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自下而上的瘋狂

原標題：近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自下而上的瘋狂

過去提起二戰時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潮的狂熱時，我們總是說那是一小撮法西斯主義狂熱分子裹挾民意的結果。屢屢挑起與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的也只是極少數軍國主義狂熱分子所為。日本的絕大部分低層民眾與我們一樣都是愛好和平、厭惡戰爭的，他們本身也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但真實的歷史果真如此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看看在日本民間那些廣受民眾喜愛的人物，就不難發現歷史的真相絕非如此，日本的底層民眾不但不是僅僅的被狂熱軍國主義分子裹挾的受害者，他們本身正是屢屢挑起與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的的推動者。

日本是通過明治維新變革而走向快速發展與對外擴張的道路的，而明治維新這一時期最受日本民間喜愛的歷史人物無疑就是被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美國大片《最後的武士》中的森勝元的原型便是這位西鄉隆盛，由於明治維新變革取消了武士階層的諸多特權，使中下級武士階層失去了耐以生存的根本，從而造成了大量的中下層武士破產而生活無著，而西鄉隆盛本人特別同情中下層武士的遭遇。其也是明治政府中最早與最堅決主張對外用兵擴張的上層官僚。由於日本當時的貧困以及自身資源的有限，使他們很自然就有「堤內不足堤外補」的想法，讓這些生活無著的武士去侵略別的國家， 從別國的領地與人民身上取得資源以解決生活問題。雖然西鄉隆盛所領導的起義在西南戰爭中被政府軍鎮壓了下去，但是中下級武士階層的以及更廣大貧民階層的生活出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而主張以內治為先、堅決反對急於對外用兵的首相大久保利通卻遭到主張對外用兵的激進分子刺殺了。

而西鄉隆盛所謂對中下層武士以及百姓的所謂仁義之舉，使他在日本人民中有巨大威望，儘管他因為引發西南戰爭而被政府定為叛逆，但是由於他在百姓中的極高聲望，以及很多「叛軍」都是日本主要派閥薩摩派的親戚，使得西鄉隆盛也很快被平反。西鄉隆盛的起義雖被鎮壓，但西鄉隆盛對外用兵的思想卻深入了日本的中下階層。

1871年發生了琉球島民被台灣原住民的殺害事件，日本政府原決定由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領兵攻打台灣，但當西鄉從道與部隊在長崎港待命時，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各國表示反對日本此次的軍事行動，並且禁止本國租用船隻給日本，日本政府因此下令暫緩出兵。但西鄉從道說：「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如果政府強行阻止，我願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敕書，以賊徒之姿直搗生蕃的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於是西鄉從道就購買了兩艘商船裝上炮冒充軍艦，率領三千餘名士兵前往台灣南部攻打原住民部落，這也就是所謂的「牡丹社事件」。由於滿清政府的軟弱與無能，雖然日本在此次出兵中沒有討得實質性的便宜，但滿清政府還是賠償了日本50萬白銀了事。這無疑就更是成全了西鄉從道的所謂「英勇之舉」，而西鄉從道的行動後來也獲得日本政府的追加認可，此舉被稱為「西鄉大暴走」，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的理論根源所在，亦即軍方可以通過軍事先行，然後再憑籍已造成的事實再逼迫日本政府對此行動的追加認可。

西鄉從道後來也成為日本的第一位海軍元帥，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擔任陸軍大臣兼任海軍大臣，是侵華戰爭的主要決策者。在日俄戰爭前，日本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為了議會不肯通過軍艦的撥款而煩惱不已，去向當時是內務大臣的西鄉從道請教辦法，西鄉從道給他出了個主意：「甭管逮到哪的錢，你先用了它再說？」 嚇得山本權兵衛瞠目結舌道：「那叫挪用預算，違反憲法，議會知道了能饒得了我？」西鄉從道大笑著說：「笨蛋，大不了就咱們倆再加上文部大臣樺山資紀三人一起到皇居外面的二重橋上去切腹謝罪不就行了？三條大臣的命總抵得上一條軍艦了吧？你不就是要軍艦嗎？有了軍艦還要命幹嘛？」山本權兵衛覺得也是那麼回事，但是最後議會還是同意撥了款，西鄉從道和山本權兵衛也免了切腹之災。但由此可見，這些軍國主義分子擅自主張、無視政府法令與權威的瘋狂。這些瘋狂人物無疑也都是日本民眾心目中的英雄。

而像後來的九一八事變，都是日本軍方在當時日本政府明確不允許的情況下發動的，而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政府雖多次想與國民黨政府謀求和解，但事實上已經不是日本政府可以說了算的事了。所以，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上，雖然早期取得了許多軍事成果，但卻談不上有任何戰略可言。當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熟悉美國國情的軍隊指揮官山本五十六對戰勝美國的前景也並不樂觀而把它看成是一場豪賭。而重慶政府在聽聞日本偷襲珍珠港時也終於有了抗戰的底氣，已經把它當成是一場重大的勝利而慶祝了，並且決定在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4年後才向日本正式宣戰。

縱觀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到二戰期間的整個作為，從大久保利通到東條英機，每一任日本首相都無法擺脫軍方的影響，無法做到自主。彷彿是被一個瘋子牽著鼻子向前走，而稍微比較理智的一些上層官僚也總是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而疲於應付。甚至是二戰前的日本首相死於刺殺都是司空見慣的，像大久保利通、原敬、犬養毅、高橋是清、齋藤實等等首相與前首相人物都是死於軍國主義分子刺殺的。

日本的軍隊以「武士道」精神而著稱，而武士道最注重「忠、勇」二字，而自日本戰國時期以來，卻一直有「下克上」的傳統，這看似很矛盾，一方面表現的極其忠勇、上級讓破腹的話，二話不說，拿起刀子就往自己的肚子上捅。另一方面，又怎麼表現的那麼桀驁不馴、經常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情來呢？這個要歸結到日本武士的層層效忠的傳統，幕府時期的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藩的藩主，而並不直接效忠於最高的領導將軍或天皇。就如軍閥的部隊只認軍閥的頭子一樣，對軍閥的頭目而言，那是既忠且勇的，對除軍閥頭子以外的其他政府高層來說那就有點對不住了也就無疑是下克上了。

明治維新以來，雖然軍隊名義上得到了統一，但是這個傳統卻沒有多大改變，日本的部隊編製依舊是按照之前的藩縣而編製的。而後來擔任日本首相的那些人很多也都是過去的各藩的藩士，儘管他們的官位已經很高，但是按過去的出身地位來說，他們的出身地位並不高，也不是那些狂熱軍國主義分子的過去的舊主，行刺他們並不違背他們的所謂的「忠義」。相反，如果軍國主義狂熱分子認為這些人違背了他們所謂的民意，那麼在這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看來行刺個像政府首相這幫高層人物來說簡直就如同行刺個豬狗那般輕易，而他們的行刺之舉也往往能被認為是「義舉」。

在二戰後的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上，將東條英機列為日本法西斯的罪魁禍首，認為其是與希特勒、墨索里尼並列的法西斯三大頭目。這個實際上是太抬舉東條英機了，東條英機何德何能能掀起戰爭的波浪。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就公然藐視東條英機，稱東條英機為東條上等兵。東條英機在審判法庭上也儘力地為自己開脫，甚至企圖將發動戰爭的罪責引向日本的裕仁天皇，但美國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就此打住，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罪責，而讓東條英機承擔了首惡的罪責。

實際上這份罪責應該由日本的整個軍方的中下層以及更廣泛的基層民眾的承擔，由於日本自明治維新變革以來，日本的上層武士階級陸續地成為了大財閥、壟斷了日本的方方面面的資源與利益，而中下層武士階級卻陸續破產，成為明治維新改革的受害者，他們以及比他們更貧困的平民階層迫切的渴望通過對外戰爭而改善自身的處境。由於上層武士階級是明治維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本身其實並不願意冒太多的風險而發動對外戰爭，反而會更理性一點。曾經有一個日本教授感慨道，要是在偷襲珍珠港之前的任何一次軍事行動前收手的話，日本就可以保住已獲得的成果了。殊不知，整個日本的中下基層的民意就如同一條發了瘋的牛，在這條瘋牛筋疲力盡之前，任何人都是牽它不住的。

有人認為日本天皇應該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其實即便是日本天皇也不能阻止日本民意發動侵略戰爭的述求，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便是證明，二戰期間，日本的軍隊宣稱是為了天皇而戰。其實，本質上都是為了自身的欲求而戰，二戰期間，天皇是神，說是為了天皇而戰；而在長達六、七百年的幕府時期，日本天皇也同樣是神，可是卻沒有人拿天皇這個神當作一回事。近代日本天皇走向前台原本就是日本的中下層武士抬出來的，而日本的中下層武士卻並沒有從明治維新的變革中受益反而成為改革的犧牲品。如果他們的利益述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就很難說這些中下層武士不會把日本天皇再拉下神壇。

而現今日本法西斯的餘毒之所以未清，仍然有許多政府高層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因為有廣泛的民意在背後支持，他們至今也是從心底認可當初發動侵略這些軍國主義分子，是視他們為英雄的，是代表他們的民意的而非強姦了他們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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