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藏家將重洗藝術市場的遊戲規則？

攝影： Fuse,，圖片選自 Getty Images

本文作者 Evan Beard 是美國信託公司國家藝術服務部門的主管，美國信託公司隸屬於美國銀行私人財富管理公司。

喜劇演員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曾說過，他從來都不想加入任何有意將他納為成員的俱樂部。和馬克思的情況相似，我對於加入一個我從未主動要求加入的俱樂部也充滿懷疑。無奈的是，我出生的年份（1983年）使得我自動成為了人口統計學家和市場營銷專家口中的「千禧一代」的成員。每一代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前輩們都認為我們是被寵壞的一代，只關心自己的事情，時代雜誌將我們這代人稱為「我我我世代」（Me Me Me Generation）。如果歷史是仁慈的，那麼它也許某天會可以忽視我們這一代對認可的極度嚮往和安全環境的需求；但現在，對千禧一代被過分管束、過度教育和保護的刻板形象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千禧一代的心態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1967年嬉皮的「愛之夏」的經歷，了解實事然後逃離社會；我們也沒有像1968年「五月風暴」的學生運動或是經歷1989年的3月，那些撼動社會秩序的事件似乎離我們很遠。相反，我們稚嫩的帆船在自我肯定文化的操縱下前行，在大蕭條被擊潰的景緻中啟動。因此，我們不著急買房、結婚和生育後代；我們搬到城市中心；在那裡的第一個十年里充分享受，這些經歷包括雲遊四海、出沒事業狂的慶典（「西南偏南」音樂節、巴塞爾藝術展、TEDx）；享用第二波手工咖啡熱帶來的飲品。但這一代人所追求的不是物質上的享受（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們也不喜歡高爾夫球）。千禧一代用新的生活方式類的消費主義替代了嬰兒潮世代的物質主義。

在藝術領域，我們社交，與他人交換八卦，玩Instagram；但實際上並沒有大量購買作品。但現在不一樣了。近期，美國信託公司（U.S. Trust）對高凈值藏家進行了一項調研，結果發現千禧一代的藏家已經結束觀望期，他們終於定下心來，積累財富，並開始進行收藏。

我們是誰？

圖片致謝美國信託公司

在過去的兩年里，千禧一代已經成為收藏家群體中增長最快的一部分人（儘管我們仍只佔總銷售的一小部分）。在我的觀察中，我們可以被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財富的繼承者們，另一邊是迅速成長起來的新貴，包括私人股權投資者、地產開發商和對沖基金領域的專業人士（年輕的科技精英尚未開始收藏）。

作為經歷「學歷膨脹」（degree-inflation）的一代，我們很有可能在邁向成功對的路上收穫過財富的饋贈。我們充滿好奇心，有膽識，但並非叛逆或是要發起革命。我們更傾向於服從權威，也是在體制內從事工作。我們的統一情操，是一種以實現自我為目標的謹慎野心。《紐約時報》的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屬於美國嬰兒潮的一代，他相當看不上我們身上的那種服從，他把千禧一代稱為「道德曖昧」的一群人，對古典美德漠不關心。

布魯克斯的觀點有他的道理。二十世紀偉大的思想鬥爭對我們來說並不迫切。我們成長在一個冷戰後的舒適年代，社會上達成自由主義的共識，因此更關注自己的情感。這一代人當然也會討論稅率和社會政策的問題（有時也會去遊行），但基本上已經接受了商業的共和國的生活規則。因此，我們會像資本家那樣玩收藏也不足為奇。

我們如何收藏？

圖片致謝美國信託公司

像資本家一樣玩收藏意味著什麼？我們更注重作品的交易性，這也更符合我們把藝術品當作可投資資產的行為。和嬰兒潮那代人相比，我們出售藏品的機率要高出三倍（85%到24%的千禧一代藏家會將藏品進行銷售），也更願意將藝術品用作貸款的抵押物。不過，我們不是因為投資而去收藏。只是要變得更有創新精神才能擁有影響這一時代的藝術。倪蘭妮·特恩特（Nilani Trent）是一位三十齣頭的藝術顧問，也是Tauba Auerbach 、Kehinde Wiley 和 Mickalene Thomas 早期的藏家，她說：「收藏能豐富我的生活，但現在越來越難去收藏作品了，即便是最年輕的，還沒有經過市場考驗的藝術家，作品的售價都已經到達五萬美金。」現在，即使對於超級富豪來說，出於審美享受而收藏重要的藝術，也是需要三思的。我們抱著經營的心態去收藏只是對新的市場生態做出回應。

收藏能讓世界更美好？

圖片致謝美國信託公司

但收藏對於我們來說不單是錢的問題。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們，你可以成為任何想成為的人（這並沒有諷刺的意思），所以我們的投資和收藏多少也帶有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嬰兒潮那一代人的叛逆，如今被對不同凡響的渴求所取代。我們有可能更關心投資行為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與前輩相比，我們將藝術品收藏視為慈善舉動的比例高出三倍（比例在85%到24%的之間）。

薩拉·艾莉森 （Sarah Arison）就是一位屬於千禧一代更有社會責任感的藏家。艾莉森是國家青年藝術基金會（National YoungArts Foundation）基金會的主席，也是紐約現代美術館和布魯克林美術館的理事，她認為收藏是她眾多慈善項目的一部分。艾莉森說道：「我收藏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他們都參與到國家青年藝術基金會的項目里來。」在艾莉森看來，收藏這些年輕藝術家的作品能「對他們的職業發展產生有益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藏家為他們的收藏注入不同的意義。

新技術與透明度

圖片致謝美國信託公司

我們身上有著「與生具來」的科技感（我們的生存經驗往往是孤立的，在網路上過度曝光，再加上日益減退的宗教信仰），讓我們更容易受到諸如自救大師、過熱的 TED 演講風、AI技術烏托邦論的說辭以及區塊鏈的影響。雖然我們會用代碼來進行溝通（比如V、AF、JK、TBH），而且我們也越來越多地從網上買藝術品，但新技術對收藏的影響將是微妙的。

我們利用新技術來收藏藝術，從而提升個人的品牌建設。但個人品牌的提升並不發生在現實生活中，而是社交媒體上的數字化身。在特恩特看來，Instagram 「真正改變了藝術界的遊戲規則，它完全打開一扇新的大門：讓大家知道誰擁有哪件作品，誰又收藏了什麼。」 Instagram 完美地結合了社交與視覺展示的功能。科技促進了更緊密的關聯與透明度，這也許對市場有利，但也可能為我們的收藏注入一種從眾心理，被 Instagram 上的流行趨勢、品牌化效應和各種渠道的蜂鳴營銷影響（幾乎所有的沖基金經理都對購買喬治·康多［George Condo］的作品感興趣）。

身份認同的年代

千禧一代也許會終結藝術領域當前盛行的一大趨勢。如果說19世紀的藝術關於美，20世紀是觀念藝術的天下，那麼21世紀的藝術講究的是身份。今年早些時候，我參加美國西海岸一家博物館的收藏理事會會議。每一位策展人有五分鐘的時間進行像「創智贏家」（Shark Tank）一樣的推銷演講，說明為什麼捐贈的款項要花在他們推舉的作品上。隨著會議推進，我對策展人鮮少討論作品本身的價值感到訝異。每個人都把重點放在藝術家的生平介紹上：關於種族背景、性別身份、女權的資歷、人生歷程中所克服的困難；沒有一點是關於作品的構圖、形式或者歷史背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做法與嬰兒潮一代的策展人和藏家（遲來的）想要更廣義地去重新解讀少數族裔、女性藝術家相關。但是我認為它在當下無法長期存活。我們的做法是包容：關鍵是挺身而進、對社會正義問題保持敏感，還有那包容不斷壯大的 LGBTQIAPK 群體。我們認為克里·詹姆斯·馬歇爾（Kerry James Marshall）是為極其出色的藝術家，而不去強調他是一位出色的黑人藝術家。當千禧一代的藏家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時，身份問題不再具有革新性，藝術也將再次以自身的美學價值被評判。

千禧一代的藏家對藝術市場來說意味著什麼？

趕緊適應我們缺乏專註力的毛病吧！「收藏家不是賣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畫廊也要適應我們的交易心態。藝術經理人別再對作品的價格表現得吞吞吐吐，要更願意接受藏家有可能…賣掉藏品。我們看重便利性，這就意味著是時候開始運用虛擬現實功能了。如此一來，無論我們身處奈及利亞的拉各斯或是美國的洛杉磯，都能通過手機遠程參與在倫敦的開幕。千禧一代是被視覺入侵的一代，我們被形式萬千的圖像佔據。然而，如果我們想成為新一代的偉大藏家，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放慢速度，學會去欣賞。

文章的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不代表美國銀行或美國信託公司。美國信託隸屬於美國銀行及其他子公司。美國銀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成員，@ 2018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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