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是誰？他的出現讓日本遣唐使成功轉型成留學僧

原標題：空海是誰？他的出現讓日本遣唐使成功轉型成留學僧

白居易與空海見面後在建築間穿梭的是唐城的西市

編者按

空海是誰？如果要評選近代以前對日本影響最大的人物，空海不算第一，也是前三。這位被稱為「弘法大師」的人物，在日本無人不知。即便在中國，海州靈隱寺、福州開元寺、洛陽白馬寺、江山仙霞關、三亞南山寺都有空海的塑像。西安得青龍寺遺址還有一座空海惠果紀念堂。

電影《妖貓傳》里，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共同偵破宮闈奇案，揭開了楊貴妃之死的內幕。空海是日本延曆年間遣唐使的成員，同時也是此次使團中最著名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遣唐使團中的核心人物往往都是官員，如舉止文雅的粟田真人、據理力爭的大伴古麻呂、心繫故國的藤原清河，；而自空海以來，無論與空海同行的最澄，還是留在唐朝求法遊歷的圓仁，求法僧人儼然已成為了使團中最受矚目的群體。

這樣的轉變是如何產生的，在整個東亞視野下又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呢？

此文為《看歷史》2018年3月刊原創內容，版權歸看歷史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台。

壹

東夷小帝國

日本遣唐使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犬上御田鍬是第一任遣唐大使。當時的唐朝剛剛平定國內，太宗對遠道而來日本使團讚賞有加，准許其不必每歲入朝進貢。有唐一代，日本朝廷陸續派出十多批使團，波瀾壯闊的遣唐使畫卷由此揭開序幕。

眾所周知，遣唐使的目的之一是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因此所有入唐的使團中都會有一定數量的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不過，前期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並非文化攝取，而是意在起到政治宣示的作用。具體來說，政治宣示首要的訴求在於彰顯天皇地位的正統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遣使入唐是耗資巨大的工程，平民自不待言，即便有權勢的貴族也無法獨立承擔，因此遣唐使的派遣必須是政府行為，同時也是天皇宣示權威與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正因為這樣，幾乎每一任天皇繼位不久，都會把遣唐使的派遣提上日程。

抵達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船。1298年，《東征傳畫冊》第四卷。

日本派遣使臣向唐朝宣示，是因為日本雖尊奉唐朝為東亞的宗主，但自身也是具備若干蕃國的小型帝國。

659年，正當東亞世界瀰漫著戰爭硝煙之時，在位的齊明天皇派出以坂合部石布為大使的使團，同行的還有幾名蝦夷人（即阿依努人），此舉無非是在向唐朝展示日本對蝦夷人的宗主權。

白江口戰局勢

除此之外，當時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也被日本視為蕃屬，不斷要求其按時奉納貢調，據說一代權臣蘇我入鹿就是在「三韓進調」的現場被誅殺的。三韓之中，與日本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屬百濟，兩國的友好關係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紀，此後漫長的歲月中，日本一直將百濟視為其在半島上最可靠的屬國。也正因為如此，當660年百濟被唐朝滅國後，日本曾不惜挑戰唐朝的權威，傾盡國力支持百濟的復國運動。公元663年，唐日兩國在百濟的白江口兵戎相見，日本徹底戰敗，其勢力才退出了朝鮮半島。

現代工藝復原的唐橫刀

（此次唐軍隊的制勝法寶之一是弓箭和唐橫刀，而當唐朝將士與日本武士近距離廝殺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則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唐橫刀。）

白江口戰後，日本一時間中斷了與唐朝的聯繫。直到三十多年後，日本才重新向唐朝派出了使節團，而唐朝在這次交往中正式承認了倭國更名的新國號——「日本」（此前中國一直稱「日本」為「倭國」）。經過此前的教訓，日本不再公開向唐朝宣揚自己的小帝國，遣唐使也有了新的外交使命，那就是在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秩序中，確保日本的國際地位高於新羅。

天寶十二載（753年）元旦，日本與新羅的使者共同出席元日朝賀，由於日本的位次低於新羅，副使大伴古麻呂立即提出抗議，力陳新羅自古以來向日本朝貢，其地位理應在日本之下。最終，唐朝官員接受了大伴古麻呂的意見，令日本和新羅的使者交換了席位。正是在這樣的折衝樽俎中，遣唐使中的官員一直站在外交舞台的中央。

日本雖不再向唐朝宣揚自己東夷小帝國的身份，但在國內仍不遺餘力地貫徹這一意識。在日本的國內宣傳中，新羅以及隨後興起的渤海國始終是日本的蕃國，而「鄰國者大唐」則自然有著日本在國際地位上與唐朝平起平坐的意味。

這樣的認知顯然背離了當時東亞世界的現實，其實質是，日本一面在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秩序中扮演著蕃國的角色，一面卻在國內宣揚著與唐朝對等的意識。由於地理上的阻隔，唐朝使者長期沒有踏足日本的國土，加上遣唐使的巧妙運作，這樣相互矛盾的國際意識竟能在數世紀中保持著奇妙的平衡。直到8世紀後期，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風波徹底打破了這一局面。

為了拍攝《妖貓傳》，陳凱歌的團隊用了六年的時間在襄陽建了個唐城。

貳

寶龜年間外交風波

日本神護景雲四年（770年），女帝稱德天皇無嗣駕崩，白壁王在左大臣藤原永手等人的支持下登上皇位，即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並非先帝指定，而是以旁系身份繼承皇位，因此通過派出遣唐使來宣示自己的正統地位的願望就顯得尤其迫切。遣唐使在寶龜八年（777年）得以正式啟航。

寶龜八年（777年）六月，以小野石根、大神末足為首的遣唐使節團自九州大宰府解纜起航，當年七月順利到達揚州的海陵縣。上陸後，使團沿著大運河一路北上，於第二年正月抵達長安。此時的唐朝剛剛經歷了安史之亂，北方社會遭到嚴重破壞，唐朝雖名義上保持著東亞中心的地位，但實際國力已經大不如前。同行的判官小野滋野在彙報國內的文書中寫道，唐朝「屬祿山亂，常館凋敝」。唐朝與周邊民族的宗藩關係也日益鬆弛，甚至一度出現「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的局面。

從唐朝與周邊游牧勢力的關係來看，高宗、武后時期，突厥、吐蕃、契丹，甚至遠在西亞的大食（阿拉伯）帝國，都與唐朝屢屢衝突。

（圖中水印說明此圖來源於維基百科）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十多年後再次來朝的日本使者，當時在位的唐代宗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當年三月，代宗在延英殿中召見日本使者，對於日本進貢的物品「非分喜觀」，並下令頒示群臣。延英殿召見後，代宗又下令「所請並允，即於內里設宴，官賞有差。」一個月後，正當小野一行準備啟程回國時，大喜過望的代宗卻下達了一道出人意料的旨意：以中官趙寶英為大使，攜帶信物回訪日本。小野滋野敏銳地預感到此舉可能將帶來風波，急忙以「行路遙遠，風漂無准，萬一顛躓，恐乖王命」為由婉言辭謝，代宗卻堅持遣使押送信物以結鄰好，並稱「道義所在，不以為勞」。

大曆十三年（778年）六月，趙寶英等人與遣唐使一同來到揚州。由於代宗下令建造的船隻未能如期完成，唐使只得乘坐遣唐使的船隊赴日。天有不測風雲，此次遣唐使的返航上演了一出悲劇。出海第三天，唐使所在的第一船就遭遇了風暴，「潮水滿船，蓋板舉流，人物隨漂，無遺勺撮米水」。最後，第一船在海中首尾分裂，趙寶英與小野石根等六十三人葬身海底，造成了遣唐使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海難。萬幸的是，同船的唐使判官孫興進、秦怤期等人藉助殘破的船骸，經歷九死一生後於當年十一月漂流到了日本西南端的薩摩境內。

山西五台南禪寺是中國最早的木構，建於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我國已發現的唐代（618年—907年）木作建築遺存只有四座，全在山西，分別為：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五台山南禪寺大殿，平順天台庵大殿，芮城廣仁廟正殿。

梁思成在1947年所寫文章中提到，「中國早期建築特點的間接證據可從日本現存的建築群得到支持。它們造於推古（飛鳥）、白鳳、天平和弘仁（貞觀）時期，相當於中國隋朝和唐朝。事實上，到19世紀中期為止，日本的建築像鏡子一樣映射著中國建築不斷變化著的風格。」

唐使的到來給日本朝廷帶來了巨大震動。慌亂之餘，朝廷立即派遣藤原鷹去前往九州島大宰府慰問使者，同時賻贈溺水而亡的唐使趙寶英絁八十匹，綿二百屯。

日本朝廷與唐朝使者絕緣已有一百餘年，而在這百年之中，日本國內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觀，那便是以本國為中心，唐朝為鄰國，新羅、渤海等國為蕃屬的意識。已統一朝鮮半島的新羅不願長期臣服於日本，兩國之間摩擦不斷，更重要的是唐王朝的存在，儘管日本律令中將唐朝定位為「鄰國」，也就是對等之國，但由於國力對比懸殊，這樣的平等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如今，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唐代宗使者突然來訪，勢必將在日本國內掀起軒然大波。

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由鑒真主持，於759年建成。它於公元857年建成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外型很相似。

更令日本朝廷頭疼的是，唐朝使者到來之時，正值渤海國的使節團也在日本國內。自8世紀前期日本與渤海兩國締結關係以來，日本始終將渤海視為自己的藩屬國，如果讓唐朝使者和渤海使者同時進入京城，必然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因此，儘管孫興進等人寶龜七年（778年）十一月就已經到達太宰府，但隨後幾個月中卻不見任何的安排，直到第二年二月渤海使者歸國以後，光仁天皇才開始著手迎接唐使入京。

日本朝廷在京城內迎接唐朝使者，這就意味著一直以來相安無事的兩種矛盾的國際意識將迎來正面碰撞，日本朝廷之所以錯開唐使和渤海使的入京時間，目的正在於緩解這一衝擊。

平安時代的醍醐寺五重塔，京都最老的建築。

在面臨的種種困境中，最大的難題就是天皇面見唐朝使者時應當採用何種禮儀。如果按照以唐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身為蕃夷君長的日本天皇無疑應該走下寶座，恭敬地向唐使行蕃王之禮，然後接受唐朝國書。事實上，這也是唐使心中理所當然的程序。

但是，按照日本朝廷長期以來的國內宣傳，日本與唐朝乃是地位對等的相鄰之國，如果是這樣，唐朝使者應當向日本天皇行禮，隨後恭敬地奉上唐朝國書。

圍繞接受國書的禮儀，日本朝廷的大臣因此分裂成了兩派。其實，光仁天皇清楚地知道唐日兩國的國力差距，倘若堅持採用對等之禮，勢必將招來唐朝的不滿，甚至會重蹈白江口之戰的覆轍。面對眼前的現實，光仁天皇不得不選擇以蕃國之禮迎接唐朝的使者。

寶龜十年（779年）五月，唐使孫興進、秦怤期正式覲見光仁天皇，並向其遞交唐朝的國書。在眾人的注視下，光仁天皇緩緩走下御座，向唐使兩度行禮後鄭重接受國書。這一場面帶給日本朝廷的衝擊不言而喻，多年以來，朝廷始終宣揚與唐朝對立平等，但當唐朝使者真正來臨時，這一迷夢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粉碎了。有朝臣在日記中憤慨地寫道：「（天皇）遂降御座，嗚呼痛哉！」當時在場的還有光仁天皇的皇太子山部親王，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的內心，也對他日後的施政方針產生了巨大影響。

叄

求法僧人的登場

二十多天後，完成外交使命的孫興進等人啟程回國。此次唐朝使節出使日本在中國正史中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但它帶給日本的震動卻是顛覆性的。日本朝廷經營多年的東亞秩序在真相面前轟然倒塌，外交上的虛弱暴露無遺。為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此後的日本開始與唐朝拉開距離，二十多年都沒有再派出遣唐使。與此同時，民族意識高漲的新羅不願久居日本之下，就在唐使離開日本的第二年，日本與新羅間的國交也宣告斷絕。

日本桓武天皇像。

天應元年（781年）十二月，光仁天皇因病駕崩，山部親王奉詔即位，他就是著名的桓武天皇。在寶龜年間外交風波的強烈刺激下，桓武天皇在位期間的對外政策依然保持消極，繼位二十年也未見派出遣唐使的計劃。延曆四年（785）十一月起，桓武天皇連續兩次在長岡京南郊的柏原舉行祭天儀式，將光仁天皇追認為王朝的始祖。毋庸贅言，在古代中國，郊祀是皇帝獨佔的權力，通過這種特殊的儀式，彰顯皇權受命於天的神聖性。桓武天皇借用中國的王朝理論主持郊祀，將父親光仁天皇宣傳為開創王朝的「天帝之子」，繼而確認自身地位的合法性。

這一切似乎都意味著遣唐使制度已經成為過去，唐朝與日本的外交走向了終結。然而就在延曆二十三年（804年），桓武天皇卻重新開啟了這一封印多年的古老制度——以藤原葛野麻呂、石川道益為遣唐正副使，重新回歸到東亞世界之中。這一看似反常的決策背後有著怎樣曲折的故事呢？事情還得從遷都平安京說起。

岩彩畫《鑒真東渡》局部 張彬文

桓武天皇即位時，日本朝廷定都平城京已經七十多年，各種勢力都在京城中盤根錯節，尤其是合稱「南都六宗」的各大佛教寺院，其勢力之大已然成為進一步政治革新的阻礙。延曆十三年（794年），桓武天皇正式將都城遷往新都平安京，同時下令舊都的寺院勢力一概不得進入新都，由此得以展開一系列的改革。

但是，桓武天皇對南都六宗的高壓態勢並不意味著改變推崇佛教的政策，一來日本以佛教立國已有數百年，其教義早已深入人心，驟然廢止絕非上策；再者，隨著與新羅國關係的不斷惡化，統治者寄希望於藉助佛教的力量壓制新羅，從而起到「鎮護國家」的功效。在這樣的情形下，桓武天皇採取的策略就是在新都平安京中扶植新的佛教勢力，而他選擇的就是平安京東北部比叡山的延曆寺。

1984年，佐藤純彌執導的電影《空海》中，北大路欣也飾演的空海。

在當時的東亞世界中，唐朝的佛學研究水平遠高於日本，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日本佛教界也熱切期望入唐接受教誨，以便更好地理解教義。延曆二十年（801年），延曆寺的開山之祖最澄上書桓武天皇，力陳「常恨法華深旨不得詳釋，幸得求天台妙理。披閱數年，字誤行脫，細趣不顯。非受師傳，得而不信」，懇請讓自己的弟子作為遣唐使的一員入唐求法。

儘管桓武天皇對唐朝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入唐求法已然成為佛教界共同的呼聲。經過反覆權衡，桓武天皇決定重啟塵封二十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他不僅同意了最澄的請求，還允准最澄本人作為請益僧一同入唐。延曆二十三年（804年）七月，以藤原葛野麻呂為大使的遣唐使團自難波港正式出航，同行的僧人中就有最澄和空海。不同於最澄是延曆寺的開山之祖，此時的空海還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僧人，身份低微的他何以能夠躋身遣唐使之列，至今仍是一個謎團。多數學者認為，空海可能得到了桓武天皇第三子伊予親王的推薦。

空海作為留學僧留在唐朝，成為青龍寺真言宗第七代祖師惠果的弟子。他的學識和能力很快得到了惠果的認可，以留學僧的身份一躍而成為弟子中的翹楚。大同元年（806年）八月，空海與留學生橘逸勢搭乘遣唐判官高階遠成的船隻回國，隨行帶回了大量的經籍文書和法器道具。歸國之後，空海初住京都高雄山寺，從事傳法灌頂，開創了日本的真言宗。弘仁七年（816年），空海又在紀伊創立高野山真言宗，號金剛峰寺，七年後，嵯峨天皇詔賜京都東寺作為密教的「永久根本道場」，真言宗的聲勢超過了最澄創立的天台宗。

日本高野山金剛峰寺，空海曾在公元九世紀創立「真言宗」。

肆

中日交流的新局面從此開始

承和二年（835年）三月，空海以世壽六十一歲圓寂於東寺，後世尊稱其為「弘法大師」。時隔不久，仁明天皇再次出於求法目的派出了以藤原常嗣為大使的遣唐使，著名僧人圓仁、圓載也在使團之中。時值九世紀中期，東亞海上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羅人張保皋以半島西南部的莞島為根據地，在唐朝、日本和新羅三國之間頻繁地展開貿易，儼然構成了一個海上的貿易王國。事實上，圓仁在唐朝完成求法巡禮之後，就是藉助著新羅的商船於嘉祥二年（849年）返回日本國內的。

電影《妖貓傳》中空海最後走進的青龍寺。青龍寺在西安曲江旁，東南的樂游原上。空海法師事惠果大師於此，後成為創立日本真言宗之初祖。

海商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格局。在此之前，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必須以遣唐使制度作為依託，即便日本統治者出於政治目的對唐朝保持距離，但為獲得更加精深的佛法，桓武天皇之後也不得不派出兩批遣唐使，再次返回東亞世界之中。然而，伴隨著圓仁搭乘新羅商船回歸國內，遣唐使制度也最終迎來了它的謝幕。此後日本僧人前往唐朝求法不再需要遣唐使作為中介，藉助新羅和唐朝商人的海上力量就可自由往返於兩國之間，這一變革為宋元時期中日僧人的頻繁來往奠定了基礎。

寶龜年間訪問日本的唐使給日本朝廷的對外意識帶來了強烈的衝擊，遣唐使制度也為之一度中斷。隨著延曆年間遣唐使制度的復活，使團中的核心人物也由正副使為代表的官員轉向以求法僧人為主幹的知識群體，這一轉變不僅意味著遣唐使制度的轉型，同時也象徵著中日之間的交往開始擺脫以政治為主導的傳統模式，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來往逐漸成為主流。從這一層面而言，以空海為代表的求法僧人可謂引領時代潮流，開闢了中日交流的全新局面。

（參考資料：藤原繼繩、菅野真道：《続日本紀》，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聞社，楊曾文：《日本佛教史》。）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