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有人說沈從文偉大，那簡直是笑話

作者：十年砍柴

像我這樣在湖湘長大的70後，若曾是文學少年，大抵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沈從文。

黃永玉在《平常的沈從文》中說：「沈從文一點也不偉大，若是有人說沈從文偉大，那簡直是笑話。」但沈從文確實是我們這代湖湘文學少年心中的神。

上世紀80年代「文學熱潮」影響到湖南一所所山村中學，這塊近世盛產武將與文人的楚南之地，許多課餘還在砍柴、割稻、放牛的少年做著玫瑰色的文學夢。他們成立各種各樣名號很氣派的文學社，編輯著水平參差不齊的油印刊物。沈從文這位已經被歷史遮蔽三十餘年的文學大家，像出土文物一樣被挖掘出來，擦洗乾淨重新擺放在世人的眼前。他的舊作一本本被重新出版，他的大名和一些同鄉青年作家如古華、韓少功、殘雪一起被文學少年們知曉。

或是地理上的接近，或是氣質的相似，我和許多故鄉的文學少年，第一次讀沈從文的《邊城》——那幾乎是比一個甲子還要多的歲月以前的故事，可是毫不覺得隔膜，那一切似乎就發生在昨天，發生在我的身邊，多情的翠翠，俠義的天保、儺送兄弟，好像我們認識的那些人；翠綠的山巒、河中的渡船，也是我們見到的尋常風景。此前在語文書中讀過許多魯迅文章的我，從來沒有過閱讀沈從文文章那種舒適、熨帖的體驗，他的文字像流水一樣，舒緩而柔情地按摩著我的心靈。

多年後我知道「性靈文字」這個詞，心想沈公的文章大概就是吧。而當我第一次讀到屈原《山鬼》中的詩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沈從文筆下那些含睇宜笑的湘女。

當然，畢竟沈從文和我的祖父是同齡人，三代人之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我降生時，新政權早已天下一統，無遠弗屆，中國腹地很難存在像沈從文少年時在湘西尚殘留相對獨立的文化單元。身處其中的少年，人生的軌跡多趨同性，而少了些多樣性與偶然性。沈從文少年時便去小軍閥手下當一名小兵，然後飄蕩在沅水流域的各個角落，再然後突然走出大山去大都市找出路。這樣的傳奇人生在我們這代人身上，很難複製。如果說還有某些依稀傳承，那就是年少讀書時不免於勞其筋骨，並不把學業看得很重，打架、缺課亦是常事，湖湘男兒那點血性和義氣或隱或現地留存在新一代少年的身上。

我22歲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蓬頭垢面地從東直門地鐵出來，轉401路公共汽車去東北郊的酒仙橋。在車上因聽不懂售票員大媽吞音報站名，多問了一句而受到了奚落，很是不爽，可一想到我比沈從文當年進北京要幸運得多，心裡便釋然了。

《從文自傳》最後一段文字寫道：

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十九天後，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門的車站，獃頭獃腦在車站前面廣坪中站了一會兒。走來一個拉排車的，高個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鄉巴佬，就告給我可以坐他的排車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議，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很可笑的讓這運貨排車把我拖進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進京以後，謀生無奈日賓士，我先後輾轉了幾個單位，離文學夢也越來越遠了，心中的沈從文也就慢慢地淡忘了。有幾年我住在東城的一個衚衕里，離沈從文在北京的故居不遠；還有幾年在朝陽門內南小街的語文出版社供職，那個原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灰色院內還住著沈從文的連襟周有光先生，有幸兩次去周先生的小書房拜見他。

語文出版社再往南走幾百米，就是東堂子衚衕，我幾次午飯後遛彎經過東堂子衚衕51號。沈公1953年以後在此住了近三十年，開始他分得三間房，到了後來騰退給別人，只給沈公留下一間小房。我經行此處時，51號和隔壁的49號清朝總理衙門舊址一起被圈起來，成了公安部信訪接待室，每天沿著牆根或站或蹲來自各地的上訪群眾，以及維持秩序的警察。沒幾個人知道一代大文豪曾棲身如此達半世之久。

▲今天沈從文在北京的故居和總理衙門都成了信訪接待室

我第一次去鳳凰古城是在2003年，公幹之餘，黃昏時節，一個人去拜謁沈從文的故居，那是懷著一份「朝聖」心理去的。對著沱江清清的流水，少年時曾有過的夢，碎片似地浮在眼前，只感嘆一出江湖歲月催。

隨著閱歷漸深，謀生之餘，我的閱讀興趣也從文學轉向了史學，對湖湘近現代史較為留意。閑暇時重讀《從文自傳》，對他這樣一個小學學歷的大兵，能夠走出大山，在北京立足的傳奇經歷有了別樣的認識。當然，這與他個人的天分和努力分不開的，也因他一路遇到諸多欣賞他、提攜他的「貴人」，如郁達夫、徐志摩、胡適、楊振聲等人。

這是他個人的偶遇，而個人偶遇背後往往有著更深遠的歷史因緣。和沈從文成名經歷最為相似的另一位湖湘先賢是齊白石。我們今人津津樂道五十多歲的齊白石定居北京，晚年變法而成為中國畫壇第一人，多人也知道這應該感謝陳師曾（衡恪）引薦他進入北京藝術圈，為他張羅在中山公園的畫展，從此聲名鵲起。陳師曾能認識他，是經過齊白石的湘潭同鄉、同盟會元老朱德裳介紹。因為祖父陳寶箴當過湖南巡撫，主持湖南的變法維新，其父陳三立和湖南士大夫交往甚密，陳家子弟對湖湘才俊有天然的好感。

沈從文和齊白石敢於孤身一人進京都，能遇到伯樂的「好運氣」，應當放到近世湘軍崛起後的大背景觀察。湖南從一個最守舊的省轉變為接受新事物相當踴躍的省份，湖南人才蔚起，成群結隊走上中國政治、軍事、文化舞台。

在《從文自傳?姓文的秘書》中，沈從文回憶，部隊駐紮在懷化鎮時，沈從文因為通文墨，辦事認真，已經被提拔為軍隊的文書。為了顯示一種軍人的豪氣與不羈，沈從文學著其他的老兵，故意行為粗魯，說話髒字滿嘴，「不拘什麼人，總得說，『那雜種，真是……』」。而軍隊新來了一位溫和文雅的文姓秘書，勸說沈從文不要以粗鄙為榮，「莫玩這個，你聰明，你應當學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學！」

沈從文與年長的文秘書結為朋友，文秘書充當了他的人生導師。

在此之前，沈從文的書本知識主要來自中國傳統的典籍，如私塾時讀的「四書五經」和《秋水軒尺牘》《西遊記》那類雜書。一個晴天，他在文秘書的行李箱里，發現兩本厚厚的書，書脊上寫著「辭源」兩個大字。文秘書告訴沈從文，「這是寶貝，天下什麼都寫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樣問題，全部寫得有條有理，清楚明白」。

當文秘書問少年從文「看不看報」，從文答曰「老子從不看報，老子不想看什麼報」。於是文秘書從《辭源》中翻出「老子」條目給沈從文看，從文才明白「老子」原來就是民間所說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從此再也不敢自稱「老子」了。

受了刺激的沈從文，和文秘書及另一位朋友，三人各出四毛錢，訂閱了兩個月的《申報》。

通過閱讀《申報》和查閱《辭源》，沈從文方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廣闊，外面的生活是那樣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裡聞所未聞的「氫氣」「參議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說，是《申報》和《辭源》種下了沈從文嚮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但他最終下決心離開湘西的還得幾年後，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來自上海的報刊《創造周報》。

偏僻的沅水流域，年輕人能在民國初年看到上海灘的《申報》《辭源》，地方主事者在當地興辦新式學校、工廠、報館，對新生事物張開臂膀擁抱而非排斥。這種風氣的形成以及事業的一代代傳承，仍然要追溯到湘軍的崛起。

沈從文的故鄉鳳凰古稱鎮筸，是清代用來防苗民的軍事據點，鎮筸軍是綠營的一支，赫赫威名比曾國藩以團練起家的湘軍要早好些年。曾國藩在長沙任團練大臣練勇之初，因為利益衝突駐紮在長沙的鎮筸軍嘩變，幾乎要了曾國藩的性命。但到了後來，隨著曾國藩的團練作用越來越重要，曾的地位日益提高，像鎮筸軍這樣的湖南綠營勁旅，也被視為湘軍，並受到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大佬的節制。

對鳳凰乃至湘西文教有著開山導源之功的熊希齡，是湘西第一個翰林，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職業軍人。其父親熊兆祥曾任衡州澄湘水師營管帶、衡州副將，兩代軍官積累的財富，方才支撐熊希齡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沈從文的祖父沈宏富於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16歲時入湘軍，轉戰數省，屢立戰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才26歲的沈宏富任貴州提督（一省軍事長官）。後來沈從文追張兆和，希望張家給他「這個鄉巴佬，一杯甜酒喝」，這是他的自謙。張兆和祖上是淮軍名將、當過兩廣總督的張樹聲，門第固然高貴，但淮軍名將的後人嫁給湘軍名將的後人，算得上門當戶對。

沈從文曾經給「湘西王」陳渠珍做過貼身書童。陳早年投軍，在湘軍早期創始者之一羅信南的兒子羅長裿麾下，駐紮在藏區。辛亥革命後藏區發生兵變，羅長裿被部下所殺，陳渠珍不得不逃出藏區，此乃《艽野塵夢》的緣起。

湘軍的崛起，不但給閉塞的湖湘大地帶來了財富，用於興辦教育，培養人才，更帶來了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尤為重要的一點是，祖輩的事功代代相傳，培養了湖湘青年一種心憂天下敢於闖蕩的風氣。如果不是在這種文化中長大，很難想像沈從文有走出湘西去京城闖一闖的信心。

▲2016年端午，我在鳳凰所攝

由於此種歷史大背景，沈從文決定走出沅水流域，去外面讀一本更大的書。但他選擇去北京而不是上海，又和地域、家族的歷史因緣有關。因為他的親舅舅黃鏡銘（黃永玉的祖父）在香山雙清別墅為熊希齡看管房產，他的姐夫田真逸（鳳凰名將田興恕之後）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定居。這讓他對去一個陌生的城市落腳有起碼的信心——不至於餓死吧。

儘管這些親戚可能在文學事業上給沈從文沒有提供太多的幫助，但他們是沈從文敢於闖北京的重要因素。沒有他們，沈從文也不可能遇到郁達夫、徐志摩這樣的貴人，從而登上文壇，名聞天下。

2016年夏天，我和幾位朋友曾做沅水之游，從洪江古城順沅水一直走到西洞庭，也在鳳凰城停留了一個晚上。那天正碰上端午節，我們在沱江岸邊看划龍舟，看水中的青年如天保、儺送兄弟那樣抓鴨子，想起了這條江和近世湖南的命運緊密相連，也想到了歷史因緣促使沈從文走出湘西。

▲2016年端午，我在鳳凰所攝

人的一生有許多偶遇，幸運也罷，倒霉也罷，種種偶遇其實和歷史的因緣分不開的。

歷史的因緣成就了沈從文的文名，歷史的因緣也讓沈從文封筆三十多年。1949年的沈從文是我現在的年齡，正當一個作家創造精力旺盛的時期，他不得不封筆，轉型為一個歷史博物館的普通工作人員。他告別鮮活的文學語言，整日和死的文物打交道，多年後修鍊成一位服飾史大家。

我捫心自問，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在公共媒體上發表任何言論，我還有鄉前輩沈從文那樣的靜氣和堅韌么？低下頭做悄悄地做一份瑣碎的工作，熬過此後漫長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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