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簡稱「內人黨」，於1925年10月在內蒙古地區張家口所成立的一個左翼政治團體，曾經在內蒙古歷史上有一定影響，1930年代中期已經解散。

1945年抗戰勝利後，該黨一部分老黨員又成立了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及東蒙黨部。1947年4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內蒙古自治問題給東北局的復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解散。

1925年10月12日，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支持下，內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者在張家口召開會議，成立了內蒙古國民革命黨，也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來自內蒙古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6盟，察哈爾、歸化土默特、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阿拉善、額濟納、厄魯特、青海等盟部旗蒙古民族中約百餘名代表出席。共產國際駐內蒙古代表——布里亞特蒙古人奧齊羅夫，中國共產黨代表江浩和王仲一，中國國民黨代表李烈鈞、馮玉祥，國民軍代表、察哈爾都統張之江以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書記丹巴道爾計等出席大會並祝賀。大會決定創建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創辦內蒙古軍官學校，出版《內蒙國民旬刊》和《內蒙畫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當時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雙重領導。

1926年2月，席尼喇嘛回到烏審旗，召開了有「獨貴龍」成員參加的群眾大會，宣傳廣大貧苦牧民只有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才能奪取政權、取得解放的革命理論，宣布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就是這樣的無產階級政黨。席尼喇嘛像領導「獨貴龍」運動一樣受到廣大牧民的擁護。會後便有許多牧民提出了加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申請。席尼喇嘛首先在烏審旗組建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支部。

1926年3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支部和委員會發展到17個。同年，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鄂托克旗的克泊爾、阿爾巴斯、蘇米圖、包樂浩曉、查布、布拉格、珠和、察漢陶勒蓋等地共建立了9個支部。

1926年8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人郭道甫等40多人到伊克昭盟開展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組織建設工作。

1926年10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領導人白雲梯、郭道甫、寶青達賴、伊德欽等到烏審旗、鄂托克旗，向各界人士宣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宗旨，並在鄂托克旗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伊克昭盟第一次代表會議，通過了會議決議書。

變革

1926年夏，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遷到包頭。

1926年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在包頭創辦內蒙古軍官學校，校長為王秉璋(中共黨員，黃埔二期畢業生)。

1926年冬，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總部又遷到寧夏銀川。

1926年10月下旬，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在包頭召開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兩個盟的內人黨聯合會議，烏審旗的席尼喇嘛、索德納木棟日布，鄂托克旗的李格升德、宗瑞等出席會議，聽取有關國民黨中央政府、國民革命軍及國際形勢的報告，討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組織改革，成立政治軍事學校，蒙旗組織防衛軍，防衛軍軍官由內人黨中央委員會任命（蒙旗防衛軍系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的組成部分）。

1927年春，鄂托克旗的章文軒、升濟秘圖，烏審旗的席尼喇嘛、賽興嘎、索德納木棟日布等接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的電報通知，到寧夏與白雲梯等20餘人會合，赴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出席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全會。會上批判了白雲梯在領導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期間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會議決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另立中央，章文軒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白雲梯回到寧夏後，叛變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投靠了國民黨。章文軒等從蒙古人民共和國返回鄂托克旗的途中，經過寧夏銀川，白雲梯沒收了他們攜帶的槍支、經費，把章文軒軟禁起來。

1928年春，鄂托克旗布拉格的「獨貴龍」才營救出章文軒。鄂托克旗王爺噶拉藏茹勒瑪旺吉拉扎木蘇怕章文軒再從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活動，便在章文軒勢單力薄的情況下，給他封官晉級，讓他統領鄂托克旗武裝。從此，章文軒脫離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鄂托克旗的活動也漸漸停止。

走向沒落

1927年，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總部遷至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

1927年7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左派群起反對該黨右派，如奎璧代表西蒙青年接連4次致信在外蒙古出席該黨擴大會議的代表，要求剷除反革命——國民黨中央人員白雲梯、郭道甫。

1927年8月，該黨在烏蘭巴托召開擴大會議，將白雲梯等清除出黨。會後，白雲梯秘密潛回國內，於10月上旬發表「清黨宣言」，派「中央」代表包悅卿、暴子清將李裕智殺害。掌握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最高領導權的舍楞東日布在銀川發出了「清黨」的通知。國民政府下令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銀川民族學校工作的賽興嘎等人與舍楞東日布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因寡不敵眾，遭受了重大的流血犧牲，賽興嘎只好帶領部分青年學生回到了伊克昭盟。白雲梯後來到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任職，他把持的「內蒙古國民革命黨」也不復存在，成了國民黨下屬的一個蒙古黨部。

1930年農曆正月初二夜，席尼喇嘛被人暗殺。伊克昭盟地區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活動從此銷聲匿跡。

1933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取消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駐烏蘭巴托的中央機關和代表。

1925～1945年，東蒙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活動處於地下狀態。

1945年8月，該黨在王爺廟街召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會議，哈豐阿為東蒙黨部秘書長。

1947年5月，哈豐阿等試圖重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但因種種原因最終予以放棄，從此，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

光榮歸宿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內蒙古東部地區有部分黨員和革命者，團結一批蒙古族青年和在偽滿興安省任職的上層人士，於1945年8月18日在興安盟王爺廟舉行會議，提出恢復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了東蒙黨部，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發動了東蒙自治運動，1946年1月成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在內蒙古西部地區蓬勃興起，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

1946年4月，雙方在承德舉行「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決定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之下，擴大聯合會的領導機構，撤銷東蒙古自治政府，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實現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統一，結束了東西蒙長期分裂的狀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肩負的蒙古民族解放事業，全部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並取得了最後勝利。這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光榮而正確的歸宿。

「文革」傷痕

「 內人黨」冤案所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它給內蒙古人民的心靈、精神、和物質方面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1960年代後期，「文革」的狂風已經刮遍了全中國，草原深處也未能倖免。

1966年5月，內蒙古黨政軍的一把手烏蘭夫被當做資產階級當權派打倒。內蒙古各個造反派魚龍混雜，派系林立局勢陷入混亂。1967年4月，中央決定派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緊急前往內蒙古執行支左任務。

1968年滕海清發動了「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挖肅」運動。「草原遍地都是內人黨」「內人黨都是烏蘭夫的暗班子」1968年的秋天，這樣的講話和標語散布在內蒙古的各個角落。

一封神秘的家信

1968年的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告別。此時周秉建初中剛剛畢業「文革」風浪中，總理的親屬也未能倖免。周秉建的父親，也是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因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據周秉建回憶說：「當時家裡有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麼樸素的革命動機。」之後，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阿巴嘎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的接待了他們，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旗里剛剛結束了一場「挖肅」的現場會。周秉建第一次聽到了「挖肅」這個詞語。

有些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裡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到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寫在給伯父的信里了。」

而周秉建想不到的是，這封信卻讓內蒙古人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內蒙古的傷痕

此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是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術的審訊，導致一個人最少可以咬出幾百個嫌疑人來。據說當時有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裡，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里趕到北京。邊防派出所民警必立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但此時「內人黨」的冤案還在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也被宣判為「叛國畜群」，牛群、馬群、羊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殺死。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看到希望

周恩來收到了侄女的家信之後，意識到情況嚴峻，迅速採取了措施。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央很快決定對內蒙古的被迫害的幹部們平反的決定。但是，此後由於內蒙古被害幹部家屬們群情激憤與那些「左」派的群眾們發生了衝突。眼看局勢已經亂作一團，而且大有要發生大戰的危險。中央決定對內蒙古實施軍管的決定。客觀的說這對遏制當時內蒙古的極「左」局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內蒙古當時受「內人黨」案受牽連的人們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發出文件：迅速糾正前一時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所犯的擴大化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文件上赫然列印著毛澤東親筆批文：照辦。

人們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們了。

草原上開始漸漸流行起一個女知青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內蒙古情況的故事，而這個女知青就是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建

最終的結局

1978年4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報請華國鋒批示，認為該案是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臆斷，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應該完全予以否認。

「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兩案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提及：「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冤案，有三十四萬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陷害，一萬六千二十二被迫害致死。」這場劫難受牽連的人數之多，刑罰之殘酷實屬罕見。

據1978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建設工作會議簡報》顯示，「挖肅」運動不僅給蒙古民族造成難以彌補的心靈傷害，在環境和經濟上也造成巨大的損失：「幾百萬畝草原因墾荒變沙化」，「母畜被隨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產量嚴重下跌」，「牧民缺衣少穿，含冤叫屈」。

主要資料來自內蒙古區情網、正北方網等官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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