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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黨爭,特朗普支持誰誰就贏?

2018年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不但是共和黨建制派的潰敗,也是民主黨建制派的潰敗。兩黨內部都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尷尬選情,標誌著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原有的立場上更加極端和強硬。政黨政治極化當然會加劇美國政治的僵局。而打破這僵局所帶來的後果,將是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變化。


一、新手政治,還是極化政治?

震撼性的選舉新聞首先發生在民主黨的黨內初選中。6月28日,民主黨黨內初選結果公布,28歲的社會主義者Alexandria Ocasio-Cortez擊敗資深民主黨議員Joe Crowley,而後者原本計劃中是要成為下一屆眾議院議長的。

Joe Crowley的出局,意味著建制派失去了一桿大旗。至於今次當選的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桑德斯社會主義主張的堅定支持者。這位年輕的拉丁裔女士的當選,意味著民主黨建制派,包括掌握巨大權力的國會領袖,正在邊緣化,民主黨在政治光譜上向左移動了一大步。

其實,同樣的事情在4年前的國會中期選舉就發生在共和黨身上,而且是一模一樣。當時共和黨眾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坎特試圖連任弗吉尼亞州眾議員,他在這個位置上已經連任7屆,不出意外將成為下屆眾議院議長。

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茶黨候選人大衛·布萊特橫空出世,在共和黨內初選中擊敗了坎特。共和黨國會領袖敗給一位從未有過從政經歷的大學教授,意味著共和黨建制派開始潰敗。兩年後,在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建制派潰敗得更為徹底:在最後有資格競逐總統候選人位置的,只剩下特朗普、克魯茲和盧比奧,沒有一位是建制派。共和黨在政治光譜上向右移動了一大步。

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上,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居於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曾經是2016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的希拉里和傑布布希可以作為兩黨建制派的代表。而今次當選的社會主義者Alexandria Ocasio-Cortez ,以及2016年參選總統的民主黨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在政治光譜上處於更加靠左的位置,茶黨的大衛布萊特,以及2016年參選總統的泰德. 克魯茲,則處於更加靠右的位置。

而特朗普則是全光譜政治人物,無法按美國政治傳統歸類,因為他同時採取國家安全的共和黨建制派政策、國家干預經濟的民主黨建制派政策、重度減稅的茶黨政策和反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但最重要的政治取向仍接近於茶黨。

在一個選舉政治的國家,政黨取向只是社會力量的風向標。在這場選舉中,人們寧可選舉政治上的新手,也不要那些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建制派,意味著溫和派政治家已經沒有什麼市場,兩黨都向著更左和更右的極化方向持續發展——民主黨向更左的社會主義方向轉身,而共和黨則早已向更右的茶黨方向滑去。兩黨之間當然也會越發疏離。


和民主黨人向左轉相類似,大多數共和黨競選人在黨內初選中開始了「特朗普化」的進程。原本茶黨就和特朗普在政策主張上相當接近,現在許多茶黨候選人甚至開始學習特朗普的做派和競選風格。更重要的是,許多新的共和黨候選人在政治上與特朗普聯成一氣,將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斬落馬下。在6月12日弗吉尼亞州共和党參議員預選中,3名競選人都宣稱自己支持特朗普,勝選者科里·斯圖爾特更是模仿特朗普競選風格,最後獲勝。

不僅如此,共和黨已在美國50州中的半數以上舉行了國會中期選舉的黨內初選。這些初選呈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規律:特朗普支持誰,誰就贏;反對誰,誰就輸。迄今特朗普在推特上公開支持的競選人包括,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競選者科里·斯圖爾特,南卡羅來納州競選者凱蒂·阿林頓。目前均已勝出。而西弗吉尼亞州共和党參議員競選人唐·布蘭肯希普、南卡羅來納州前州長馬克·桑福德均在特朗普發出反對的推特後敗北。

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的影響力來自真實的政績:即使是不唯GDP論的美國也高興地接受GDP增高的經濟成果;更為重要的指標失業率已經從奧巴馬在任時8%以上的高位迅速下降到3.8%的合理區間,有工作的美國人數量創歷史新高;還有一個數據是工資從2017年下半年迄今每個月都在上漲。

倒霉的奧巴馬8年任內度過了完整的金融危機過程,如今金融危機看來將在特朗普任期內結束。隨著美國經濟數據持續向好,特朗普的黨內支持率達到了驚人的87%。特朗普不斷提升的黨內威望成為他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的最大本錢。

與之相應的後果,則是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在從一個以主張有限政府、支持自由貿易的政黨,向特朗普所主張的反建制、反移民、反自由貿易、民粹化的政黨轉型。正如受特朗普支持的共和黨勝選者阿林頓所說:「我們是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政黨」。


當然,黨內初選只是決勝出了代表各自政黨去參與兩黨角逐的黨內候選人。真正的考驗是其後的國會中期正式選舉。而在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和共和黨很可能會分別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形成國會內部的僵局。

眾議院435個席位中,目前的形式是,共和黨佔236席,民主黨193席,再加上6個席位空缺。民主黨至少要贏得218席位才能成為多數黨,難度確實很大。但按照現在的選舉形勢,民主黨新一代政治家(包括社會主義者)正在凝聚支持。預測在眾議院的選舉中,民主黨具有一定的優勢,應該可以超過多數黨所需的218席。

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目前共和黨51席,民主黨47席。看起來雙方差距不大,民主黨需要51個席位才能成為多數黨。但問題是,這一次民主黨需要改選的席位有35至26個,而共和黨僅有9個席位改選。所以民主黨想一下子勝出20多個席位而控制參議院,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整體經濟形勢對共和黨有利。GDP增長、工資增長、失業率創新低、股市繁榮,都給現在共和黨帶來更多認可和支持。近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與《華爾街日報》的聯合民調顯示,半數受訪者支持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同時,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也從4月份的39%上升至44%。這讓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底氣很足。

而民主黨最大的劣勢還不是缺乏有力的領導人,而是缺乏核心政策理念。逆全球化的國際趨勢、以及國內社會政治氛圍對共和黨有利。民調顯示,認為國家發展方向正確的受訪者從4月的31%上升為目前的36%,認為國家走向錯誤的則從62%將至55%。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民眾認可共和黨的執政效果。至於民主黨的「醫療保健」和「稅改」等政策取向,既不重要,也難以得到選民支持。

如果上述數據所表現出來的競選效應持續發酵,那麼在未來中期選舉結束後,很可能出現民主黨艱難入主眾議院,而共和黨仍控制參議院的局面。如此一來,在未來的美國政治中,不但會有國會內部兩黨的分裂,很可能還會有參眾兩院的分裂。到時美國國會的行動力會進一步削弱,而且由於眾議院以民主黨為主,國會對總統的制約會有所增強。特朗普與國會的鬥爭也會加劇。


政黨極化的效應不止會作用於一次選舉上,而會持續地影響美國政治風氣。在美國國會中,由於兩黨的理念分歧不斷加大,一方會阻止另一方提出的任何法案,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導致兩黨之間很難形成共識,會經常帶來政治僵局。在這僵局下,少數反對者成了關鍵,即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至於民主所仰賴的多數派,則難以真正發揮作用。而當雙方都動彈不得時,特朗普這樣高度靈活的政治人物就會漁翁得利。

現在的國會議員們在代表各自利益集團的時候更加互不相讓,因為議員與利益集團之間的結合比以往更加直接和緊密。本輪選舉,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擁槍團體將97.9%的資金投向了共和黨,環保團體則將95.7%的資金投給了民主黨。利益集團與特定政黨的關係公開化了,政治共識的建立變得愈發困難。

尤其是兩黨在關鍵問題上的長期分歧,甚至會使得政府無法運轉。2017年,僅僅因為一項並非特別重要的議案,兩黨僵持不下,竟導致政府關門。總統上任一年就遇到政府關門,而且總統所在的共和黨還佔據了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在美國歷史上還是首次。

同時,政治上的分歧極端化,也會讓政治人物的選擇空間變窄。很多政治人物「在出現分歧時,爭執雙方不是積極溝通,而是自說自話,甚至一走了之。」 幾年前,為了反對民主黨的一項臨時撥款法案,茶党參議員泰德·克魯茲發表了一篇長達21小時19分鐘的「冗長演說」,抨擊奧巴馬醫改法案。這種做法實在是降低了美國民主的效率和公信力。令美國人對政客們的評價又低了一層。

中期選舉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政見上越來越遠,力量上卻彼此接近,可以想見,此後政府關門、債務上限爭鬥以及激進的政治立法僵局將可能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長貝絲·達沃斯的提名,在參議院投票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50-50的僵局,險些被否決。作為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在歷史上第一次加入投票人行列,才最終得出結果。弗里德曼認為,這種「否決政體」現象的出現使今天的美國正在悲劇般地兩極化,「如此以往,美國式民主制度將步向死亡」。這當然有些誇大其詞,但政黨極化對於國家和社會的傷害卻是不言而喻的。


政黨極化的背後,是美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理念的極化。一個理想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形的,即中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富人和窮人占人口的少數。

這種收入分配結構不但具有經濟上的積極意義,而且在政策取向和倫理建構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馬克思說,一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美國在二戰後長期保持著70%以上的中產階級人口比例,不可避免地讓中產階級的理性觀念統治了這個社會,極端主義的思潮在美國向來不受歡迎。

但最近十幾年以來,美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中產階級的迅速潰敗,以及極度富有的人群和極度貧困的人群數量同時增長。除了中產階級人群在20年的時間內從70%迅速縮減到40%以下之外,全美富人和窮人的數量同時出現快速增長。這種變化也是史無前例的。

21世紀頭幾年,美國每年新增的百萬富翁人數都在100萬人以上。這得益於高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創新,造就了大批的富翁人群。而與此同時,更多的中產階級則被拋入草根階層。

根據聯邦政府2018年的標準,一個四口之家年收入的貧困線是25001美元,按照這一標準,大約有41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超過美國總人口的13%。這就不難理解民主黨建制派的主張受到民眾拋棄,而社會主義學說,開始在美國取得更大影響。

另一個影響民主黨走向更左的方向的因素就是2016年大選。那一年的選舉人們本來期待民主黨的建制派希拉里和共和黨的建制派傑布布希一決高下。沒想到傑布布希早早出局。而持極端性政治主張的特朗普卻險勝希拉里。這讓民主黨和支持民主黨建制派的選民大失所望。

學習特朗普,走極端化的路子(當然是更向左而不是向右),就成為民主黨內部的許多政治人物的共識。這也是目前民主黨在許多政策上如此強硬的背後心理因素。在去年那次民主黨議員不惜讓政府關門的事件中,議題僅僅是年輕移民簽證問題。儘管民調顯示,56%的美國民眾認為,預演算法案通過、避免政府關門,比年輕無證移民的問題更加重要。

這種情形類似於20世紀初期的英國政壇。當時英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正如今天的美國:處於右翼陣營的保守黨開始變得更加保守,處於中間偏左陣營的自由黨更加左傾,政治僵局無處不在。而打破僵局的方法就是政黨改組。保守黨當然還是堅持更加向右的路線,但自由黨不願再向左靠攏,成為社會主義政黨,於是自我終結了政黨生命,但隨後就有更加左傾化的工黨替代了它,許多自由黨人加入了工黨。

這就說明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政黨策略本身,而在於社會對於更左和更右的政黨的需求。所以,今次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向更左的社會主義政策靠攏,共和黨向更右的茶黨政策靠攏,以及兩黨政治的改組,更像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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