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元明清的人，請注意，出門請先辦好通行證

我以前介紹過唐王朝的一項限制市民長距離活動的制度：市民與商人如果要出遠門，進出關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這一通行證叫做「過所」。 過所之制始見於漢，魏晉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時最為完備。文章回顧可點這裡：你想穿越到大唐盛世？先辦好通行證吧

但到了五代時期，由於長年戰亂、制度崩潰，開始出現了「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的情況。很可能自此過所制度便作廢了，因為生活在南宋前期的洪邁說：「『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可知，至遲在洪邁那個時代，宋人已經不知道「過所」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作為一項社會制度的過所，顯然已經遠離宋朝人的生活太久了。

然而，宋朝之後，元明清三朝又都恢復了漢唐時期的過所制度，只不過將「過所」的名稱改成了「文引」、「路引」。

元朝中統五年（1264），中書省欽奉忽必烈聖旨：「諸斡脫商賈，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招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若公引限滿，其公事未畢，依所在倒給。如管民官、軍官並其餘諸投下人員，若無上司文面勾當，欲往他處勾當，亦聽以次人於本處官司告給文引，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每上下半月，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 依此法令，凡商人、管民官、軍官及諸投下人員，如果出遠門，都需要辦理文引，連住店都必須勘驗文引。

至元二十三年（1286），由於「腹里州城諸投下官司信從人戶，以江南等處作買賣為由，濫放文引」，元廷又規定：「今後，諸人若因事或為商賈，前去他所勾當，經由有司衙門陳告，取問鄰佑是實，令人保管，別無違礙，方許出給差引，明置文簿銷照。」 可以看出來，元朝的文引制，與《唐律疏議》確立的過所制是大同小異的。

明朝的路引制度更加苛嚴：「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姦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軍、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 。出行路程百里以上，即需要辦理路引，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管制。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充軍、處死。懲罰之重，也是史無前例。

洪武六年（1373），常州府有一名居民，因「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來不及申請路引，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送法司論罪」 。還是洪武年間，一名被朝廷徵集到南京開胭脂河的工役，因「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竟然「分該死，莫為謀」 ，後幸虧有督工百戶向朱元璋求情，才免一死。成化末年，由於「京師多盜」，兵部尚書派官兵「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流動人口，「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送系兵司馬。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 。沒有攜帶路引的流動人口，都被當成強盜抓了起來。

當過刑部侍郎、御史官、巡撫、知縣的晚明大學者呂坤，曾設計了一款路引，叫做「遠行丁引」。這款路引登記的個人信息，絕對比今天的戶口簿都要詳盡：「照得本州縣衛所某百戶某人，年若干歲，身長几尺，無須微須，方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棠色，有無麻疤。今由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州押印，縣押印」。凡出遠門之人，都需向戶籍所在州縣的衙門申請遠行丁引；回鄉之日再將丁引繳還原發衙門註銷。若無丁引擅自出行，或者雖有丁引而「腳色不對」，則「所至店家鄰佑，或在官各色人等，（將其）拿赴所在衙門，即以奸盜押回原籍查究」。

清代的行政指南書《未信編》亦收錄有一份「路引式」，不過其券面登記的信息卻不如呂坤丁引之周詳，就不贅引了。

總而言之，當歷史發展到宋代時，隨著「唐宋變革」的完成，坊市制、夜禁制（這兩項制度我也介紹過）、過所制所代表的社會管制已經日益鬆動、逐漸消亡，可是到了元明清時期，這三項中世紀制度又都死灰復燃了。不能不說，這是歷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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