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心中的「太陽」達賴和「月亮」班禪之間為什麼出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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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禪和達賴

藏區里有許多活佛，等級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達賴和班禪，藏民們稱他倆為太陽和月亮。

「太陽」達賴是「前藏」的宗主，據說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寶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薩，「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禪是「後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則，掌管著扎什倫布寺。

另外，宗喀巴還有個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兩個師兄那麼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時候的人，他創建的「格魯教派」歷史並不長，「達賴」和「班禪」這兩個名字更是清朝以後才有的(達賴是蒙古語大海的意思，班禪是梵語金剛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剛」確實很能幹，雖然創教時間不長，卻能將格魯教派(黃教)發展成為藏區最大的僧俗勢力，並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實施了政教合一的統治。

清朝末年，達賴在拉薩的行政機關叫「噶廈」，班禪在日喀則的辦事機構叫「堪布廳」，手下有僧官、俗官、還有軍隊。倆人在前藏、後藏的權勢如日中天。

從理論上講，達賴和班禪是平等的，但在實際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剛」高一截。這不僅因為達賴是師兄的化生，還因為他控制的寺廟、土地、人口比班禪多好幾倍，經濟實力強，政治勢力就大，說話也比較管用。所以，達賴通常能夠壓過班禪，成為藏區僧俗事務的代言人。

歷史上，達賴和班禪也鬧過矛盾，但直接撕破臉皮的情況並不多，這裡面有個原因是他倆「互拜師父」、有同門同宗的關係。

達賴和班禪都屬於能夠「轉世」的活佛，也就是說，他倆「圓寂」之後並不是死了，而是轉個地方投胎、接著活，因此可以從過去活到現在再活到將來，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雖然活過來，但上輩子的知識卻忘光了，只好重新學。

重學知識沒關係，寺院可以找有學問的喇嘛充當「經師」。麻煩在於「太陽」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誰也不方便為他倆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陽或者小月亮如果調皮搗蛋不念經，也沒人敢打他們的屁股。所以，只好請他倆自己解決師承問題，誰年長誰就當師父。

這樣一來，達賴和班禪的師徒關係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師父、下世我是你師父，達賴拜了班禪七八次，班禪也拜了達賴幾次。當然也有不拜師的時候，那是因為大家當時都是小孩子，誰也管不了誰，只好作罷。

班禪與達賴的關係通常是融洽的，但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的衝突為什麼那麼嚴重呢?

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

九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矛盾的種子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說起這個人，看過電影《紅河谷》的就知道，那裡面指揮藏民抵抗英軍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戰爭中，達賴、班禪師徒倆是合力抗敵的，《紅河谷》里守衛江孜城的藏軍是十三世達賴的部下、爬懸崖運送彈藥的喇嘛則是九世班禪的僧兵。在這次戰爭中，前藏犧牲了一個「代本」、後藏陣亡了一個「堪布」，都是高級官員。

但這場戰爭最終還是失敗了。拉薩被佔領，達賴跑了;班禪在日喀則，他卻沒有跑。

按大清朝的規矩，守土官員逃跑是有罪的，於是慈僖太后發話：「革除十三世達賴的封號，由九世班禪代行西藏政務」。這麼一來，達賴就對班禪有意見了，他認為徒弟搶了師父的飯碗。

十三世達賴逃到了庫倫(烏蘭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貴族幫忙、接著又派人去彼得堡請沙皇出兵，結果卻沒人搭理他。於是他覺得徒弟靠不住、滿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國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駐藏的川軍在布達拉宮前面亂開槍、打死了幾個僧侶，達賴很生氣，覺得漢人也靠不住，於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嶺投靠了英國人。

英國人對達賴挺不錯，幫他訓練軍官、還給他提供武器，十三世達賴也因此建立了西藏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軍隊。

電影紅河谷劇照

班禪逃亡內地

清朝滅亡後，袁世凱恢復了達賴的封號。十三世達賴回到西藏，兵強馬壯、人多勢眾、財大氣粗，於是就開始清除異己，專門和班禪過不去。他先是向後藏派遣地方官、接著又在日喀則徵收重稅、到後來更是隨意羈押扎什倫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禪的各種特權。

九世班禪越來越搞不過達賴，覺得再這樣下去連性命都危險，只好逃離了西藏。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說班禪似神鷹，展翅翱翔去遠方……」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班禪出走時因怕達賴追殺，行動高度保密，專擇靜僻山路日夜兼程，故而七天後才被發現離寺出逃。噶廈聞訊後即刻派兵追趕，但因不知班禪的具體行動路線，又恰逢大雪封山，只得作罷。

1924年農曆5月4日，班禪經歷了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後到達蘭州，甘肅督軍陸洪濤率領官員、軍隊數千人在蘭州郊外迎接。北洋政府大總統曹錕特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率衛隊百人由北京前來蘭州歡迎。

當時，北洋政府正忙著打內戰，京城的旗號變來變去，誰也顧不上這隻神鷹。他只好慢慢熬著，一邊念經、一邊等待時機。

終於，機會讓他等來了。

九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趕走班禪之後，十三世達賴控制了前藏後藏，意氣風發、整頓軍備、圖謀發展。

1930年，藏軍揮兵東進，把駐守西康的劉文輝部川軍打得丟盔棄甲，馬基(指揮)和代本(團長)們相繼佔領了德格、甘孜、爐霍……噶廈府的勢力一舉越過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廣大區域。

西康方面打得順利，十三世達賴的信心高漲。31年，他又命令軍隊向「安多地區」進攻，藏軍很快攻佔了川北的石渠、包圍了青海玉樹，「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樹屬於「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馬步芳的地盤。「青馬」可不象川軍那麼膿包，馬步芳聽說藏兵進犯，立即派出騎兵窮追猛打，不僅解救了玉樹、奪回了石渠，還大舉南下，打得藏兵潰不成軍。藏軍不僅沒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佔領的西康德格、甘孜、爐霍……全部丟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達賴的兵馬白辛苦一場，得到一個教訓：「馬子香(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東擴戰爭」中，劉文輝和馬步芳都曾經向國民政府反映：藏軍的武器彈藥是由印度的孟買兵工廠製造的，而且，在前線還發現有英國軍官。

蔣介石政府向英國方面提出質詢，英國人倒也老實痛快地承認了，還說「向達賴藏軍提供軍火，是根據《印藏條約》決定的」，並且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出面調解「中藏糾紛」。中國大使回答：「這是我國的內政，不必英國插手」，謝絕了調解。

這事雖然就這麼不了了之，但卻給國民政府提了個醒——如果不及時加強對西藏的管理，讓十三世達賴一個人在那裡瞎整，早晚會整出什麼不堪收拾的事情來——可是，南京政府這時候正忙著剿共、還忙著打中原大戰，哪裡顧得上藏區的事務。

於是，蔣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禪。

此時的九世班禪，留在後藏的財產被達賴侵吞了、家裡的親屬被「噶廈」扣留了、他在日喀則的部下被前藏官員欺負……統統沒有辦法解決。所以，班禪在內地流亡，雖然有錢有名，但內心裡卻難免鬱悶。他時刻都期盼著能夠回到扎什倫布寺，捲土重來。

九世班禪（左2）與國民政府委員合影

九世班禪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脅是十三世達賴。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條意見」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維護中央、西藏間固有之統屬關係」，還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後藏劃清界線，前藏歸達賴管、後藏歸班禪管，並且由中央政府派員分駐前後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請中央政府提供兩個團的武器裝備，幫他組建衛隊，還要給他提供無線電台和長途汽車;三是求中央做主，讓達賴歸還其強佔的後藏的財物、釋放其扣押的人質……

從班禪的角度而言，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並不算過分。

可是，一心獨霸西藏的達賴喇嘛豈能允許班禪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隨即針鋒相對地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禪的封號;二、查抄班禪的武器;三、撤消班禪的辦事機構、對班禪本人實施拘禁;四、取消班禪的俸銀和辦公費用。

這下子，班禪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還從來沒有公開講過師父的壞話，這一次終於忍不住破口大罵、一口氣對外宣布了達賴的「十大罪狀」。於是乎，太陽和月亮兩個活佛翻出幾十年的舊帳，電報來電報去、吵得不可開交。

這個局面讓南京政府十分為難。很明顯，班禪是更加維護中央政權的，可如果支持班禪，不僅會得罪土皇帝達賴、更會得罪洋霸主英國，這就讓蔣委員長感到難以承受。想來想去，他只好裝聾作啞、再「研究研究」。

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幾年。

不過，在這幾年裡，國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禪行轅」，並且提供了足夠的辦公經費。

有網友知道，軍統頭子徐遠舉曾經在班禪辦事處工作多年，這是真的，其實，在班禪身邊的軍統人員遠不止他一個。原因很簡單，「九一八事變」後，華北的局勢十分複雜，如果稍不注意，讓班禪和溥儀一樣被弄到滿洲國去了，以他在滿洲、西北和蒙古的影響，麻煩就大了。

在這幾年裡，班禪被國民政府照顧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們卻沒有把達賴大師照顧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忽然死了。

得知這個消息，班禪大師表現出極大的悲痛，半年裡舉辦了多次「誦經法會」，不知道這個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小人之心度班禪的活佛心腸，他應該高興才對。因為班禪返藏的最大障礙終於解除了，他終於可以回家了。

張學良（左）與九世班禪

返蔵受阻

1935年，班禪決定4月中旬首途赴青，轉道回藏。1936年底，九世班禪大師一行取道甘南拉卜楞寺到達青海玉樹。由於英帝國主義插手、西藏當局阻撓，九世班禪大師返藏受阻。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大規模侵佔華北，內憂外患中，國民政府無暇西顧，令九世班禪大師「暫緩返藏」。

獲悉這個消息，大師的心情沉重，他連夜致函給趙守鈺專使轉呈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班禪東來十有五載，謬荷中央依界、殊遇優渥，心切五族團結，共安邊防，冀報黨國於萬一，寧願犧牲個人，力全大局，不願中央威信陷於墮墜，既遵院令，暫緩西行，以待將來。」

1937年，當九世班禪回藏受阻以後，仍將行轅設在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時，當時日軍已侵佔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戰形勢日趨嚴重，班禪即從玉樹捐獻三萬元，購公債二萬元，並動員行轅全體同仁踴躍捐款，彙集前方，慰勞抗戰將士及救濟傷兵與難民。並在玉樹寺誦經祈禱抗戰早日勝利。

同年11月4日，九世班禪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趨嚴重。到12月1日，在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五十四歲。自1923年離藏出走，他先後在內地盤桓了十四年，致死未能實現重返故里的夙願。

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禪回到日喀則，此時距九世班禪出走，已經相隔29年，其間種種艱辛與甘苦不足為外人道。

從中也可以看出為什麼班禪和達賴在對待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上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愛國愛教，一個背離祖國，這也說明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深刻複雜原因的，不能簡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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