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酷熱能耐
文/陳猷華
【作者簡介】陳猷華，重慶市作協會員，南岸區作協常務副主席，散文隨筆集《潔凈的情感》被納入由文化部、財政部、人事部共同組織實施的「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中國的三大火爐城市，據說是南京、武漢、重慶。三個城市雖然依次處於長江的下游、中游，但高溫可能還是與江水關係不大吧？三個城市中，南京顯然沒有重慶和武漢熱。有一年六月中旬，我路過南京，遊覽了中山陵、明孝陵和秦淮河邊的城隍廟，那兩天都是細雨紛紛，身上襯衣加外套，仍覺得冷嗖嗖的。武漢呢，據女作家池莉在小說中的描寫，酷暑之時，一支支溫度計會在陽光下爆裂。武漢的高溫，令人恐怖。
重慶的高溫，應以2006年為最，當時的媒體上，甲說是五十年一遇，乙說是百年一遇，丙說是五百年一遇，反正夠嚇人的。從六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足足有三個月的時間沒有下過透雨，那太陽就越來越白，放射出的熱度就持續升高。攝氏三十八度、三十九度、四十度，四十一度，突破了媒體歷年來對溫度報道的限度。當年九月一日，單位組織專家去武隆仙女山開一個研討會，一路上看到的災情令人觸目驚心。農家院落旁邊的竹林都乾死了，一片灰白。連高速公路旁邊的草叢，也像被火燒了一樣枯焦。中午在一個鄉場的飯館就餐，下得車來，只覺得熱浪滾滾，悶熱得令人無法忍受。大家幾下吃完飯，就趕快上車，因車上有空調。當天報道的氣溫是攝氏41度。
其實重慶的夏天年年都酷熱難當，只是雨水少時熱的時間長一些，雨水多時就熱得短一點。
我小的時候，家家戶戶別說空調，連電扇也沒有，只有人手一把蒲扇。酷暑之夜，場鎮上每戶人家的大門都是洞開的，各家各戶都在門口街沿鋪上涼床涼板，或擺上涼椅，甚而僅是安放幾根長板凳，男女老少就躺在上面睡覺。一街的鼾聲，一街的蚊煙繚繞。
1970年代中期，我在「三線單位」當工人，當時風扇和空調仍沒有進入家庭。難耐的炎夏之夜，我打開窗戶，把床板一頭擱到窗沿上，一頭擱到三抽桌上。儘管床板一頭高一頭低，我躺在上面，也覺得有絲絲微風從窗外徐徐拂來，稍感涼爽，能夠安然入眠。
再往前，其實酷暑之時也是要在野外勞作的。我十六歲時，正值文革武鬥時期，公路不通，一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學攬了件下力活，約我一起幫縫紉社擔棉線，目的地是八十里外的茨竹場。一共一百斤棉線，各挑五十斤，每人可得二元六角錢。當時我沒有挑過幾回東西，更沒有挑擔走過這麼遠的路，但覺得那位同學得行，我也能做到。那是八月的一天，赤日炎炎，大家也不興帶水，挑著擔走了約四十里，快要爬完第二座山嶺時，我突然眼前一黑，卟通一聲倒在路邊。後來覺得脖子有點痛，睜眼一看，一農村婦女正為我「揪痧」。脖子掐紅了，掐烏了，我覺得清醒了些，謝過過路好心施救的農婦，就又挑著擔忍著饑渴頂著艷陽往上爬。那天從早上六點多鐘出發，到晚上六點多鐘才到達了茨竹場，如數交了貨，當場領到了力錢。
下鄉插隊的那年夏天，生產隊長照顧我，不叫我去撻谷（一般是壯勞力干），讓我跟婦女一起曬穀子。八月份是一年中氣溫最高的，曬穀子就得整天都要在光石壩子上守著，過一會就去翻曬一遍，天黑時再一挑挑的收回倉庫去。表面上曬穀比撻谷輕鬆，其實曬穀在太陽底下的時間要長得多，整天大汗淋漓。那個酷熱的八月，我忙得沒有到小河去游過一次泳，沒有找同學聊過一次天，日未出就上工，天黑才收工。我堅持了下來，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工分從九分升到九分八（最高十分），接近壯勞力了。
酷暑之時，享受空調當然愜意，但人在惡劣環境之時，也是能挺過去的。那些艱苦的歲月，想一想，也許在高溫下就會產生一絲涼意，煩躁的心就會安靜下來，所謂「心靜自然涼」！
（圖片來自於網路）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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