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都被誰抓住了？他們後來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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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專欄|老照片文/宋燕

最近有個熱詞叫「階層固化」，指的是通過努力改變自己命運、實現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寒門」再難出「貴子」，公平上升的通道逐漸關閉的狀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很多曾在社會底層的人們靠著自己的勤勞智慧，靠著受教育，躋身中產階級，他們中的少數甚至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打造出一個又一個勵志神話。而近十年來，神話正在逐漸消失，人們的恐慌日益嚴重，生怕趕不上最後的機會。

歷史總是相似的，但人們的忘性太大，常常意識不到自己踏的是前幾輩人的老路。今天經歷的這場社會變革並不是中國的第一次，近百年前，中國已經出現過一次。在那次波瀾壯闊的階級上升中，一些人打拚成了中產，另一些人看著大門緩緩關上。只不過那次變革沒有覆蓋全國，而主要發生在上海。

1945年的上海，繁華的外灘

一，

上海自1943年開埠，因為海關的存在和諸多洋行的進入，逐漸由一個小縣城變成了一個大都市。民國後，隨著第一次資本主義大潮的來襲，上海出現了一大批新式的行業與企業，就業機會劇增，引發各地的人們向這裡湧來。1843年，開埠時的上海城市人口僅20多萬，1910年已為129萬人，1930年為314萬人，1947年為449萬人，1949年初達到546萬人。人口的激增並非源自自然增長和轄區的擴大，而是大量外來人口所致。據統計，1930年時，上海市上海人與外地人的比例，為26:74，也就是說，100個人里，有74個人都是外地人。二、三十年代遷入上海的知識分子堪稱中國文化界現代性最強、最為顯赫的一支力量，幾乎為清一色的新式知識分子，其中還包括大批學成歸來的留學生。還有很多到上海求學的外地學生們，學成後也留在了上海。

如今關於「硬碟」的揶揄在那時就已經成為過社會心理之一種，1929年出版的一本《上海的研究》里曾這樣介紹：「上海人到了內地，內地人對他，往往有一種特殊感覺；上海人也就格外地播搖擺擺，自示不凡；至於內地人一旦到了上海，那在他眼光中看出來的上海人，格外有些覺得神聖不可侵犯。其實，上海人和內地人，有什麼大不同之處？至多不過一個環境而已！然而就是這一個環境問題，上海人已足以靠此而唯我獨尊了。」——聽起來是不是也覺得蠻耳熟的？

洶湧而來的「滬漂兒」靠著勤勞的打拚、同鄉的幫襯和自己的一技之長，在上海扎了根，他們當中有曾經的商人、買辦、地主、官僚、中下級紳士文人，也有新型知識分子、留學回國人員、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到了上海，他們成了新式商人、企業家、公司洋行職員、商鋪夥計、近代文化教育機構中的文化人、自由職業者、工廠工人以及個體勞動者。

1947年的上海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經濟結構變化和社會轉型造就的職業需求一波接一波出現，法律顧問、律師、會計師、經理、總辦、秘書(尤其是英文秘書)、譯員、工程師、醫師、藥劑師、新聞記者、出版編輯、大學教師……很多以前從未聽過的崗位急切地招攬有專業技能的人才，1919至1927年不到10年間，每年新開業的銀行就有49家，百貨公司冒出來近200家，而報社、出版社等文化機構則如爆發一般湧現。對於能較早獲得較高學歷的青年來說，基本不存在就業難的問題，收入也頗為優厚。

二，

新職業製造了新需求，新需求富裕了新階層。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中產階級，就從這些人當中產生了。以受過較高的教育，擁有某項專門技能，有一個體面的職業為標誌，這個階層的人數達到30萬人。他們的家庭月收入低的平均在66元，高的一二百元甚至上千元，租住兩三間房子，用得起月工資4元的女傭，冰箱、電唱機、收音機等也為不少家庭所擁有。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並不比底層人掙得多多少，但是新興職業實行的多等級、小級差的工資制度，使他們有著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因此，他們願意短暫地忍受低薪待遇。

那個時代，上層和中產的劃分並不清晰，兩個階層互相流動之路是暢通的，成長於民族工業黃金時期的新式企業家中，既有出自士紳家族的顯貴，也有源自平民階層的新貴，還有來自海外的華僑。他們在短短數年或數十年的時間裡，便躋身於社會精英的行列。現代火柴工業創始人之一宋煒臣，同時又在採礦業、化學工業和機械工業領域中廣有投資，估計擁有300多萬元的開辦和合辦資本。1901年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將其在一家小錢莊所獲得的利潤投資於茂新機器麵粉廠，接著再以麵粉業的盈餘投資紡織業。從1915年榮氏兄弟在上海創辦申新第一紡織廠起，至1931年短短16年時間裡，共創辦了9家紡織工廠。榮氏企業在1903年創辦時只有自有資本5萬元，1922年已增至1043萬元。這些新晉富豪，按照當時出版的書中的評價：「他們所有的人具有共同的特殊才能，能緊緊抓住發財致富和提高社會地位的機遇。」他們，成了中產們奮鬥的榜樣。

1947年交通嚴重堵塞的上海

三，

中產們有著驕傲的自我認知，他們培育出了一套屬於自己群體的生活方式，來區別於普通勞動群體。這套生活方式如今依然被人稱頌，成為「海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崇尚吃西餐、喝咖啡。醫生出身的的周仲英回憶，「開始的時候都是不懂的，你得看別人怎麼吃。難是難在點菜，因為西餐的菜單上來是用三種文字，英文、法文、有些是義大利文，寫的名字都是很怪的，你看不懂。有時三行字寫在一起，其實是一個菜，結果叫他來了三盆，其實都是一樣的。」

他們喜歡穿西裝。三十年代初，上海大大小小的西裝店共有數百家，職工約有萬人之多。據稱「海上人士穿西裝的，約佔十之四五」。在周仲英老人記憶中，當時看西裝已成為男士們社交時的一項必修功課，「大家出去在外面聚會、吃飯，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朋友們穿的衣服的顏色怎麼樣、料子好不好，是美國貨嗎？美國貨的衣服松，英國貨的衣服緊」。而且領帶是要天天換的，上班穿的西裝和晚上吃飯的衣服一定要不同的，否則就是「沒派頭，不夠紳士」。

1947年的上海廣告牆

他們看電影。當時走進大光明電影院，「女的一定要穿長旗袍，男的西裝筆挺是起碼的，有的還穿上了燕尾服，看電影成了很多人生活中值得炫耀的大事」。對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職員以及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來說，「往往以看美國影片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現，作為趕時髦的談資」。

他們還愛跳舞、運動。1928年某報評述上海的跳舞熱已達沸點，「少年淑女競相學習，頗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認為上海人之勢。」《玲瓏》雜誌上的文章甚至稱，跳舞不光是一種社交，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門學問。一些職員成為體育事業的積極分子，銀行業、郵電業、煙草業等都有自己的球隊和體育會，而且這些體育會保持了較高的水準。當時上海銀行業自己組織的半職業籃球隊，還打入了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

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引領著時尚，他們成了令人羨慕的一個群體。

四，

向上流動之路是從30年代開始變得擁擠的。一方面隨著上海發展的成熟，就業機會不再那麼富裕，競爭越來越激烈；另一方面，教育費用和教育機會水漲船高，對家庭的經濟篩選越來越厲害。

人才太多了，好的崗位對學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早些年，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人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而到了20年代以後，職員的專業技能一般都需要通過考核才能被證明，並按學歷納入不同的職業和職別。市政府公務員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為24%，軍事或警察院校的畢業生約14%，絕大多數供職於公安局。中國銀行的主要負責人共38人，曾留學美、英、日、瑞士大學的有20人之多，有國內大學學歷的7人，外籍專家2人。到40年代中期，新亞企業系統各部門經理、處長、部長、主任等重要骨幹，大都由具有執業資格的藥劑師、會計師、律師等專門人才擔任，信誼藥廠的各部主任大都為留學法、德、美等國的畢業生或是中法大學的畢業生擔任。統計資料告訴我們，在那個時代的上海想進入中產階級，不接受新式教育是不行的。

然而接受新式教育，卻不再是普通勞動家庭能夠負擔的了。1935年，一名學生在聖約翰大學一年的人均支出為750美元，遠非當時一般家庭所能承擔。普通私立大學的學費是一個普通工人年收入的2/3。貧寒子弟只能上公立大學，而伴隨著低收費的是高競爭。交通大學、上海商學院等學校競爭激烈，上海、浙江、江蘇甚至安徽、福建的考生都到上海來報考。

中學也成了拼爹場。據1931年第一學期的調查，市立中學1270名學生的家長，在商界工作的佔39.7%，學界佔16.8%，政界11.7%，農界10.8%，工界5.2%，交通界3.2%，醫界3.1%，軍警界1.9%，律師界0.9%，未詳6.7%。

1933年1月21日的《生活》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星翁的讀者來信，談到了當時教育界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繳費是入學的先決條件，也就是入學的唯一手續，只要你肯出錢，萬事總可商量。在中國，中等以上的教育為資產階級所專用，這是無可掩蔽的事實」。

五，

升級難，保級也難。20年代末至30年代，就業難、保職難等問題使職員階層普遍感到苦悶與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間，上海職業指導所進行的職業談話36,491人，其中就業問題佔了70%，因感覺謀生困難而來求指導者居大多數。在登記謀職的20,880人中，其中包括3949名國內外大學畢業生，最後只有不到1/10找到了工作。

擁有的東西，也是分分鐘被奪走。在上海這一特殊的轉型社會裡，無論是企業家還是銀行家,即便身處上層社會，也不是統治社會的決定力量。1935年改組中行的風波里，宋子文被任命為中行董事長，總經理負責制被改為董事長負責制，官股比例擴大至一半，並有了占絕對優勢的發言權和投票權，導致掌握中行實權達20年之久的江浙資產階級，隨著董事會的改組而大權旁落，政府由此直接控制了中國銀行。南京政府還利用此次風波，成功地控制了全國66%-70%的銀行機構。

1947年上海一家幼稚園內

內戰爆發後，政治秩序失控造成經濟崩潰，職員生活水準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1947年小學教員月薪只夠買半石米，大學教授不得不兼課以謀補助。1948年8月金圓券貶值，小學教師吳美儀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和我父親(中學教師)的工資就只好買兩擔煤球」。中央銀行職員章立先生也感到了不小的壓力,「到後來通貨膨脹以後了，工友和職員都一樣，每個月發兩袋米，工資已經不值錢了。」一場危機，辛苦多年躋身中產，一夜之間就與底層無差。

尾聲

不過，無論競爭多激烈，保級多艱難，這套規則一直還是運轉著，一批人掉落，馬上有新貴晉級，真正的變化還是發生在1949年。階層流動隨著新意識形態實施而改變了規則，新中國成立後，中產階級消失在時代洪流中，沒有痕迹，也沒留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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