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

原標題：周六薦書｜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

撰文：斯蒂芬·哈爾西

翻譯：趙瑩

16世紀後，歐洲列強倚仗航海大發現，憑藉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科技，在世界各地擴張。20世紀初，歐洲殖民的觸手遍及全球各處，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歐洲人的統治之下。龐大如莫卧兒帝國，廣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脫被殖民的命運，殖民勢力間的爭奪和英國的援助也沒能讓奧斯曼帝國保住領土。

在歐洲殖民的狂風暴雨中，中國卻仍然屹立，保有了最基本的獨立。如果經濟體量和列強爭奪都不能讓一國免遭殖民，那麼，是什麼讓中國在19世紀走上了不同於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發展道路？在《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6月出版）作者哈爾西看來，是那個灰暗時代中人們對治國之道的探尋，是中國面對威脅時求富求強、捍衛主權的創造力。

哈爾西從財政、貿易、海關、通信、航運等相關史料和地方志中看到，在1850—1949年間，中國經過有意模仿和不斷嘗試，逐漸轉型為軍事-財政國家，那是財富、官僚體制和槍炮的嶄新結合。官員們增加稅收，擴大政府規模，建立起能夠舉全國之力的官僚體系，用西方的軍事技術裝備起新型軍隊，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中捍衛主權。這些探尋僅讓中國在那個屈辱的世紀里保有了最低限度的獨立，卻為後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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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軍事—財政國家的發展不僅取決於槍炮、戰艦等有形力量，還取決於對信息的快速獲取。政府為了保家衛國，必須要和其外國對手一樣迅速地搜集、組織和傳播知識。雖然中國在1872 年通過創辦一家近代輪船公司使其通信系統得到了加強，但是其運營僅限於國內海上航線。李鴻章等股肱之臣認識到需要一個更好的替代，建議國家採用一種西方的新型技術。1882 年，他建立了中國電報局，交由盛宣懷管理，這個股份制公司使中華帝國晚期的信息秩序發生了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報提高了大清帝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中的競爭力，使其人民能以更為卓越的眼光和技巧進行交涉、投入作戰，以及開展貿易。

19 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中央與邊陲地區之間政治信息的流動是在一個高效的驛傳系統的幫助下進行的。地方官員與皇上的交流是通過奏摺進行的，這是一種繞過了北京的很多正規官僚機構的密報制度。19 世紀中期的內亂摧毀了道路、運河和驛站，在之後的數年間，朝廷能用於修繕最基本的基礎設施的資源捉襟見肘。最初，官方擔心電報不僅會引來外國的政治滲透、民眾的反對，還會干擾自然環境，因此總理衙門以電報「諸多不便」為由對其敬而遠之。

1874 年，來自琉球的漂流船上的水手在台灣遇難，日本因這起海上事件進行報復，威脅要入侵台灣，此時，當局重新審視了他們對電報的上述態度。之後的19 世紀80 年代早期，由於在偏遠的邊陲地區外交危機再起，他們的立場反轉了過來。在五年內，首都北京和長江以及中國東部沿海的各主要港口之間已經都有電報線相連。到1908 年，中國電報局已經鋪設了41 417 里電纜，並在大清帝國境內建立了近400 個電報局分局。盛宣懷在1885 年指出：

查承辦各員皆能於從來未經之事，勞心苦思，胼手胝足，設法趲辦，或躬率工匠勘路植桿設線，終歲在途，頻經危險；或晝夜傳遞緊急軍務，寢饋不遑，甚至積勞成疾；或重洋護運料物，涉歷風濤。

儘管盛宣懷和李鴻章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是在19 世紀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電報局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貢獻還是值得兩人為之驕傲的。

電報在戰略情報競爭中增強了中國的實力，並有助於官方捍衛國家的「自主之權」。李鴻章經常用這一術語來描述中國電報局的角色，他在應對日常問題的同時也在對中國治國之道的知識基礎進行完善。在這一時期，官方雖然是在靠這項新技術搜集軍事、外交和政治情報，但是對其商業用途也瞭然於心。他們鼓勵中國商人收回國家自有之利權，與他們的西方對手進行商戰。此外，電報還增強了總理衙門在帝國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性，使其變為一個接收、處理並傳播戰略知識的中心。最後，嫻熟的外交技巧使中國沒有按西方設定的方式，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了全球信息秩序之中。

在19 世紀90 年代晚期，國家試圖壟斷新媒體，而士紳階層則開始用通電來表達其政治主張。上海發行的商業報紙《申報》上所刊載的這些消息是面向中國城市讀者群的，這些消息總是能在一個共同綱領下將中國各通商口岸的精英動員起來。例如，1900 年，在慈禧太后想要廢掉其侄子光緒帝時，是通電激起了人們的普遍反對，迫使她放棄了這一計劃。儘管電報是國家實力的擴充，但是它也創造出一個超出官方控制範圍的言政議政的領域。

對上述問題進行討論有什麼更為廣泛的意義呢？首先，中國電報局在政治、財政和組織上的成就對出現在很多二手文獻中的王朝衰落說提出了質疑。費維愷不僅對電報局多有詬病，還將洋務運動的經濟部分視作全盤皆輸而置之不理。儘管最近的評論者已經得出更為中肯的評價，本章還是要更清晰明確地強調公司的成功之處。此外，電報局提供了又一個契機，可以對新的治國之道的觀念基礎進行審視。當局在引入這套新的通信系統後，就開始全力應對外國政治滲透、技術轉型以及分擔國際責任等問題。他們輕車熟路地利用「主權」「商戰」「利權」等術語來解決這些重要的政治問題。在19 世紀晚期，李鴻章等清朝官員對經濟形成一套重商主義的理解，並將這些概念應用到了日常的商業決策中。最後，C. A. 貝利在其書的「 全球化」一章中給出了「 信息秩序」的概念，並用這一概念對與英屬印度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變遷做出解釋。實際上，在整個亞歐大陸，各帝國政權都認識到了戰略知識是其生存的關鍵，因此力圖將之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中。在19 世紀晚期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知識就是力量，而力量則是生存的保障。

2

郵驛系統及其衰落

17 世紀下半葉，清廷恢復了前朝所使用的通信系統。四個世紀之前，元朝期間（1279—1368）已經建立起一個巨大的驛站網路，用來傳送來自首都的上諭、報告和命令。差官持有驛遞的牌符以保障其通行安全，沿著他們的路線每隔一定距離就有一匹新的驛馬供其換乘。驛夫在驛站得到食物、水，並寄宿於此，有時他們可以日100 多英里（約160 千米）。他們的速度雖然取決於消息的緊急程度，但是即便是一般文件的傳送速度每天也達到20~40 英里（約30~60 千米）。隸屬於兵部的車駕司負責監督郵驛系統，並供應給它必要的驛夫、馬夫、司事人員、安保人員和馬匹。此外，朝廷在省內任命一名按察使管理該地區的驛站。朝廷還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來對公文的泄露、延誤和丟失進行懲罰。

在18 世紀20 年代，清朝開始使用驛傳系統來傳遞一種新型的密件，它被稱為奏摺，這類消息為皇上與行政高層之間私下交換意見提供了便利。皇帝在新設機構——軍機處——的幫助下處理這類信件，而題本和奏本則由常規官僚機構處理。最晚到1800 年，政府已經能比它潛在的競爭對手更快地搜集到戰略知識了。

在19 世紀上半葉，貪污腐敗和效率低下開始削弱國家的通信基礎設施。19 世紀50 年代，當時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戰使中國滿目瘡痍，帝國重要的交通運輸線路也遭到破壞。之後幾十年間，朝廷沒有足夠的資源購備新馬匹，重建驛站，以及提供人員和牲畜補給。與此同時，胥吏們從郵驛系統中侵吞資金，偷取糧食、草料和錢財，他們飼養的驛馬也少於法律要求的數量。改革者馮桂芬曾抱怨說：

乃日久弊生，而競為地方官之利藪……故驛中所畜之馬，類多老弱病疲。且管理馬號者，有幕友，有僕人，於乾草料豆等物，又節節剋扣。至馬夫而克無可克，於是減其飼秣，使不得飽，故驛站之馬，類多瘦乏，不能行走。

各省官員也在濫用這一體系，他們收受賄賂，快馬加急遞送私信，在驛站過夜時還一定要被奉若上賓。結果，一封奏摺從最南部的廣州送到北京的平均用時從1838 年的32 天延長到了1861 年的55 天。官方通信從貴陽城到達朝廷要117 天，且超過七個半月後才能收到回信。馮桂芬就曾抱怨：「數百里內文書竟遲至十餘日始到者。」清朝正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軍事挑戰，而就在那時，安全性差、耽擱拖延和貪污受賄則使郵驛系統遭到破壞。

3

中國早期對電報的反對

19 世紀60—70 年代，政府因為害怕電報會助長外國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滲透，以「 不便」為由拒絕了電報的引入。一位官員提醒道：「 惟洋人得步進步，詭譎萬端。」電報線應該在中國「 由海而江，由江而河，由河而陸」。早在1861 年，俄國大使就要求總理衙門批准在北京和西伯利亞的恰克圖之間鋪設電纜。朝廷拒絕了這一請求，而英國和丹麥公司隨後也要求獲權將國際電報線延至中國。1865 年，一名英國商人甚至開始在上海浦東一帶架設電線杆，只不過出於民眾反對才放棄了這一計劃。五年後，儘管當地官員三番五次表示抗議，丹麥的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還是頂風作案，在吳淞口和上海之間建成了一條線路。這些活動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並對國家對其境內信息秩序的控制構成威脅。江西巡撫沈葆楨報告：「 外洋之輪船，捷於中國之郵遞……若再任其設立銅線，則千里而遙，瞬息可通。更難保不於新聞紙中造作謠言。」沈葆楨預見到電報和報刊業之間的關聯，就未來二者的結合可能會對國家權力構成衝擊提出了警告。

朝廷以看重民眾對新技術的反對及其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影響為由，斷然拒絕了外國在中國建設電報線的意圖。實際上，在19世紀60—70 年代，這些只是考慮的次要問題。知縣們為阻止非法建設電報線，經常會策劃發動對外國商業活動的攻擊。他們讓民團成員喬裝打扮，指使他們去偷竊設備以及木材、銅線等建材。但是，地方官員也害怕攻擊或謀殺會「肇起釁端」。1874—1875 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一大群失控的暴民是相當危險的。在福建省，大北公司的僱員們遭到了一群憤怒的本地人的一頓暴打。只不過哥本哈根沒有實力對之施以懲罰，北京因此得以免食惡果。而在中國1881 年建設首條本地電報線時，李鴻章卻報告說該線沿線700 英里（約1 100 千米）「毫無擾累」。

在19 世紀60—70 年代，總理衙門還認為：電報會威脅到中國傳統文化信仰的完整性；電線杆有損自然景觀，擾亂了貫穿於地形之中的精神能量的流動，玷污了廟宇、祠堂、墳地等神聖之地。一位官員聲明：

銅線之害不可枚舉……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事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

在所有社會中，規範價值都塑造著技術轉型的進程，但是對於外國看客來說，中國人誇大了「古老習俗」的重要性。19 世紀80 年代早期，在精英們的觀念發生轉變後，這種借口幾乎一夜之間就從官方話語中消失了。但在實踐中，勘測員、工程師和工人們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侵犯到「墳墓、樹林、民房」以及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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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與電報（1874—1881）

在19 世紀70—80 年代，一系列的邊境危機使官方對電報進入中國的反感有所減弱。1874 年，台灣島上的少數民族殺死數名來自琉球群島的水手，日本隨後派軍遠征台灣以示懲戒。結果，清朝當局面臨著一個危急情況，那就是在距政治中心北京千里之外的地方，戰事可能會一觸即發。沈葆楨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去解決這一危機，而他發現，要跨越台灣海峽使信息及時互通簡直是天方夜譚。身處位於福建省省會福州的衙門，他無法對備戰活動進行協調指揮。結果，沈葆楨摒棄了自己早先對於電報的懷疑猜忌，指出：「由津而滬而粵，洋人均有電報，而我無之。外國消息外國知之，而中國不知，猶之可也。中國消息外國知之，而中國不知，可乎哉？」沈葆楨要求允許將他在福州的指揮部與沿海的船塢相連，然後將水下電纜鋪設到台灣。中國在技術上沒有完成這一工程所需的專業知識，因此他建議朝廷與大北公司簽訂合同。

儘管一份對日外交協議使這次突發事件宣告結束，但是到那時，丹麥人已經完成了一小段陸上電纜。他們建議沈葆楨利用多餘的建材來聯通廈門港和福州。1875 年，朝廷批准了福州至廈門的電纜建設，但之後由於「民眾」反對，大北公司取消了這一工程。當地官員和士紳組織人手侵吞了公司的財物，而這一暴力事件很快就失控了。大北公司的管理者們判斷，危機發展下去將不堪設想，轉而要求其政府提請清廷官方對大北公司進行保護。為向公司賠禮道歉，北京雖然全款買下了這條線路，但是這還是使福州—廈門線的建設就此結束。反倒是福建巡撫丁日昌在1877 年利用這些電纜、木材和設備在台灣建起了一個小型電報網路。

1879—1881 年，又一起邊界糾紛以更清晰的方式使這項技術的價值得以凸顯。19 世紀中期的內亂期間，俄國軍隊佔領了新疆伊犁。清朝在19 世紀70 年代恢復其秩序後，俄國人稱這些士兵是一支維和部隊，拒絕撤出這一地區。清朝派往聖彼得堡的大臣急於避免戰爭，在皇上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了徹底的讓步。李鴻章在痛斥崇厚時評論道：

查俄國海線可達上海，旱線可達恰克圖，其消息靈捷極矣。即如曾紀澤由俄國電報到上海只須一日，由上海至京城，現系輪船附寄尚須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驛必以十日為期。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里，消息反遲十倍。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於中國，利害已判若徑庭……是電報實為防務必需之物。

李鴻章還告知朝廷，中國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海軍的襲擊，需要一個快速的軍事報告系統。電報通信能使中國內部「消息靈捷」，並有助於對調往被外來入侵威脅地區的人員、物資和武器進行協調。然而，他還將電報看作一種具有雙重功用的技術，認為在和平時期它可以刺激商業，增加國家財富，其本身也可以逐漸發展為一樁利潤豐厚的生意。1881 年，北京通過與俄國交涉，收復了伊犁河谷的大部分地區。同年，皇上批准在中國創立一套近代通信系統。

5

電報網路的建設與管理

1882年，在丹麥工程師、勘測員和技術人員的協助下，李鴻章完成了天津一上海電報線的建設。到20世紀早期，已經有14萬餘英里(約2.3萬千米)的電纜將中國的中央、外省和邊陲地區連接在起。這一網路首次將東部沿海的主要港口城市連接起來，並擴展到北京以及長江沿岸的內陸地區，最終抵達雲南、貴州、新疆蒙古、西藏和東北等邊境地區。到19世紀末，中國電報局在中國已擁有近400個電報局分局和數千名僱員。

1881-1882年，李鴻章和大北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建設天津上海線，「且緣丹系小國，其人尚易駕馭……為我用」。清政府保持著對其境內電纜的控制權，丹麥人在購買設備、訓練中國接線員和提供技術建議中所發揮的作用都受到限制。此外，當局還在天津、上海、南京和廣州創辦電報學堂，開設的課程包括數學、科學電工和外語。李鴻章評論道，儘管「僱用洋人教習中國學生，自行經理，庶幾權自我操，持久不敝」。1882年年初，共計32名學生及時畢業，最初的電報線路得以運轉。一年後，盛宣懷又將40到50名的一批新人送往上海一廣州沿線的電報局就職。中國電報局出版中文教材，並在一段時間後開始削減受雇的丹麥教習的人數。在19世紀80年代，它不再依靠這家外國公司，並通過取消外國教習、工程師和顧問的高薪降低了開銷。在帝國晩期，李鴻章和盛宣懷以技巧和豐富的想像力掌控了技術轉型的進程，為長距離通信開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既沒有在中國主權上做出妥協，也沒有讓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土地上擴展其業務，就達成了上述重要的戰略目標。

儘管李鴻章將輪船公司當作了電報局的樣板，但他還是對其中幾個重要特徵進行了改進。他把中國電報局劃分為國有的官電局和按股份制組織起來的商電局。李鴻章告知朝廷：「有官設之線，有商設之線。凡關係國家政務者，線由官造，局由官辦；凡商貨稠密之區，方由商人設立。」

天津、上海和廣州之間私人交通的流量巨大，因此中國東部電報網路的核心是由商業部門控制的。李鴻章任命盛宣懷出任總辦他們有時會在不同的國有企業之間進行人員調動。商業部門通過私人投資為中國電報局的運營提供資金，并力圖使其股東獲得最大收益，在這點上，它與輪船公司如出一轍。電報局章程規定：「商本十萬兩分作一千股，每股百兩，酌提官利，長年一分」2到20世紀早期，中國電報局已經吸引了220萬洋元的實交股本。包括中國電報局的官方贊助人和許多通商口岸的商人在內，共500名投資者購入了公司的證券。

李鴻章之所以任命商人在公司中擔任重要的管理職務，是因為他們擁有管理經驗、融資渠道和私人關係網。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在為輪船公司和電報局工作之前，都曾充當過通商口岸的西方企業的買辦。上海分局會辦經元善先是在其家族的錢莊生意中積累了一筆財產，之後在19世紀70年代，他廣行善舉，贏得一片讚譽之聲。在這些人強有力的領導下，中國電報局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為其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回報。此外，為償還政府為其啟動所提供的一系列貸款，電報局在1887年前一直無償地為官方發送電報，之後則以半價發送官方電報。中國電報局的收入在其創辦頭一年為61664銀圓到1906年增至200萬銀圓。到20世紀早期，公司年利潤達到20萬銀圓，占其總資本的一成，而它的年收入則達到160多萬銀圓。

官方電報網路將中國的中央和邊陲地區連在一起，其線路的構成是服務于軍事、外交和戰略目的的。在電報局官、商兩個部門中供職的雖然是同一套班子，但偏遠邊境地區的電纜則是由政府創建並維持的。盛宣懷對中國電報局的商業運營和官方職責實行總體監督，並向李鴻章彙報情況，這一行為一直持續到其贊助人1901年去世為止。北京雖然是在1908年才對整個系統實行國有化，但中國電報局早在19世紀80年代成立之初就已對這一新技術建立了有效的壟斷。

6

電報與治國之道的新話語

19 世紀80 年代中期，為將中國和國際電報網聯通，中國電報局和大北公司以及英國的大東公司簽訂了合同。這些合同的交涉需要官員們將新的治國之道的觀念應用到一系列具體政治和經濟問題中去。當局每次與歐洲公司會談時，都對他們關於權利、主權、獨立自主和國際法的理解進行完善。19 世紀晚期，最終的合同使中國融入了全球信息秩序中，而該國的財富以及領土完整並未受到侵害。雖然經歷了漫長的唇槍舌劍，但是可以說，最終三方都是贏家。

1870 年，大東公司要求獲權從香港向上海鋪設水下電纜。公司的管理者們想在公共租界開辦一家電報局，將其商業業務延伸至內地，然後再擴展到其他通商口岸。然而，由於他們提出的線路侵犯了中國的海疆，總理衙門拒絕了他們的計劃。作為替代，總理衙門允許英國公司在上海的港灣里停泊一條駁船，將水下電纜引到甲板上來收發消息。當局稱：「所有安設線端船隻，准其在沿海埠口各洋船向來灣泊碼頭之外近海處所停泊，以示限制。」這一安排在海陸之間畫出了一條明確的界線，也在此後為中國融入國際網路提供了模板。歐洲公司要麼接受總理衙門的規定，要麼為能在中國經營業務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化為泡影。例如，北京後來以相同的理由拒不同意大東公司在香港島、九龍和廣州之間鋪設電纜。李鴻章在一封奏摺中指出：

香港系英國屬境，海面系各國公共之地。若欲添設水線，自無勸阻之理。至粵省上岸，則應由總督與廣東督撫主矣……惟陸路電線必須由中國自設。無論何國斷不得攙越一步。

在這份公文中，李鴻章對國際海上公共領域和中國對其自有領土的專屬權利進行了區分，進而將國家的電報系統描述為「 以資聯絡而伸我自主之權」的一個工具。

儘管在19 世紀80—90 年代，清朝官方統一將電報網路與國際電纜相連，但為維護其國家的戰略利益而煞費苦心。他們與外國公司簽訂了一系列合同，以此來規範電纜通信，制定價格，並安排利益分配。中國電報局上海分局會辦經元善建議，在進行這些交涉時，可以參考與英國承運商簽訂的航運線路合同。1887 年，三家公司達成諒解，保證中國電報局在上海、福州和廈門的國際電報中享有10% 的利潤。此外，大東和大北兩家公司同意免費發送包括清朝駐外使領館往來電文在內的官方加密電文。1896 年，盛宣懷更改了合同條款，堅持要在接下來的50 年中均分國際通信收入。在19 世紀晚期的全球信息秩序中，這一安排象徵著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

當局還用一個新的政治術語來描述外國在中國領土上的非法活動。在19 世紀60—70 年代，儘管總理衙門一再表示反對，歐洲公司還是試圖在中國鋪設陸上電纜。1875—1876 年，閩浙總督李鶴年認為，福州—廈門陸上電纜會危及國家權，因此表示反對。他力勸北京在這一工程上「 權由中國自主」，以免列強利用這一點使中國在政治上門戶洞開。李鴻章和盛宣懷的通信中經常提及這一觀點，這表明他們將中國的電報網與更廣闊的戰略目標聯繫在了一起。在有關這一主題更直接的論述中，李鴻章指出：「電線事宜關係國家自主之權力。是以眾商承辦之電線，國家無不維持保護。」

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朝的官員們認識到，一國主權涉及資源、人民和土地，在具體語境中呈現出的形式千差萬別。1887—1888 年，中國加入1865 年的《國際電報公約》，從而引發熱議，中國電報局的管理者們用這種新的政治話語來表達其主張。一位評論者首次談到，美國是禁止外國電報公司在其國土上經營業務的。他隨後斷言：「 須以中國自主土地之權方能約束其所為。」相比之下，一名協定的支持者則認為，通過遵守國際法律規範，國家的國體可得以鞏固。中國如果拒絕加入國際組織，反而會被列強視為「 疏遠之邦」。「 必至聲氣不通」，在閉目塞聽會危及政權存亡的世界裡，這是一種不祥之兆。

在這一時期，商業精英開始主張獨享中國境內的利益。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將商戰的概念應用到中國電報局上，將其角色與中國招商局在近代交通運輸領域中的角色相提並論。西方電報公司不僅在戰略上給中國造成威脅，還可能抽干中國的財富。李鴻章就中國喪失其自有之權利的災難性後果提出了警告，而盛宣懷也稱：「東西洋各國，無不竭力維持公司。」儘管中國電報局有和外國公司的合同在身，它的管理者們還是將與列強之間的經濟競爭想像為一種零和博弈。清朝官員又一次將主權定義為一種無條件的控制權，直到1900 年後，才不再使用這一定義。如果中國不能控制其電報網路所產生的利益，那麼西方公司就會搶佔先機奪取這些利益。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戰略角度來看，這種情況都讓人無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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