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畫交易

中國的書畫自漢魏後開始出現交易活動。有明確的交易價格記載始於隋朝。[1]隋朝的繪畫價格記錄有兩條：一條是齊王楊柬以駿馬40蹄、美錦50段，從賀若弼手中收購《周穆王八駿圖》;另一條是長安興福寺以百金雇畫手蔡生繪寺內佛堂北壁。[2]到了魏晉南北朝和唐代，情形完全不同了，名家作品屢被求購之事不勝枚舉。例如，一位僧人花數十萬錢購初唐閻立本《醉道士圖》。而某家寺院則以酒百石，折約4萬文，請大畫家吳道子給菩提寺作壁畫。據段成式《寺塔記》記載，一個叫李涿的用3幅地圖及30匹縑收藏了人物畫家張萱的《石橋圖》。唐代通行以絹帛作為支付手段，晚唐以後絹帛逐漸退出市場流通。

兩宋幣制以錢為主，所以傳世名畫價格大部分以銅錢支付。如米芾購王維《雪圖》700兩，折錢近百萬。有的名作還出現兩次以上的交易。如五代荊浩的山水。北宋初年，黃居寀以10萬錢購得，到北宋哲宗朝，內侍樂士宣則以40萬錢復購之，價格翻了三倍。不過也有例外，上面說到的王維《雪圖》在500年後即到明末，一位叫程季白的藏家只用了500兩即購得。總的看，價格越高增幅越小，價格越低增幅越大。

明代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和市民階層的出現，書畫交易活動日趨頻繁。當時出現了許多富甲天下的大藏家，如項元汴、汪珂玉等。從嘉靖年後，江南新一代藏家崛起，書畫交易開始急劇增加，整個繁榮期長達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實際上是中國書畫交易史上的高峰，交易書畫的品質、鑒藏家的素養、交易金額及交易頻率等，都是後世難以企及的。所以沈德符說：「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雲間則朱太史，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3]

下面擇選出嘉靖年間一些交易記錄——

嚴嵩花1500兩銀購藏王維《水村圖》。

王忬以800兩銀購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臨本）獻給嚴嵩。另外一位神秘人物則以1200兩銀購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獻於嚴嵩。

周於舜以100兩銀購得仇英《子虛上林賦》。

大鑒藏家董其昌以500兩銀購得五代董源《瀟湘圖》。一位叫汪愛荊的藏家以250兩銀購得五代李成的《山水寒林圖》。胡應麟則以8萬文購得北宋李公麟《佛祖圖》。8萬文合銀80兩。一位叫顧汝和的藏家用90兩錢購得吳道子《觀音七十二化身卷》。

事實上，書畫交易市場也有許多虛假泡沫。正如明代沈德符所言，明代書畫大家「上等荊關」「進參蘇米」，道出了藝術市場的一般規律：市場在未啟動前價格普遍低廉，有若靜水;一旦啟動，便一浪涌一浪翻滾，而且一浪高過一浪，中間會浮出虛假泡沫。明嘉靖到崇禎清楚地展現了這一過程。

清代交易也多以白銀為本，所不同的是白銀地位更加穩固。儘管外國銀元在明代己流入中國，但基本上是在澳門、廣州、泉州和寧波等沿海地區流通，地位遠不及白銀和銅錢。至清乾隆朝，洋錢從印度流入中國，到嘉慶年間，洋錢在江南已成為主要流通貨幣。所以這一時期的繪畫交易有不少是以洋錢支付的。

關於洋錢比價，在嘉慶初年，洋錢（銀元）每個合1130文，道光末漲到1300文。不久逐漸因銀賤錢貴，到光緒年洋錢下跌至千文以下，多數年份只有七八百文。[4]

當時還出現三個重要現象：

第一個現象，清前期繪畫交易多為宋元大家之作，乾隆到嘉慶，便很少再有兩宋名畫和元代大家之作了。交易內容的品質不如前期，也遠不如明朝。第二個現象，本朝繪畫價格大都超過前朝名畫。第三個現象，交易中的贗品數量增多，有時達到真跡的一半以上。比例之高，前所未有。

假冒偽劣之作何以泛濫？這是因為康熙、乾隆、嘉慶三帝雅好書畫，曾以尋訪、祝壽等各種方式收聚歷代傳世名家名畫，許多稀世之珍陸續入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續編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記載甚詳。幾經宮廷搜求，民間傳世名作已經稀少，偶有也是漏網之魚。所以到乾隆朝後期，繪畫交易多以明清為主，而且越到後期偽作越多，近人價格也越高。如張亨嘉所購八件王翚山水贗品，平均每幅竟高達百兩錢，超過許多古賢名畫。清末人震鈞在《天咫偶聞》卷七中曾提到前朝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的一段話：「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他說，看來「明人已有此風」，「然不過方駕古人耳，未如今之超乘而上也。」震鈞為之唏噓不已。

有趣的是，歷代名畫交易對象幾乎都是古山水，其交易群體主要是文人，其中大部分是文官。文官集團興起好畫之風始於中唐。其時國政戾氣上升，小人得志，天下昏暗，文士無力去蔽昭明退而「愛圖畫」，以潤照其心，這實際上是通過把玩山水排遣內心苦悶，藉以表達對現世渾濁的否定和對理想生命的渴望。北宋人郭熙著《林泉高致》清楚地表達了借山水以「臥遊」，「暢神」的內心世界。

古代名家山水畫交易價格是如何形成的？唐代美術大理論家張彥遠認為須考慮三個因素：一是名位，二是品第，三是年成。「名位」反映的是繪畫價格裁定的禮法邏輯，「品第」反映的是內容邏輯，而「年成」反映的是歷史邏輯。這三大邏輯共同作用於繪畫價格的形成。不過，明末唐志契還進一步提出繪畫價格取決於內容、名位和勢位。勢位影響畫價是唐氏的發現。他特別加了「相去不遠者」的限定。意思是說，勢位對於畫價的影響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輕。這個判斷顯然揭示了一個常在規律。

那麼，古代名家法書交易又是如何計價的？魏晉之後，法書通常以字品定單價，以字數定總價，其後歷代沿用成俗。如王羲之七代孫智永，居長安西明寺，草書入神品，傳聞「一字直五萬（文）」[5]。明代嘉興收藏家姚綬家藏懷素絹本草書《千字文》，自稱「一字值一金」（即一字一兩銀），當時目為「千金帖」。[7]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孫鐮在趙孟頫一卷行書題跋中說，松雪法書在元朝「一字白金五分」[6]。趙孟頫法書一字一兩銀價格不菲，但較之王羲之法書卻簡直不值一提。明朝顧山周氏子孫曾帶王羲之《二謝帖》真跡，凡76字，向文徵明詢價。文氏過眼品鑒之後當即作價：「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跋當得白錢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若按當時度量單位計價，文徵明定的這個價相當於紋錢600兩，按當時米價可買米20萬斤，已是天價。其實，文徵明這個定價很靠譜，晚明吳廷購王穉登家藏《快雪時晴帖》，僅24字，就高達1800兩錢，折黃金一字約10兩。王羲之單字價格以黃金計，與他的書聖地位相當。這一價格遠勝歷代法書。在明代，趙孟頫的法書鮮有過100兩者，如《道德經》二卷也只有70兩銀。[7]

與法書交易不同的是，名畫的交易普遍以尺幅長短論價。如項元汴購文徵明紙長卷《袁安卧雪圖》，費錢16兩，圖高為33厘米，長85厘米。到後來，畫家潤格普遍以尺幅大小論價。鴉片戰爭爆發後，上海王中秀先生編過一本《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收集近現代潤例無數，幾乎都是按尺幅長短計價。

古代許多鑒藏名家應當是書畫市場的重量級人物。如宋代大書法家、鑒定家米芾就是這種情況。米芾自稱「余家晉唐古帖千軸」，又說「余家收古畫最多」[8]。如此算來，他至少家藏兩千件書畫。即便把好誇張的米芾打對摺，總量以1000件計算，每件均價估為10兩，總價至少也有1萬兩。1萬兩大概可作歷代大收藏家的1個衡量標準。其他，如王詵的寶繪堂、賈似道的悅生堂、韓侂胄的閱古堂、嚴世蕃的聽雨樓、項元汴的天籟閣等書畫收藏，總值都在1萬兩以上。事實上有些大藏家遠非這個數目。如清人項元汴購買書畫的開銷高達10多萬兩。清嘉道年間，滿人阿克當阿主兩淮鹽政，人稱「阿財神」，當時他收藏的書籍字畫達30萬兩銀，僅精選宋元團扇就達3000餘柄，總價接近15000兩。[9]

那麼，古代書畫交易大都通過什麼途徑？主要是兩條途徑：一是到集市游購書畫，這一條途徑需要眼力和運氣。二是委託朋友、書畫商或書畫經紀人尋購名家珍品。這一條途徑涉及到社會人脈和多種因素。在民間，經紀人無論類別，一般稱「牙」或「牙儈」。在唐代，牙人幾乎無處不在。他們在中介交易時，拿契書作法律依據，達成交易即簽字畫押。唐後期又湧出私牙。

至於書畫古玩經紀人，也有一定的區分：清初文人對於那些精於鑒定的書畫古玩代理人稱為「經紀」，以示尊重;一般的書畫古玩經紀人則稱為「牙」。乾隆時，從事書畫古玩中介業務的專職商人被稱為「引商」，低級的書畫古玩經紀人則被蔑稱為「掮木梢」。經紀人在書畫交易中的作用主要是：判斷質量、擬定合理價格、防止弄虛作假，撮合交易。牙人經紀書畫賺取的傭金比例，宋代不詳。明代成化以後大致為成交額的10%。如羅龍文購文徵明家藏懷素《自敘帖》，托黃姬水和許初評定價值，二人議定值1000兩錢，文徵明得到1000兩錢後，便「分百金為二人壽」。[10]

此外，古代書畫交易中似沒有提到「稅錢」。按明初官方規定，發有執照（官帖）的官牙中介商品交易後必須繳納稅錢，這筆費用照例是由買主負擔，牙錢則由賣主負擔，兩者的比值是1∶1。這一比值是朝廷的規定。但在實際操作時，牙、稅錢都是買主支付。[11]另外，許多交易都是在書畫家書齋中私下完成的，所以也不存在稅金問題。至於專銷名家字畫的古玩店，因領取了正式營業執照，也就會產生稅金，不過這已是近代以後的事了。

書畫交易除了使用真金白銀外，還有不少是以物易物。對此，米芾《畫史》有明確記載。米芾所列交易21次，有15次是以物交換，有6次是物幣交易，到集市交易只有2次。米芾經常以古帖交換古畫，或以古畫交換古帖。《畫史》載他13次書畫交易，有8次是以畫易帖，其中有兩次為求古帖不惜另加數幅名畫相交換。他的解釋是「固好古帖」。例如，他曾在王詵處，以自藏《王戎像》換得對方的《懷素帖》，以自藏韋偃故事六幅和五代徐熙海棠二幅，與石楊休所藏《李邕帖》交換。[12]但精明的米芾很懂得取捨，凡家藏晉畫一件沒換，他自記交易出去的名畫多為隋唐五代之作。不過今天看來，這些隋唐之物都是稀世之珍。

在古代，凡請人作字畫付出的費用稱之為「潤筆」。唐宋畫家已有受潤筆說法，到明代已成通例。至於潤筆多少，要視畫者名氣、身價及所畫尺幅大小而定。明代成化後，名家繪製不到一丈的大幅非工筆畫的尋常報酬可能在一至三兩錢之間，而普通名家大約只有三錢銀上下。如李日華《竹懶畫媵》卷一載：高士沈野雲「出賣風雲雷雨，人與一錢，則作雷一聲，雨數滴」。但是像一些大名家的潤筆遠不是這個數字。如文嘉為項元汴畫四個扇面，潤資是白銀五錢。有人估算過，文徵明在晚年後畫價看漲，年收入應在200兩銀左右。唐寅的年收入至少也在二三百兩銀。但他不善理財，又縱性好賭，據說有一次輸掉了大約上千兩銀，欠下一筆巨額賭債，不得已畫了四扇屏風和《穿針圖》，再加上一件價值近千金的倪瓚手卷，這才還清債務。[13]這位江南大才子晚景很凄涼，與其生活墮落有直接關係。

總起來看，中國古代書畫自出現交易、進入流通後，就成為一種特殊商品，具有觀賞、交換、增值等多種價值。但是，由於古代封建社會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商品經濟不發達，導致人們商品意識普遍淡薄，所以書畫的交易規模相對狹窄，交易活動也不夠規範。其主要是達官貴人和上流士人文化生活的一種補充形式。隨著近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書畫鑒賞及流通才逐漸成為人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重要內容。

注釋：

[1]（北齊）謝赫《古畫品錄》首現畫價之說，惜語焉不詳，不足為據。

[2]（唐）張讀：《宣室志》卷九，《筆記小說大觀》第1冊第133頁。

[3]（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見《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4]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叢考》。

[5]「一字直五萬」系虞世南所說。語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6]（明）孫鐮：《書畫跋跋》卷一，見《中國書畫全書》第936頁。

[7]（明）汪砢玉：《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八，見《中國書畫全書》第5卷。

[8]（北宋）米芾：《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頁。

[9]（清）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卷六，上海書店1981年版，第130頁。

[10]（清）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卷一，《中國書畫全書》第4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11]參見李萬康：《中國古代繪畫價格論稿》第6章，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

[12]參見李萬康：《中國古代繪畫價格論稿》第6章第3節，表6一2。

[13]（清）李介：《天香閣隨筆》卷二，《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冊，第92頁。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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