极參与東盟工業合作項目，並致力於東盟區域一體化。其中，推進三角區的區域合作是馬來西亞積极參与東盟次區域合作的重要展現。可以說，馬來西亞在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也兼顧了地區經濟發展，受到許多東盟國家的尊重和認可。從國家形象上來看，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創始國之一，影響著「東盟方式」的形塑。在推動「東盟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馬來西亞在加強東盟國家區域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還在某些領域起著主導地位。以東盟地區論壇(AＲF)為例，東盟地區論壇為亞太官方提供了一個多邊政治與安全對華的渠道，它實際上起源於馬來西亞國防高官提出的「防務論壇」。作為缺乏龐大人口和巨大經濟的國家，馬來西亞通常無法躋身強國行列，在國際上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小國，甚至在政治上受到大國的忽視。然而，馬來西亞一直嘗試超越局限、開拓格局，參加多邊組織，積極推動如東亞峰會、「10+1」、「10+3」、東盟與特定國家的特別首腦會議等，這不僅讓大馬在國際社會上贏得了尊重，還在世界舞台中發揮出一定的影響力。半個世紀以來，馬來西亞在推動東盟的一體化建設過程中，成長為一個具有較大地區影響力的「准中等國」。

二、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的身份建構及話語權發展

馬來西亞原屬英國殖民地，自1957年獨立至今，逐漸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多元化經濟國家。地處東南亞這個爭端地區，大國「自私地追求權勢的增長」，使得馬來西亞這個中等國家不得不採取一種均勢外交來平衡局勢，維護該地區的穩定與和平。隨著自身經濟實力和地區影響力的增強，馬來西亞等中等國家對於東盟「中心性」地位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從建構主義視角來看，馬來亞仍處於建構自身話語權的動態過程中。回顧馬來西亞中等國家自身話語權建構的途徑，其總理的外交政策甚為重要，尤其是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第四任總理馬哈蒂爾上任後，馬來西亞的對外政策開始發生了變化,外交戰略從西方轉向了東南亞。在馬哈蒂爾擔任總理的22年期間，為馬來西亞塑造了良好的國家形象，提升了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下文將從三個方面來探討馬來西亞話語權的建構。

(一)中等國家身份建構及定位

馬來西亞是一個中等國家，在東南亞區域與其他國家有著激烈地競爭。為了提高話語權，馬來西亞必須將國內外資源整合起來，實現自身經濟的發展，才能在區域競爭中處於上風。而馬來西亞自身定位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即從英聯邦國家向東盟國家轉變。1957年獨立後，馬來西亞決定繼續留在英聯邦，與英國保持較密切的關係。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政治上得不到東南亞地區及周邊國家認可;二是與周邊國家存在著各種爭端如領土爭端、種族問題以及海洋糾紛等矛盾。馬來西亞通過與英國建立防務聯盟關係，和周邊國家建立「東南亞國家聯盟」，不僅保障了國家安全，也為贏得東南亞國家的認可打下了基礎。1967年東盟成立後，馬來西亞與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有所緩和。馬哈蒂爾執政後，馬來西亞將自身定義為東盟國家，與英聯邦的關係越加疏遠。其表現有:從英國手中取回大企業的經營權、向英國政府討回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贈送給英國的可爾哥沙山以及抵制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第六屆英聯邦國家首腦會議。之後馬哈蒂爾還提出了抵制英國貨，揚言要退出英聯邦的行為更是將兩國關係降到冰點直至1997年兩國外交關係才恢復正常化。對英國實施強硬政策，也是重建馬來西亞國家形象的一種方式，以東南亞國家而不是英聯邦國家為代表在國際舞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馬來西亞希望大國能重新審視它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馬來西亞外交政策的重點由西方逐漸轉向東南亞，並堅持「大國平衡政策」，避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1970年以來，馬來西亞開始奉行中立、不結盟的對外政策。作為不結盟運動的重要成員，馬來西亞曾於2003年主辦了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和外長會議。作為一個崛起中的中等國家，中小國家對大國的恐懼在馬來西亞身上並不存在，相反地，馬來西亞敢於「發聲」，試圖扮演「小馬拉大車」的領頭羊角色。

(二)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做區域中「大國」

馬來西亞話語權的提升和其自身經濟實力有著密切的關係。獨立前，馬來西亞受英國殖民統治，經濟畸形發展，經濟以農業種植業為主，工業極其落後，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獨立後，馬來西亞實行了七個五年發展計劃，改造舊的經濟結構。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電子業、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發展迅速。獨立後的馬來西亞從農業國轉向為以出口為導向的現代化國家。作為新興中等國家的代表之一，馬來西亞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從1960年開始計算，其國內生產總值從19.16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2，965億美元，人均收入也有顯著的增長，但這種經濟發展趨勢早在20世紀90年代已有端倪。

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馬哈蒂爾出任總理後，調整的新經濟政策和對外關係政策，如「向東看」政策發展了工業和農業，為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給馬來西亞帶來了顯著的成就。首先,經濟高速增長，馬來西亞的綜合國力得到增強。第二，政策實施後，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發生改變，工業化程度提高。最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有助於大馬政治經濟格局的穩定，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得到極大提高。在1993年世界銀行的出版物《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一書中，馬來西亞是唯一一個連續25年或在更長時間內GDP超過7%的國家。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馬來西亞經濟的出口導向型策略受到衝擊，過度依賴國外需求使得經濟增速變緩，出口下降。為應對此次危機，政府相繼推出70億令吉和600億令吉刺激經濟的措施，但成效並不大。為了改善這種狀況，推進馬來西亞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總理納吉布啟動了「經濟轉型計劃」，刺激經濟和內需增長。轉型計劃的實施之後，馬來西亞的經濟逐步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同時其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國內市場環境得到改善，經濟趨勢向利好的方向轉變。在東南亞，與其他國家相比，馬來西亞過去五十年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僅次於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力量的增強，從另一方面來說，有益於話語權的塑造。

(三)塑造良好的國際角色，兼顧全球角色

馬來西亞一直以地區組織的建立來推進周邊國家對本國的認可與尊重，同時也是應對外部威脅的一種措施。其中，在東盟一體化的過程中，馬來西亞一直是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因而，參與東盟等多邊組織是馬來西亞塑造良好國際角色的主要途徑。馬哈蒂爾執政後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馬來西亞通過積极參与地區多邊組織，在對外交往中利用和藉助東盟的整體地位來增強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對於馬來西亞來說，東盟是其堅定的外交後盾。同時馬來西亞也明確其東盟成員國的責任和義務，作為東盟國家的一員，馬來西亞努力加強與成員國的雙邊關係，推動東盟整體的合作與發展。

同時，馬來西亞在建構話語權的動態過程中，也試圖在本地區內部充當「掌舵手」的領導角色。在國家形象的塑造上，馬來西亞充分利用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代表發言。1988年，馬來西亞被選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亞洲非常任理事國。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正處於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的緊張局勢之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開始利用聯合國組織為第三世界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反對西方國家操縱聯合國。

在第58屆聯合國大會上，馬哈蒂爾批評聯合國受到大國的控制，成為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無法為弱者和窮國提供保護。其總理在聯合國大會上為第三世界國家發聲的行為，為馬來西亞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國家形象。需要指出的是，馬哈蒂爾還注重對本地區和全球多邊機制的參與，特別是亞太經合組織、東盟組織以及世貿組織等。在參與過程中，馬來西亞很好的結合了其中等國家的身份，把自身所處的東盟和東亞地區視為對外政策中最核心的層面，積極推動「10+3」「10+6」、東亞峰會等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

三、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國際政治話語崛起的影響

話語權(power of discourse)一詞淵源已久，但經過20世紀著名的社會學理論家米歇爾·福柯的改造和傳播後才廣為人知。福柯認為，人們必須藉助話語建構自己的身份，並在特定的話語系統里把自我表達出來，為他們所理解。在他看來，掌握了話語權就掌握了世界。而國際話語權，指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對某一特定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從而影響國際社會輿論的行為能力，構建自身的國際形象。在國際關係中，國際話語權是直接決定一個國家國際社會地位的因素之一，話語權的大小可能直接影響著該國主導國際事務的權力的大小。因而,每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的追求國際話語權。

馬來西亞國際話語權的提升是其綜合國力增強的體現。綜合國力是指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及國際影響力的合力。在國際關係體系中，國家處於自助系統狀態，因此必須運用它們的綜合實力來維護自身利益。國家地位體現在人口、領土、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以及能力等方面。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馬來西亞全球GDP排名41，而2016年排名38，綜合國力的增強，使得大馬在外交上克服了其本質上的脆弱性和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弱勢地位。馬來西亞國際話語權的提高是其軟實力增強的表現。馬來西亞深受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響，呈多元化發展。其中，伊斯蘭文化是其文化軟實力的來源，國際政治話語權的提高使得大馬的民族自豪感與自信有所提升。與此同時，隨著馬來西亞國力的提高，其國內的民族主義以及地區主義意識也逐漸增強，國內種族關係比較和諧。不僅如此，國際政治話語提升為大馬民族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如外資投入資金的增加。而作為「回饋」，對於外商及本地投資，馬來西亞也出台了一系列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出版的2017世界概況,大馬的貧窮率在東南亞國家之中最低。馬來西亞通訊及多媒體部長拿督斯里沙烈博士指出:大馬的貧窮率僅為3.8%，遠遠低于越南、印尼、寮國、菲律賓、緬甸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同時，大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7，200美元，遠遠高於本區域的其他國家。與其他鄰國相比，大馬已經達到相當好的經濟增長水平。

對於東盟國家來說，馬來西亞中等國家國際政治話語權崛起不僅樹立了中等國家的威望，同時其建構的路徑為它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東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都是小國，獨立後受殖民地影響，經濟單一，發展落後。其先天的脆弱性和後天的依賴性，決定了小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上的邊緣地位。而在「權力政治」世界中，大國佔據了話語權和主導地位，小國在國際秩序中不同程度的遠離權力中心，話語權有限。但亞洲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中國或者美國兩國可以單獨解決的，應該有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參與,特別是發展中的中等國家的參與。以全球治理為例，全球治理帶有普世主義內容，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全球治理的大部分領域都實踐著多邊主義的政策，中等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在全球治理領域推行多邊主義政策，雖然是中等國家利己的表現，但同時也是其爭取在國際舞台話語權的一條有效的途徑。或者說，參與多邊組織，贏取國際話語權是許多中等國家的不二選擇。作為中等國家代表的馬來西亞，在參與多邊組織和全球議題中，積極為第三世界國家發聲，這不僅贏得地區國家如印尼、菲律賓的認可和尊重，還在地區多邊合作框架中起到了領導作用。

從國際政治方面來說，馬來西亞中等國家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版圖並影響著地緣政治格局。在傳統的國際政治中，學者們多關注大國權力而忽視了其他類型的國家的影響力，在他們看來，大國在國際秩序中處於支配地位,主要表現在大國常常利用自己的超群實力使得國際關係簡單化。大國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維持國際秩序，處理好相互之間的關係或運用自己的超群實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個國際社會的事務。然而進入複合相互依賴的時代後，國際格局發生了巨大變革，大國的實力相對下降，中等國家崛起，數量增加。中等國家的崛起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國際政治大國主導的基本權利運作機制和框架，但中等國家已有機會直接參与到國際政治制度的設置和安排中，甚至在某些領域起到主導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等國家話語權的崛起對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傳統模式形成了衝擊和挑戰。

四、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國際政治話語崛起的意義與啟示

布洛金斯基將中等國家定義成為「樞紐國家」，而馬來西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國際政治話語的崛起雖然給東南亞地區帶來了不確定性，但對中國來說有著不可比擬的影響和啟示。在馬來西亞的對外政策中，東亞地區是馬來西亞的核心利益所在，而中國是其在東亞地區重要的交往國家。對於中國來說，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南亞中等國家中的5個戰略夥伴之一。雖然中馬之間的關係僅定義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是作為中國重要的周邊鄰國與地區合作夥伴，馬來西亞的崛起對中國的影響很大。

第一，馬來西亞中等國家戰略對於完善中國外交布局有著重要作用。十九大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描述為全方位外交布局，即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學者金燦榮在其文章中談到，在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中，我們找不到中等強國的位置。從中等國家自身實力來看，中等國家不具備大國的實力，中等國家的外交自然不屬於大國外交的範疇。但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加，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外交戰略需要轉型和調整。其中，定位中等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是中國外交必須思考的問題。馬來西亞是我國周邊外交的重要對象，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加強國際合作方面空間很大。近年來，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增強,雙方經貿合作日益加深，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為兩國的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平台。2017年，中馬雙邊貿易額為960億美元，同比增長10.5%，佔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的18.7%。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國，而馬來西亞是我國在東盟的重要貿易夥伴。隨著馬來西亞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全球性問題應對處理等重大問題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其未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與中國加強合作，中馬的合作空間很大。

其次，馬來西亞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著重要意義。馬來西亞在海陸複合型的中國周邊區域中具有特殊的地緣支點意義，是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國家之一。馬來西亞向西連通南亞、中東甚至非洲,向南可達澳大利亞和南太平洋地區，扼守馬六甲海峽，有條件建設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驛站」國家。而馬來西亞作為中等國家的典型代表，對於中國提出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秉承積極的態度。此外，馬來西亞還是中國—東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力推動者。從經濟體量上來看，中馬雙方相差很大。但是馬來西亞與中國有著深厚的地緣和歷史人文基礎，地區安全觀念認可接近，雙方互信程度較高。作為東盟最核心的成員國之一，馬來西亞在促進東盟與中國合作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最後，馬來西亞的中等國家戰略對中國周邊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南海問題和中國與東盟關係兩大議題上。從地緣政治上看，馬來西亞離南海的聲索範圍較遠，這使其對南海問題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支持糾紛的解決應該尋求外交、法律、軍事和安全倡議結合的途徑，這種做法一方面使之能確保主權聲索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維持中馬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馬來西亞在南海奉行「鞏固佔領」、增強南海防禦力量建設、有限開展海上安全合作的政策，以單邊佔領、雙邊協商與多邊解決的模式來處理南海爭端。近年來，隨著中國在南海島礁擴建活動的大力推進，馬來西亞方面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擔憂和焦慮，但它依然反對以衝突方式對抗中國，並堅持反對域外勢力介入本地區事務。因此，對南海問題，馬來西亞採取寬鬆的對華南海政策。

在中國與東盟關係上，東盟國家對中國有著諸多疑慮，很大部分來自於對安全的擔憂。但由於中馬雙方軍事互信程度較高，馬來西亞並不存在這種疑慮，反而在推動中國—東盟關係上做出了貢獻，對東盟地區的安全合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東盟「合作安全」框架的構建，南海問題以及東南亞反恐活動等。鑒於馬來西亞在南海問題甚至是東南亞地區中的重要地位，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與馬來西亞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爭取中馬南海爭端的突破性解決，成為中國與東盟南海聲索國爭端破題的示範，進而推動中國與東盟其他國家的合作與交流。

在現實中，美國作為全球的唯一超級大國具有超強的實力，在東南亞地區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而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自身實力和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均不斷增強。基於此，馬來西亞採取大國平衡外交，實現東南亞地區的均勢。平衡與大國之間的關係，符合本國國家利益的特定動機與目標。馬來西亞這種為本國利益尋求與美國和中國合作，而不是以任何形式依賴一方去對付另一方的態度，有利於中國周邊和平環境的建設。

五、結論

冷戰結束後，新興經濟體崛起，經濟的增長使得這些國家在國際經濟社會要求更多的話語權，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加深，中等國家的基本安全在國際環境中得到了保障。在這樣的國際大環境下，本文以馬來西亞作為案例，分析和探究中等國家如何提高影響力，即通過自身國家的身份的地位、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參與多邊合作和施展自己的外交戰略以及塑造良好的國際角色來建構自身話語權。通過對馬來西亞自身話語權的路徑構建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等國家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往往會利用自身優勢，藉助多邊組織和國際舞台，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不僅為東南亞中等國家甚至還為區域外的更多的中小國家提供了「範例」。

從國際政治層面來看，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中等國家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版圖並影響著地緣政治格局,中等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此外，馬來西亞建構話語權、提升國際地位的行為是中等國家對「非霸權主義」與「去強權政治」話語體系構建的有益嘗試，這不僅反映了中等國家的利益與訴求和表達自身關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訴求與主張，也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發展的趨勢。馬來西亞等中等國家的發展與崛起深刻作用於國際社會，同時也對中國產生了顯著影響。中國正處於進步發展的機遇期,大力推廣「一帶一路」倡議，建立和加強各國互聯互通的合作夥伴關係。在「21世紀海上絲綢」經濟帶沿線的67個國家及地區中，很多國家是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中等國家，因此中等國家建構話語權的路徑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此外，中等國家話語權建構路徑的研究對中國周邊外交、改善周邊環境和維護周邊安全有著顯著影響。對此，中國應該與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重點中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將其作為中國與「中等國家」關係的樣本，推動東南亞地區不同國際行為體間的關係,進而建立多維的立體互動模式，營造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共享地區繁榮與發展。（注釋略）

責任編輯/梁承露 顧心陽

圖文編輯/段德乾

作者：葛紅亮，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廣西民族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付琪琦，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研究生

文章來源：《東南亞南亞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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