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為何對領袖死忠？

原標題：戴笠為何對領袖死忠？

蔣介石一生中控制最嚴的是特務、軍隊和財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務為先。財政方面，他還能輪流交給宋子文、孔祥熙幫他掌管；軍隊，他也能給何應欽、陳誠、胡宗南、湯恩伯「四大金剛」很大的權力。在特務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把戴笠控制得極嚴，但蔣、戴之間合作也相當默契。

西安冒死救主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及數十名國民黨要員，以此逼蔣抗日。

消息傳到南京，何應欽等人主張武力解決，但宋美齡等老蔣的親屬們，擔心蔣的生命安全，希望和平解決。戴笠也感恐懼和擔憂。特務處是老蔣個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效忠地也只有老蔣一人。萬一蔣有個三長兩短，他的前途事業都將毀於一旦。當他聽到何應欽決定派飛機前往西安轟炸後，更嚇得魂不附體。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勸宋美齡、宋子文赴西安，和平解決事變，並要求同往。宋美齡不想讓戴去，她知道，許多人都對戴恨之入骨，他去事情反而會不好辦。但宋子文認為，戴與張私交不錯，可能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戴笠則淚眼汪汪地懇求宋美齡：「夫人請讓我同去吧！領袖有難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宋美齡被他的一片赤誠所感動，默默地點了點頭。

他清楚，這次西安之行，將是決定前途命運的關鍵一舉。儘管事變之前，他已向蔣彙報過東北軍的動向，但作為負責老蔣安全的特務處長，未能設法防患於未然，以致使老蔣蒙難，他有無法推卸的責任。西安之行有生命危險，而坐在南京將失去以往的地位、權力、事業，與死無異，他決定孤注一擲。

戴笠一到西安，就被張抓起來，關在地下室里。張此舉是為了保護戴笠，怕部下傷害他。在地下室里，戴對張說：「漢卿，你若不趕快把委員長安全送回南京，勢必釀成大禍。親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動，想置委員長於死地，好讓汪兆銘來接替委員長。那時，還有你我立足之地嗎？何應欽已集結了軍隊。漢卿，下決心吧！只要委員長平安返京，我保證你也會平安無事。」戴笠還不知道，中共代表周恩來已與張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不久，蔣同意抗日，張學良親自把老蔣送到了南京。

飛機場，蔣一見到戴笠，便破口大罵，「你給我滾！你這時來幹什麼。」但老蔣回南京後，得知他平時信任的復興社頭子賀衷寒、鄧文儀等，竟擁護何應欽這個別有用心的傢伙以武力解決西安問題，氣得拍著桌子大罵：「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並揚言要取消復興社。對戴笠在這段時間內忠心耿耿的表現，表示讚賞。西安之行，為戴笠日後獨掌軍統大權，奠定了重要基礎。

戴笠下跪

1938年夏，漢口法租界巴黎街8號戴公館。譯電室的老王匆匆忙忙地跑進起居室，急著說：「戴先生，出事了，你看！」說著，他把手中的一份電報遞給了戴。戴看過電報，臉色頓時鐵青，馬上坐到辦公室去，提筆給蔣介石寫呈文。電報是特務處福建省站長嚴靈峰打來的：「張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陳儀下令逮捕。」

張超是戴笠的心腹，公開的職務是福建保安處的科長，自恃戴笠權勢，也為了討好戴笠，妄想稱霸福建，發展特務武裝，不把陳儀放在眼裡，對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經常唱對台戲。由此引起陳不滿，戴笠也不願意與陳儀搞得太僵，決定讓陳赴滬，擔任敵占區的行動隊長。

張超接到調令，認為自己反正要走了，何不在臨走前報復一下陳儀。於是派人到處貼傳單，以陳儀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有漢奸之嫌為由，提出「打倒漢奸陳儀」、「把陳儀趕出福建」、「閩人治閩」等口號，還說陳儀的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這就逼得陳儀忍無可忍，命令保安處長逮捕張超。

戴笠認為，若不趕快把張超救出來，陳儀決不會輕饒他。如果張超被處決，受損害的將不僅是他一人，而是整個特務處。戴笠想自己若是連手下的得力幹將都庇護不了，以後誰還能願意為自己賣命。因此，他冒著酷暑，趕緊去找蔣。

按照慣例，戴笠遇到緊急公務，都通過宋美齡向蔣呈送。宋美齡自「西安事變」後，對戴笠很有好感，將其視作蔣手下難得的忠實幹將，對戴的態度也就顯得格外親切。

宋美齡將呈文遞給蔣，果不出所料，蔣立刻電令陳儀把張超押到武漢。不料，陳儀為防止戴笠聞訊營救，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逮捕張超後立即執行槍決。

戴笠聞訊之後，極為震怒，深夜將毛人鳳叫來，密商對策，要給張超報仇。毛人鳳對戴笠說：「陳儀殺張超，已跟我們結下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倒陳儀，委員長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從陳的保安處長葉成開刀，殺殺陳的威風。」

戴笠聽完點了點頭，就去找蔣介石。蔣命陳儀把葉成押到南京。但陳事先讓張群、何應欽保護他，使戴無法下手。葉在何陪同下見到了老蔣，把張超的罪行和罪證全部呈送給蔣過目。蔣把戴叫來一頓臭罵：「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訴，口口聲聲為張超喊冤。他到底有什麼冤？他在福建反對陳儀，人證、物證俱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戴笠沒能扣留葉成，已經氣急敗壞，想不到如今又被老蔣罵了一頓，禁不住往地下一跪，耍起無賴：「校長，張超雖然有錯，但罪不該死，他們說張超反陳儀貼了些標語。可張超已死，有口難辯。還望校長明鑒！」

老蔣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不禁反感地罵道：「你真無恥。」說完轉身就想走。

戴笠一見更急了，他禁不住大聲說道：「學生無能，並非無恥！今天，我若為個人升官發財，跪在校長面前，可以罵我無恥。我今天跪在委員長面前，是請求委員長替無辜被殺的同志報仇。我們的同志為工作遭到了不應有的犧牲。陳儀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委員長還不給我們做主，以後我就無法再幹下去了。張超有罪，是我領導無方。現在我請委座准我辭職……」戴跪在地上一口氣說出了這麼多話。不知是氣憤還是緊張，他面無血色、渾身顫抖、大汗淋漓。以往老蔣也曾罵過他，他從未頂撞過，這是第一次。

老蔣一時也無可奈何，過去又是踢，又是打，這時宋美齡出來，算是救了場。蔣的語氣也緩和了，「你想辭職？你走了，叫哪個來接替你？你快起來吧，讓人家看見什麼樣子？你怎麼能這樣威脅革命領袖啊！你要知道，陳儀是政學系首領之一，你要體諒我的苦心。」

戴笠對自己剛才的舉動是又怕、又悔，腦海里翻騰著「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

蔣、戴鬥法

戴笠出於報蔣知遇之恩，擁蔣、忠蔣幾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戴也明白以他的資歷、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蔣的手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蔣的絕對信任，被蔣重用。他把掌握蔣的思想、行動，研究蔣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觀色、揣摩迎合。順其好惡，見機行事。戴對蔣的情報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過蔣身邊的工作人員獲得。

對特務工作，蔣很少下「手令」，特別是涉及到暗殺進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蔣派、勾結日偽人員等，蔣更是小心謹慎，不留痕迹，以免授人口實。戴笠深明此理，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話題，從來不用公文形式，對蔣只作口頭報告，對蔣的指示也只作腦記、心記，不作筆錄。回到局裡傳達時，一般也只講「奉諭」。

蔣對部下有兩點最忌諱，一是援用私人、自成體系；二是貪污。戴在這兩點上，掌握的都很好。戴在用人方面，也依蔣的原則辦。蔣介石個性粗暴，經常動手打下屬，但其打人有兩條原則：其一，不是親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蔣打戴笠，常常是痛罵之後罰跪，罰跪之時，再拳腳相加，完全是一種毫無顧忌的鞭撻。可見，蔣對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蔣的心理，每次挨打之後，不但毫無怨言，反以能體念領袖苦心為榮。

1942年軍統四一大會，引起了蔣的警戒心理。軍統的發展，戴手中的權力、地位、實力，都已超過讓蔣放心的程度。蔣、戴關係也由過去的兩無猜忌變成相互戒備。

蔣迅速任命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為軍統局幫辦，以監視軍統的行動，對戴迅速膨脹的勢力稍加抑制。蔣介石此舉，使戴很快意識到這是對自己的防範。戴也因此調整了自己的策略。其一，戴笠通過進一步表明對蔣的忠心，來減少蔣的防範戒備心理。其二，結交權貴，注意加強與宋美齡、宋子文兄妹的感情，以作靠山。戴笠經常向宋子文透露情報，多年來對宋的警衛工作予以特別關心，戴還投其所好，給他送各種進口奢侈品，請他吃飯，幫他玩女人。戴還注意籠絡宋美齡的心腹。其三，加強與胡宗南的合作，以及與美國特工的合作。其四，提高毛人鳳在軍統的地位，以抵消唐縱的影響。其五，整肅軍統，以防樹大招風、引火燒身。

最後的較量

抗戰勝利後，戴計劃搶到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職務和全國的肅奸大權。為此，戴笠從各方面作了種種準備，一切只等蔣的手令。按慣例，警察局歷來是由軍統控制的公開單位，蔣也從來不肯交給其他派系去掌握。這一次戴笠卻失算了，蔣親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而且都是與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薦的人，蔣一概未採納。

戴笠實現了搶奪肅奸大權的計劃。蔣深知在抗戰期間，戴大力開展策反活動，通過掌握周佛海和大批偽軍將領，幾乎把汪偽南京政府變成軍統的附屬機構而發號施令，這樣一個巨大的權力和力量，蔣也難以一時從其手中奪去，不得已讓戴掌握了肅奸大權。但是，通過近幾年對戴的戒備和控制，發現戴的勢力越來越大，蔣更加擔心了。

通過肅奸活動，戴成為政治上各方矚目的中心，而且壯大了特務武裝，戴的權力和勢力有了新的發展和膨脹，加之，戴對美國軍界的影響，都使蔣不得不採取新舉措。經過深入思考，蔣成立五人小組，秘密監視戴笠。

五人小組由錢大鈞、胡宗南、唐縱、宣鐵吾組成，由蔣親自領導。這些人中，宣鐵吾是戴的冤家對頭，又是新任上海警察局長。唐縱是全國各特務系統的總協調人，也是安插在戴身邊的釘子。錢大鈞曾兩任侍從室一處主任，耳目眾多，便於了解戴的言行。至於吸收胡宗南，正是蔣高明之處。胡、戴關係，蔣很清楚，主要是相互利用的關係，目的也還是要取得蔣的信任，以實現自己的抱負。沒有蔣的恩寵和培養，他不會成為今天的「西北王」，一旦離開蔣，他的所有榮華富貴將成過眼煙雲。正是利用這一點，蔣吸收胡，以使其更加感激蔣的知遇之恩和絕對信任。五人小組成立後，蔣戴的較量進入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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