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關係＝因果關係」在社會學學科中的半世紀秘史
薦讀：Abbott, Andrew. 1998.『The Causal Devolu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7 (2): 148–81.
如何想像社會學量化的、因果性的理解？
——因果關係=association=休謨式的？那為什麼大家不說association，而非要說是causality呢？這兩個不同的詞被等同起來背後，有怎樣的秘史呢？
如果追溯社會學學科史上的因果關係研究？
——追溯到塗爾乾的《自殺論》吧。那裡究竟是相關關係還是因果關係？
有時候，方法課的老師會說，「其實社會學是把相關關係當成因果關係」，那究竟這個「把……當成……」的歷史過程，在學科史上，是怎麼formation的？
實際上，儘管塗爾干在《自殺論》中把因果分析和量化方法結合了起來，但是對塗爾乾的這種理解，只是在1950年代才開始風行於社會學。因為Fress Press才1951年才翻譯出版了這本名著。
其實，在統計學上，因果性的革命是自於Fisher，但是在統計學要到20世紀20年代才流行起來。
如果考慮到這個時間差，那麼（美國）社會學之初，到底怎麼做量化呢？
Ogburn的social trend分析，Park的生態學分析？——他們都沒有引用過Fisher。
一、二戰前的社會學：anti-causalism，三個學科的影響
到了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的統計思維，是受到了三個其它學科影響：生物計量學（biometrics）、心理測驗學（psychometrics）和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
時至1930s，生物計量學裡已經積累了Fisher，Pearson等人的回歸方法、路徑分析等等。當時，causality和association的用法是模糊的。例如晚年Pearson就在《Grammar of Science》一書，把因果性=Invariant succession。但是，生物計量學家也是明白，他們往往關注的是怎樣的條件下，農業能增產？所以，要考慮到treatment change和observed results。由於早期的實驗條件不足，往往不是在實驗條件下做研究，導致他們也要區分自己只是得到的是observed results，是succession，是後果分析或描述分析，並非干預情況下的causal explanation。
那心理學呢？
心理學更是不願理解causality是什麼東西。像Thorndike, Spearman做的scale and factor analysis，只關注的是更是descriptive problem（比如被觀察到的數據和直觀性的範疇），怎麼會涉及到causality呢？
經濟學應該會好一些吧？其實在那個時代，也並沒有。早期的經濟學家並不說自己搞的量化，是因果，而只說自己是associationalist。像Yule1912的教材，的index里，都沒有causality or causation這個詞。一些經濟學家也明白，自己做的只是succession，因為causality是only from theory。
二、二戰時期的社會學：反因果性的操作主義
早在1942年，MacIver的Social Causation一書，就批判把causality當成association，並指出當時社會學的這種作法是受到激進的logical positivism的影響。
的確，在接受了邏輯實證論來看，所謂的causality只不過是像是「theological」，而只有association是observed，所以在邏輯實證論對操作論的提供下，當時的量化學者，就變成了anti-causality。
三、二戰後的社會學：把因果性一詞帶回社會學的，並非Lazarsfeld
Lazarsfeld和Rosenberg1955年出版的《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為社會學的方法論奠定了現代的基礎，但是這這本書不是分水嶺，形成了當前的這種causality=association呢？
也不是。在當時的用法里，區分了
explanation=multi-variate analysis = general regularities，
以及causal assessment= applying available knowledg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pecific case, be it a person or a collective。
也因此，Abbott還說，Lazarsfeld的這種作法，甚至是empirical analysis of action，更像是Blumer』s象徵互動論了：因果性=特定情境下特定行動。
換句話說，如果說操作化變數的解釋=semantics，那麼面向行動的經驗分析的因果性則是syntax。
——這種因果性說法，完全和現在用法相反了。
真正的變化發生在60-70年代
1965年，Zetterberg在他的關於社會學的scientific manifesto中，已經用了現在的公式：
determinant cause = independent cause
Result = dependent cause
在這段時間裡，path analysis在社會學中的流行，成為了真正的分水嶺。把它帶入社會學的是Duncan and Blalock。1964年，Blalock出版的Causal Inferences in Non-experimental Research一書中，便把因果性作為了現在的量化分析所說的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是constant conjunction，而不是再對行動的具體的分析。儘管Duncan的做法比Blalock更為謹慎，但並不妨礙學界已經接受了這種說法。
Causality as a predicate of statements rather than reality and as concept not referring to action... As a result, there emerged the full-blown ANOVA concept of causality。
（Sociological理論大缸第219期）
預告：
第220期當我們在跑回歸的時候，預設了怎樣的廣義線性實在？
——薦讀：Abbott, Andrew. "Transcending general linear reality."Sociological theory(1988): 169-186.
第221期當我們在說敘事的時候，社會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怎麼看？
——薦讀：Abbott, Andrew.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0.4 (1992): 428-455.
鏈接：
第22期一則秘史：韋伯對統計學的愛恨情仇
——轉載：呂炳強，《凝視、行動與社會世界》，台北：漫遊者文化，2007：227-228
——全文：孫宇凡，2017年，《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的想像力——與成伯清商榷》，《社會理論學報》第1期。
——薦讀：譚康榮，2005，《Crushing the Berlin Wall of Sociology: A Review Essay on The Babel Tower of Ideas》，台灣社會學，第9期，以及呂炳強對葉啟政於2018年出版的《實證的迷思》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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