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縱橫】兩宋紙幣發行的得與失

原標題：【文史縱橫】兩宋紙幣發行的得與失

世界貨幣史上，由官方發行紙幣的最早記錄是中國北宋仁宗時期。北宋初，四川富民就開始發行紙幣，稱為交子。至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改由官府發行。終北、南兩宋，紙幣名稱複雜多變，又稱楮幣、楮券、關子、會子等。在這個過程中，紙幣發行中產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當時就有不少人對此進行了探討。由於紙幣在宋代初次發行，紙張本身價格低廉，對於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銅幣的民眾來說，紙幣是否能長期穩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難免產生擔心。對此，宋朝政府採取發行紙幣必須有足夠的準備金和錢鈔並用的措施，以取信於民。

對準備金的強調

《長編》卷272的附錄中，記載了參知政事呂惠卿於熙寧八年(1075年)8月十三日記錄的宋神宗與群臣論交子的一段對話。「上曰：『交子自是錢對，鹽鈔自以鹽對，兩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許多做本?』上曰：『但出納盡，使民間信之，自不消本。』僉曰：『始初須要本，俟信後，然後帶得行。』」這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發行紙幣，要有一定的「本」作為準備金。當紙幣獲得人們的信用後，才可以超過「本」而發行了。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1記載了南宋紹興年間一位臣僚的建言：北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公家和私人都有好處，沒有反對的意見，正是因為發行紙幣的同時，政府有準備金可供民眾隨時兌換，因此能取信於民;但是，現在朝廷印造30萬紙幣，卻未見到準備金，並且朝廷還要繼續印造150萬紙幣，仍然沒有準備金以供民眾兌換，這怎麼能取信於民?朝廷印造發行紙幣，必須先籌足準備金，讓民眾不管帶多少紙幣來官府兌換銅錢，政府都能隨時予以兌換。

對準備金率的估算

宋徽宗大觀年間，時人周行己對準備金的具體數量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發行紙幣「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所謂「水火之失」，是指紙幣意外毀於水火等自然損耗;「盜賊之虞」是指紙幣容易被搶被偷，影響兌現;「往來之積」是指一部分紙幣經常在流通過程中被當作資金和財富儲積起來，不能兌現。這三條原因中，第一條自然損耗的數量不會很大，可以不予考慮。第二條如紙幣被搶被偷，仍有可能拿來使用或要求兌現，不能作為準備金可以低於紙幣發行額的理由。只有第三條才是紙幣發行準備金低於發行額的最主要原因，這是占不能兌現的紙幣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周行己預估三者各占紙幣發行量的1/3，所以認為只要有2/3的準備金，就可以保證全部紙幣的流通。周行己2/3準備金的理論雖然不一定是最恰當的比例，但他提出的紙幣發行不需要十足準備金的理論，則是對貨幣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貢獻。

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將領李綱反對發行紙幣，其依據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目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樁留錢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這就是說，發行交子，如沒有錢本，將為害無窮。但是，他又認為，如不得已要發行紙幣，那紙幣準備金的數量要佔發行紙幣總量的1/3左右。他說：「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樁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私物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李綱認為準備金比率在1/3左右比較合適，比北宋徽宗時周行己2/3準備金的比率估計更為準確。這與現代金融業中通常規定的28%準備金比率已很接近。

濫發紙幣的後果

綜觀史籍，北宋時期，紙幣的發行大多預留有準備金。據《宋史·食貨下三》載，「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因此，其大部分時間裡紙幣的發行還屬正常，沒有引起社會與經濟的大波動。宋徽宗「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這場短期的超本錢發行的風波才算平復。

南宋初年，軍費等浩大的開支使準備金難以籌措，宋高宗時為解決財政危機，朝廷發行紙幣往往是不預留準備金，遂致社會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如南宋紹興年間，一位言者就揭露了這種情況：「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並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樁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與此相反，宋孝宗時，朝廷發行紙幣比較重視預留準備金，就取得較好的成效，市場上紙幣流通平穩。如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左藏南庫給降會子二十五萬貫，分下臨安、平江、紹興府，明、秀州主管鹽事，措置收買額外浮鹽，報交引庫印鈔，召客算請，將息錢赴封樁庫別項樁管，以備循環收換會子」。到了南宋後期，由於國庫空虛，財政赤字巨大，統治者就只能飲鴆止渴，濫發紙幣，根本談不上準備金。正如端平年間大臣李鳴復上奏所言：「今日之財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為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為理財之術而已。」

紙幣金屬幣並用的原則及其實際效果

南宋著名抗金將領辛棄疾支持發行紙幣，主張國家稅收要銅錢、紙幣各徵收一半，以增強人民對紙幣的信任感。袁燮指出：「守銅楮相半之法……尚何憂銅錢之寡而楮幣之輕乎!」「錢會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項財政原則，但實施中往往走樣。政府是會子的發行者，但自己就不相信會子，在向老百姓徵收賦稅時多收錢少收會子，而支付時則多支會子少支錢，這隻能引發百姓對紙幣的更大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儲藏紙幣。正由於錢、楮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社會上普遍認為：「楮，虛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錢，實也，藏之而無弊也。況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無窮，民間之輸於上，則惟銅幣之為貴，吾何苦以吾之實而易彼之虛哉!」

南宋光宗時期，楊萬里提出「母子相權」論，主張金屬幣(銅錢、鐵錢)與紙幣並行。他認為兩淮有鐵錢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鐵錢的會子;江南有銅錢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銅錢的會子。這叫做「母子不相離」。反之，如果單有「子」(會子)，而無「母」(銅錢、鐵錢)，則不能發行。如沿江八州軍沒有鐵錢，鐵錢會子「無錢可兌，是無母之子」，因此難以流通。他這裡所說的「母子相權」，就是指紙幣可以兌為錢幣。不過他所主張的兌現只是市場上錢幣和紙幣能自由兌換，不是政府實行的紙幣兌現制度。在封建社會裡，市場上的自由兌換，必須建立在政府紙幣兌現的基礎上。只有後者能夠保持穩定的兌現制度，才能取信於民，實現前者的自由兌換。楊萬里的「母子相權」論在當時是有的放矢的，南宋時期政府濫發紙幣搜括百姓，以應付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且政府發行了大量的會子之後自身又不願接收，在百姓用紙幣納稅或繳納其他官項時，往往多方限制刁難。因此，楊萬里主張紙幣必須同金屬貨幣同時流通，紙幣能夠和金屬貨幣相兌換，這樣才能被百姓所接受，實現流通。

（方寶璋 ，內容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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