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蔥《以物證史：佛傳漢地始於巴蜀》
原標題：陳大蔥《以物證史：佛傳漢地始於巴蜀》
陳大蔥（陳聰），198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深媒體人（曾長期擔任重慶晚報副總編輯兼都市熱報總編輯）、收藏鑒賞家（所藏巴蜀地區古代藝術品享譽藏界，十二五規劃重點圖書《中國民間收藏陶瓷大系·西南卷》副主編）、獨立文化學者（重慶善哉文化傳媒公司總顧問）。
以物證史：佛傳漢地始於巴蜀
陳大蔥
"對我來說，做博物館工作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讓一件被遺忘、默默無語的展品，找回自己蕩氣迴腸的說服力"。（托馬斯·霍文《讓木乃伊跳舞》）
教科書上說，佛教是漢代經由西域（今新疆）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而後向東部和西南擴散的；最早的漢地佛像出現在十六國時期（約四世紀初）；北方地區的造像活動在晚唐衰落後，巴蜀地區續寫了後半部的輝煌篇章。
事實果真如此嗎？非也！因為：
早在東漢時期，巴蜀地區（今川渝地區）就有了佛造像，數量還不少。大約兩百年後，佛像在長江中下游流傳時，北方也還見不到影子。
佛像的存在，才是佛教傳入最直觀最有力的證據。
後人慾知前人事，沒有文字之前，只能靠傳說；有了文字，似乎讀史書就可以了。
理論上，文字史可以避免記憶誤差造成的不確定性；但這樣的確定，也只能體現在改朝換代的時序連貫上，並不能保證史實的真確。
本質上講，與神話傳說一樣，任何語種的文字史都是選擇性記憶。好在後世有了科學考古。考古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樣的遺憾。
宗教是對人性的思考、掙扎和救贖企圖。這是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回望的目光越遠，就越能感知具有大智慧的先賢救民於苦難的初心。
有什麼途徑能夠使我們從生命的有限性中突圍，從"萬物皆有死期"的幻滅感中解脫出來呢？沒有。生死原本就不是個學術問題。但人類至今也沒放棄徒勞的努力。
關注川渝地界的東漢佛像遺存並推敲佛像史很多年了，一直沉默著。我怕貿然趟進這條歷史長河，陷入難以自拔的學術漩渦；同時，也怕被時間流水沖走當仁不讓的講述責任，淡了殘存於心的某種堅守。
佛教起源於印度，發展在中國。釐清其傳布中國的流程，無論對佛學和佛像研究，還是追溯儒釋道思想在中國的混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最初的佛像長啥樣
切入正題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佛教和佛像的起源。
佛教創立於公元前6-5世紀的古印度。但早期的佛教並沒有禮佛拜像的做法，甚至有"不表現佛陀"的教規。佛像崇拜是釋迦圓寂五百年後才產生的。直到公元1世紀，貴霜君王成為白沙瓦地區統治者之時，犍陀羅藝術中才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的佛像。在之前的幾個世紀里，佛教藝術中僅以菩提樹、台座、法輪、足印等象徵物暗示佛陀的存在。
犍陀羅佛像之所以有重大的發展，和貴霜王朝的帝王崇拜及肖像傳統密切相關。在佛教徒中，將釋迦神格化的觀念已很強烈，佛陀被比作轉輪聖王。
貴霜帝國疆域示意圖
國際學術界公認最早的佛站像是這樣的：
迦膩色伽一世（公元79年）金幣。正面是國王像，背面是佛陀像，除了予人以安全感的無畏印手勢，犍陀羅佛像的眼睛呈現半睜半閉的內省特徵，以此吸引禮拜者視線而去探究佛陀內在的精神世界。
但日本學者宮治昭先生認為，從釋迦菩薩到釋迦佛的轉變，始於名為《梵天勸請》的石刻浮雕。它們應早於金幣和舍利函上的佛像。
梵天勸請表現的是大梵天王率眾請求佛陀去鹿野苑說法的故事。這一突破，表明佛教徒們將釋迦神格化的觀念已很強烈。梵天勸請圖像，或為後世一佛二菩薩造像的雛形。
法國東方語言學家富歇在其《阿富汗報告書》中的圖片，採集於古代希臘-巴克特利亞地區（今阿富汗）。也是梵天勸請題材。
宮治昭認為，"梵天勸請"是關係到釋迦決心說法的重大事情，犍陀羅的藝術工匠們表現這一場面時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釋迦接受梵天的請求，表現為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的佛陀像；另一種則是表示釋迦決意轉法輪，用日輪作為象徵。這兩種表現方法在該地區持續了很長時間。
接下來的兩件，也很著名。特別迦膩色伽舍利盒上的佛像，堪稱早期漢傳的母本：
大英博物館藏畢馬蘭舍利函。阿富汗出土，時代約公元1世紀前後。其銘文大意是："Mumjavamda之子Shivaraksita的神聖供品，以眾佛之名，供奉佛陀舍利。"
其上有佛像2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提衣襟的佛陀穿希臘袍服，採用單足支撐姿態。
白沙瓦博物館藏迦膩色伽舍利盒。時代為公元78年，也即迦膩色伽一世元年。其佉盧文銘文包含的主要內容是："為了接受說一切有部諸師，此香函為迦膩色伽大王供養的功德禮物……在迦膩色伽城。以此功德祝願眾生福德圓滿……"
難得一見的俯拍圖。居中趺坐的佛陀和兩旁站立的梵天、帝釋天組合造型。
據說是因為當時印度的民眾只關心現世和歷史，無心於輪迴轉世的超驗世界，犍陀羅的佛教美術在中印度遭到了排斥。佛教開始尋求向中亞和中國傳播。
於是幾十年後，與上述犍陀羅佛像風格類似的造像就大量出現在了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東漢佛像，也只在這一地區）。
二、巴蜀地區的東漢佛像遺存
巴蜀地區通過考古手段發現的東漢佛造像，以材質劃分，大致有石刻、陶塑、銅鑄三類。
據不完全統計，迄今能確定的佛像有：石刻類3例（四川樂山麻浩崖墓1尊，柿子灣崖墓2尊）；陶塑類2例（四川彭山崖墓一佛二菩薩搖錢樹陶座1件，雲南昭通漢墓陶佛1尊，四川宜賓博物館1尊）；銅鑄搖錢樹佛像80餘尊（可以明確的佛像出土地分別是四川樂山、彭山、綿陽、安縣、三台、梓潼，重慶忠縣、豐都、巫山、開縣，陝西南部的城固，貴州清鎮。國家博物館收藏和流失海外的樹榦佛像也皆出土於上述地區）；另有其它佛教題材實物遺存若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佛像的分布範圍，與搖錢樹的分布範圍高度一致。同時，它們無一例外都出現在墓葬里。承載升仙夢想的神樹被喚做搖錢樹，顯系約定俗成的誤讀（後面將作專門解析）。
從時間跨度看，重慶豐都所出"延光四年"（125年）紀年搖錢樹佛像，是迄今發現的紀年最早的佛像（當然，紀年最早，不一定是實際最早）；最晚出土於重慶忠縣塗井5號和14號蜀漢時期墓出土的搖錢樹佛像。大致而論，搖錢樹佛像在巴蜀地區的流行年代，前後約100年時間。
搖錢樹佛像的形態，先看一件殘損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搖錢樹銅佛像及陶樹座
重慶豐都槽房溝出土。陶質樹座上有"延光四年"（125年）銘刻。銅佛像位於一截殘存的樹榦上，殘高5厘米，下半部缺失，頭後碩大的項光輪廓依稀可辨，高肉髻，大眼圓睜，有彎曲上翹的唇髭，袒右肩，右手施無畏印。
這尊佛像是我國迄今發現紀年最早的佛像，可以作為漢地初期佛像的年代標尺，也是判斷印度初期佛像年代的重要依據（國際學術界就是依據它的紀年推斷出迦膩色伽一世在位時間的）。可惜，重慶三峽博物館並未給予足夠突出的展示。
是不是看不太清楚"最早佛像"的樣子？下面有幾尊類似模版的：
A、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像（徵集於四川德陽）。佛像高5.3厘米，寬2.5厘米，頭後有圓形項光，高肉髻，圓弧形髮際，大眼圓睜，有雙勾髭鬚；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衣呈三道長長的U形花邊，延至右手腕下垂，衣紋精細。
這兩尊佛像與"延光四年"佛像非常相似，保存完整且模版清晰，年代應為同一時期。可據以復原前者全貌。
B、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造像（徵集於四川廣漢）。區別是頭後橫橢圓項光，無唇髭。兩尊各存一殘缺脅侍，推測這類佛像都有左右脅侍。
無關搖錢樹的石刻、陶塑佛像發現較少，搖錢樹陶座佛像也僅存一例，分列於下：
石刻高浮雕佛像。1940年發現，尚存於樂山麻浩崖墓享堂門楣。高37厘米。肉髻，有圓形項光，身披通肩袈裟。結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執袍角。
佛像側旁有荊軻刺秦王浮雕，這一題材石刻流行於漢代，後不復有。另外，近旁風格相同的崖墓中有順帝永和（公元136-141年）、恆帝延熹（公元158-167年）紀年銘刻。此墓當在同期。
石刻浮雕佛像線描圖。位於四川樂山柿子灣東漢崖墓，與麻浩漢墓相去不遠，二尊坐佛也浮雕在墓室享堂門楣上（風蝕較重）。該墓群有漢順帝永和（136-141年）和漢桓帝延熹（158-167年）年號，時在東漢中晚期。
陶塑佛像。現藏雲南昭通博物館。出土於水富縣東漢墓。捲髮高鼻，圓領袍服，跽坐，左手握袍角，右手持環。採用模製工藝（看實物時頭頂有缺失，似非獨立件）。
搖錢樹樹佛像陶座
1941年由夏鼐主持發掘於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現藏南京博物院。犍陀羅風格的一佛二脅侍赫然其上。該佛像頭上肉髻，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執袍角，趺坐，著通肩袈裟。旁立二侍者，右脅侍穿交領衣，手持物；左脅侍右手舉起。座下塑龍虎銜璧。
除以上幾例，巴蜀東漢佛像都鑄於青銅搖錢樹上。其中位於樹頂枝葉雙面的平面鑄線條佛最為精美，迄今僅發現3片，粉本類同；位於樹榦上的立體佛像約80尊（存於完殘不均的二十餘株搖錢樹上）。為海內外博物館或民間珍藏。
正反面都有佛像的青銅搖錢樹葉片。左邊一枚出土於陝南城固，右邊一枚出土於川北安縣。平地起陽線構築圖案，應為澆鑄工藝。各有殘缺，互相參看基本能知全貌。安縣的枝葉較為完整，通高20.5厘米，最寬處13厘米，厚約1毫米。現藏綿陽博物館。
相較而言，樹榦佛像多採用高浮雕手法，除基本特徵符合佛像儀軌外，多數圖像細節都不如葉片上的佛像清晰。
此件雙面佛像葉片是存世三片中信息最全的。徵集於四川樂山。搖錢樹枝葉上的"一佛二脅侍"圖像完整清晰，與安縣出土那片似為同一模版。比對早期犍陀羅造像，尙未脫離"梵天勸請"儀軌。年代應該偏早。
何家山1號墓類型搖錢樹銅佛像。大肉髻，有髭鬚，項光縮小且不再實心，左右已無脅侍。可能時代偏晚。綿陽出土。現藏綿陽博物館。
三尊大同小異造型的搖錢樹佛像（徵集於綿陽附近）。從其紋飾精度和成像表現看，當時的澆鑄水平也參差不齊。
三尊不同粉本的升仙樹佛造像。右邊一尊樹榦上鑄有精細的水波紋。徵集於四川三台。
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像（徵集於四川綿陽）。此型不見於館藏著錄。無唇髭，高髻並有圓形頭光，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牽握衣角，結跏趺坐，著通肩袈裟，U形衣紋。已初顯早期犍陀羅與秣菟羅風格的糅合。
如你所見，花樣不少，還都有早期犍陀羅的形神。
但是曾有專家說，佛像是用來膜拜的，用於陪葬的不應該算真正的佛像。
想起了那句"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按那專家的邏輯，拿來炒的房子不是真正的房子？
過去數十年里，川渝地區出土過不少帶佛像的搖錢樹。由於國人缺少認知，這些珍貴文物相當部分流失海外；早年甚至有被當做破銅爛鐵送到廢品收購站的。
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這棵佛像搖錢樹，傳出自重慶巫山。1998年3月，比利時古董商古斯·柯羅斯在紐約亞洲文化節上，以250萬美元將其賣出，創下當時單件中國古代藝術品的最高售價。有趣的是，該棵搖錢樹初次展出時，被稱為"來自兩千年前中國的聖誕樹"。
流失海外的搖錢樹佛像，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專題研討連連，甚至出現了"四川敦煌學"之說。研究者們視之為探索漢傳佛像起源的焦點。
令人不解的是，至今國內所有關於早期佛像的展覽和一帶一路專題研討，都還有意無意地迴避著最早傳入中國的佛像在巴蜀這個事實。
我們還是繼續看看其它同期佛教題材遺物吧：
圖為有佛塔的東漢畫像磚。這塊殘磚1986年出土於什邡縣皂角鄉，高6.5寬9.8厘米。現藏四川省博物院。從拓片看，殘磚中部為一印度窣堵坡式多層寶剎頂塔式建築，兩旁為蓮花，兩邊亦佛塔無疑。磚頭雖殘，意義非凡！因為它有國內現存最早的佛塔形象。
東漢蓮花百獸畫像磚。徵集於四川彭山。據《觀無量壽經》，眾生臨終時，阿彌陀佛及觀音、大勢至二菩薩將持蓮台來迎九品往生之人。百獸與蓮花相間，當有佛教超越生死的觀念包含其中。故推測此磚可能表超度眾生之意。
成都市博物館藏東漢佛教題材石刻胡人座。左手執蓮蓬，右手似施無畏印。
出土於樂山人民醫院工地東漢墓的這件陶俑，右手施無畏印，著漢衣，儼然一行腳僧。現藏樂山大佛博物館。
徵集於成都新津的疑似僧人漢俑。
墓葬里埋著活人的思想。人對超驗世界的所有想像，都不能完全擺脫現實的影子。所以，當某種文化符號出現在某個時段某個地域的墓葬里時，那個文化就一定在當時當地深入人心了。
考古如做歷史偵探。我不是專業文博工作者，沒有"上班就是上墳"的田野工作經歷。因為痴迷於文物收藏，才有了對文獻歷史的叩問考量。
我知道，要在有文獻迷信的國度里提出不為前人蔽障的新知，很難。"史無記載"猶如一座大山。
現在，該來解答相關疑問了。梳理了下，大致有以下方面：
佛教是從什麼途徑進入巴蜀的？
佛教是如何融入巴蜀民間信仰的？
佛像參與喪葬活動時扮演什麼角色？
佛像漢末為何突然從巴蜀消失？
讀圖時代，最怕長篇大論。我盡量少說廢話。
三、巴蜀到印度，最近的路當然是滇緬道
其實，早在上世紀20年代，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就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測："當紀元一世紀時，雲南及緬甸之通道，二世紀時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為佛法輸入之所必經。"文中提及的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緬通道。
古"蜀身毒道"被後世稱為"五尺道"，是從四川往雲南永昌再沿南底河到緬甸八莫、密支那，而後通往印度的阿薩姆、馬土臘、犍陀羅等地區的。
顯然，漢地巴蜀通往犍陀羅之路，這是最便捷的一條。
從埃及太陽樹到三星堆神樹再到巴蜀搖錢樹，通過物象對比，巴蜀地區與中亞之間，確乎有一條文化走廊的存在。
從公元1世紀的希臘-巴克特利亞雙馬神，到公元2世紀的巴蜀西王母陶座和三峽鎏金銅棺飾。誰能說它們之間沒有關聯？
這條"近路"的存在，從中外史書里，也能找到諸多有力的佐證。單舉一例：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時，有蜀王之子泮率三萬軍隊逃亡，在今越南北部建甌雒國，史稱"安陽王"（蜀泮絕不可能是飛去的）。據越南《大越史記全書》："安陽王本名蜀泮或開明泮，原是古蜀王子，乃為鱉靈後裔。"這事在中國文獻《交州外域記》和越南史書《安南志略》中也都有記載。
越南史書把安陽王蜀泮在越南建立的政權，作為越南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蜀朝。圖為越南安陽王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陸續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發掘出不少來自印度、伊朗、緬甸的年代久遠的工藝製品。在騰衝還出土了大量的漢五銖錢。在滇西大理、保山一帶的漢墓中,也多有高鼻深目的"胡人俑"出土。這些文物，佐證了這條商貿之道往日的繁榮。
巴蜀漢墓中的胡人俑和畫像磚上的胡人屢見不鮮
《後漢書·西南夷傳》明確記載了大秦(羅馬)人經身毒道進入中國："永寧元年(122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撣國故地在今滇、緬邊境,處於當時的永昌郡外。
關於這條古"蜀身毒道"先秦既存在的考證，已有諸多學者用力。我不再贅述，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延伸閱讀。
有必要一提的是，問世最早的漢字佛學著作《理惑論》亦出自南方。時在東漢末。
該書為問答式論述文，每篇設問做答，逐一解答世人對新來佛教的疑惑。其中"漢明帝夜夢金人"的傳說，為古籍中最早記載，也最為人所重視。歷代漢字史書的佛教初傳故事，都是根據《理惑論》。
借湯用彤教授的話說："漢代佛教，附庸方術，魏晉釋子，雅尚老莊。牟子恰為過渡時代之人物，則牟子《理惑論》者，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頁也。"（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兩漢特別是新莽以後，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並非陸路。到桓帝時，大秦（羅馬）遣使來中國也是從日南郡（今越南中部）進入的。《理惑論》能在漢末蒼梧（廣西梧州）出現，本身就說明海路亦佛教初傳渠道之一。
四、"老子化胡說"是佛教借殼上市的計謀
佛教傳入中國，無疑是不同地域文化間的一次大碰撞。
印象中，佛道兩家似乎從未停止過高下之爭。所以過去一直以為，"老子化胡說"是道教編造出來用以打壓佛教的。
後來讀一則趣事時受到啟發：民國時期，有學者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做田野調查時，意外地發現了一部彝族史詩！學者們興奮地對該史詩展開了研究，發現其內容跟《聖經》非常像。難道各地區各民族關於遠古的記憶都是相同的？然後，又偶然從彝族老人處了解到，故事是清末聽天主教傳教士講的……原來，所謂的史詩，卻是西方傳教士將彝族傳說中的一些神靈和人物，套上聖經的故事用來宣教的！
莫非，"老子化胡說"是佛教初傳巴蜀時的計謀？
為此，查閱了相關資料。
道教《化胡經》成書於西晉惠帝時（公元290-306年），說的是老子入天竺變化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此書後來成為道教徒貶低佛教地位的依據之一。
而實際上，在《化胡經》出現之前就有了老子化胡說。公元166年，襄楷給桓帝的上疏中就有這麼一句："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是在文獻資料中看到的有關化胡說的最早資料。
佛教在傳入中國前，已完成自身的體統建設，是成熟的宗教組織。而其時道教還處於濫觴期，由原始巫教演化而來的黃老仙道信仰在巴蜀正大行其道。按常理，對初來的異域信仰，道家若主動編造"老子化胡說"去認同並接納，不合邏輯。
可能的情況是，佛教方面巧妙利用《史記》中關於老子"莫知所終"之句編造出來的。旨在表達佛道同源，且佛教是老子提倡的。這樣，也為佛教輪迴轉世說融入道家升仙信仰體系找到了理由。把釋迦說成老子的化身，引申一步，就是把釋迦同老子等同看待。人們對釋迦自然就不會排斥了。
東漢末年，道教實現系統化成為宗教組織。其時佛教已通過"老子化胡說"成功借殼上市，在信仰體系中逐步坐大。這才出現了為爭奪信眾而進行的佛道地位之辯。道教方面也將計就計，開始利用"老子化胡說"恣意發揮。說來好笑，化胡說的真偽竟成了後世佛道兩教爭論的焦點之一。
卻說，巴蜀是個神奇的地方。任何外來文化都很容易與原生文化融合或伴生，並且一旦融入就再難釐清或剔除。這，似可喚作窪地效應。
該地區先秦時期一直遊離於大中華文化圈之外。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滅亡。此後秦將巴蜀作為統一六國的戰略基地，巴蜀才真正成為漢地。從秦滅巴蜀到兩漢之交，歷三百餘年。
巴蜀地域文化雜糅，既有殘存於記憶中的原生文化，也有強勢洗腦的中原文化，還有來自西南更邊遠地區的異域文化。通常意義上，離中原越遠，文化就越疏離，對異域文明的接受就越快。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完成統一征戰後，開始統一文字並焚書滌典，將各國的神話傳說混煮成了一鍋粥。漢字語境下的文化重塑，對地方史的破壞，超乎想像。
許慎《說文解字·序》：七國之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雲"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矣"。
統一異形同義的漢字，影響尚且如此；廢除不同符號體系的文字，於地域文化傳承的破壞，就是滅絕性的了。
改夷歸夏前，巴蜀是有自己的文字的（估計絕大多數人沒見過）：
考古發掘得來的巴蜀圖語，也許是破解西南地區上古史的鑰匙。但是研究者們，卻一直在漢字重構的偽史中折騰。
東晉時，強烈崇尚和標榜華夏正統的蜀地史家常璩在撰《華陽國志》時，將《戰國策》中稱古蜀為"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的文字，改為"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為鄰"。這顯然不合於史實，因為比之更早的東漢班固《漢書》仍明確記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
為使巴蜀改夷歸夏，用漢字書寫的巴蜀先秦史從此便充滿了"相傳"和"或許"。所以唐代大詩人李白也要發出"蠶叢和魚鳧，開國何茫然"的慨嘆了。
可以說，我們今天能讀到的巴蜀先秦史，都是秦滅巴蜀後由華夏正統史家改裝出來的。（關於這，以後專文論述，在此不再展開）
十多年前在雅昌論壇做了篇名為《從三星堆神樹到漢代搖錢樹－原本與拜金無關的夢幻》的帖子，由此涉足對喪葬文化的探究。發現佛教在漢代的傳播，竟然是從介入喪葬活動開始的！
漢代流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巴蜀地區尤甚。佛初來時，入鄉隨俗。既然冒充了老子化身，佛像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捲入喪葬活動。因為，喪葬行為是民間信仰最集中的體現。能夠與崑崙諸神之首西王母同在，是佛陀當時的榮幸。
"搖錢樹"的名稱是上世紀40年代中央博物院發掘四川彭山漢墓時馮漢驥提出的。脫離信仰背景的名稱附會一傳至今，淡化了其宗教意義。搖錢樹，實際上是承載著"通天、祈壽、升仙、轉世"等仙道思想的神樹。樹上的孔方兄，表達的當是升仙路上不差錢的祈願吧。
不是所有的巴蜀漢墓里都有搖錢樹（經濟原因之外，也有如方言般的表達差異）。也不是每一一棵搖錢樹上都有西王母或熊或佛像，惟有溝通天地的鳥不可或缺，足見前三者都是輔助。
古人眼裡，鳥是能夠溝通天地的神靈，不管什麼形制的搖錢樹，鳥都居於樹頂，寓意"上天"。
西王母則是傳說中擁有長生不老仙藥的崑崙諸神之首，無論出現在什麼載體上，都是"祈壽"的指代。在搖錢樹上，西王母或位於樹座，或位於僅次於神鳥的高位。
搖錢樹上的熊是象徵"升仙"的圖騰，是仙道信仰中對黃帝的指代。據《史記·夏本紀》，黃帝原本有熊氏的後裔，且文獻中多有鯀、禹死後化熊的記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容成氏》篇講禹聽政三年後"始為之號旗"，製作了東、西、南、北、中五方之旗，其中將熊作為最重要的"中正之旗"的標誌。
熊作為華夏族的圖騰，可謂"根正苗紅"，因為它不僅是中華民族公認的祖先黃帝所在部落的姓氏，還是傳說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信仰。史載"黃帝有熊氏"，"本是有熊國君之子"。
佛像最初是被信眾視為老子化身的，或曰"被當成老子像的佛像"，在搖錢樹上應寓"轉世"之意。能夠蛻變重生的蟬，在古人眼裡無疑是具有神性的，道家借表重生之願；佛初來時，也巧借了本土信仰，以蟬取代了佛身旁的梵天和帝釋天，傳達轉世輪迴思想。
順便說一句，現藏於日本和泉市久保紀念美術館的這件名為"青銅佛錢樹盆"的器物，顯然是用搖錢樹殘件焊接拼湊而成。國內學者屢屢引用而不質疑，鬧笑話了。
綜上所述，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漢地，卻只在西南地區留下了佛像。除了路徑之便，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巴蜀亡國後，處於重新認祖歸宗的文化迷惘期；而其它地域更堅守於既往的文化認同。二是佛教初入是搭車仙道信仰傳播的，傳播範圍亦必受制於此（事實上，佛像的流布，也未超出搖錢樹的分布範圍）。
直到五胡亂華，佛教才得以在中原趁虛而入。
佛像在漢代巴蜀地區流布，從"延光四年"算起，大約歷時百年左右。到蜀漢政權時，蜀地已不見佛蹤；晚期的搖錢樹佛像只在渝東南忠縣、巫山等地的蜀漢墓中有零星發現。
此後的佛像史出現一段空白期。沉寂數十年後，三峽之外的三國吳地才重現佛的身影。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佛像在巴蜀地區的突然消失？
宗教領域的問題，還得從宗教出發去尋找原因。
漢末有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發生，那就是黃巾起義。起義是由道教的初期組織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發起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還了得！黃巾起義以失敗告終，帶頭的道教組織遭受政權嚴厲打壓，作為道家升仙信仰載體的搖錢樹自然淪為邪教邪物。搖錢樹消失了，附著其上的佛像焉能倖免。（這個視角，之前被研究者們忽略了）
這樣的變故，是佛教始料未及的。這迫使佛教開始撇清與道教的關係。但佛在民間的印象，已被深深打上了道家的烙印。
於是，佛道兩家的相愛相殺大劇，就此拉開大幕。
佛教在漢地借殼上市後，一直到西晉還是小眾信仰。佛經內容也多有道教思想雜糅。大家也搞不清這個佛教怎麼回事，把佛教徒也稱為"道人"。而佛教徒也多以"貧道"自稱。據南宋葉夢得 《避暑錄話》卷下："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
到南北朝中期，佛道爭鋒，南朝北朝都舉行過多次辯法，佛教徒為了區別於道士，曾改稱和尚（不過這個詞可不一般，梵文中是"師"的意思。"和" 、"尚" 在文言文都是高等、高尚、崇高的意思）。
但受化胡說影響，到唐代時仍還有僧人以"貧道"自謙。玄奘《大唐西域記》："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佛道爭辯依然很激烈，一會毀佛，一會毀道。玄奘取經歸來後，才僧歸僧道歸道的。
到宋朝，佛道基本合流，加上儒家理學，一番加工，到明清，儒釋道三家一體，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中華文化和傳統。
另外，佛道兩家都念經。道教為爭正統，將自己念的經稱為"真經"。佛教徒自然不會應允。也許，這才是玄奘西行的真實緣由吧。（似乎跑題了，算是小插曲）
連道家信仰的主神西王母都穿上了大翻領的西裝（樂山大佛博物館藏品）。足見，佛道兩家從開始就相互滲透和借鑒了！貌似中原地區胡服的流行，是在唐代吧？
五、魏晉時期佛像在長江中下游的傳播
佛像的漢傳，起於巴蜀，而後順長江流布，在長江中下游完成與海上絲路一脈的融合。海路而來的佛，多點登陸，時間應該不晚於前述《理惑論》產生的年代，即東漢末年。
從實際考古材料看，三國時出現了有年代證據的鎏金銅像和陶瓷佛像。西晉時，佛教造像特別集中在陶瓷穀倉罐和銅鏡圖紋上，而且都分布在吳境之地。其它僅有零星材料。到目前為止，北方地區尚未發現早於下列佛像的實物遺存（請留意時序和空間關係）：
三國·吳（公元262年）鎏金銅佛像飾片。出土於武昌蓮溪寺東吳墓。墓中有永安五年鉛地券。飾片高約5厘米，上有透雕加線刻佛像。像戴寶冠，有項光，裸上身，佩項圈，披飄帶，下系裙。右手抬起。立於覆蓮台上，蓮台兩旁又各有一朵蓮花。墓主人是校尉彭盧。用途應為腰帶之飾。
三國·吳（公元222-280年）青瓷佛像。1992年湖北鄂城塘角頭出土。湖北博物館藏。
三國·吳（公元222-280）青瓷佛像香薰。1967年鄂鋼孫將軍墓出土。
三國·東吳（公元222-280年）末期青釉褐釉盤口壺上的佛像。1983年南京雨花台長崗村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三國·吳（公元222-280）黑釉樓閣佛像陶魂瓶。江蘇南京出土。
西晉（公元265-316年）佛像夔鳳鏡拓片。安吉梅溪出土。安吉博物館藏。
西晉（公元265-316年）青瓷禪定印佛像。由陳萬里先生於長江中下游地區蒐集。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犍陀羅很早就出現了這種禪定印，但在秣菟羅則一直沒有出現。這種禪定印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西晉（公元265－316年）貼佛像青瓷三足盆。鄂州市寒溪公路4號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
西晉（公元265-316年）青瓷奩上的佛像。上海博物館藏。
魏晉期間的佛像青瓷穀倉罐，分布於長江下游地區。其上造像尺寸都很小，可分為二個類型： 模印貼塑於罐和各種器皿的腹部；堆塑或模製置於罐的肩部以上或樓閣門闕中。 （模印貼塑的蓮花坐佛是陶瓷佛像中最典型的儀態）
東晉十六國後，造像勃興，石窟興起。與中國傳統神仙一起裝飾器物的陶瓷銅鏡佛像就退化消失了。它們造型上獨特的組合形像特點再也沒有出現。
兩件出土地不確定的十六國時期金銅造像：
有明確紀年的十六國佛像當數後趙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銅佛坐像，像高39.7厘米，是現存的十六國佛像中首屈一指的名品（原出土地不明，現藏美國舊金山藝術館）。
肩生羽焰的釋迦佛坐像，十六國時期（公元4世紀），美國哈佛大學弗格藝術博物館藏（傳出土於河北省石家莊）。結禪定印，仍有搖錢樹佛像的影子。
六、關於"褒衣博帶"和"秀骨清相"
十六國也即"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地帶文化雜糅。從西域絲綢之路傳入的佛教開窟造像之風，由麥積山、敦煌而雲岡、龍門，開始在黃河流域勁吹，繼而引燃全國，於南北朝達到第一個高峰。
佛教在傳入漢地兩百年後，終借異族皇權之力而盛極一時，將漢傳佛像藝術推上了頂峰。漢傳佛像史，至此登上漢字正史。北朝佛教中心早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那裡有雲岡石窟），晚期在洛陽（那裡有龍門石窟）。南朝佛教中心則在建業（南京）和成都。
對以上內容，學術界早就予以濃墨重彩。也不是本文的重點。從略。
籍由東漢既打下的民間信仰基礎，當石窟寺摩崖造像在南北朝大興之時，巴蜀地區再度異軍突起。下面僅述其可圈可點之處。
以萬佛寺（大慈寺）為代表，高僧大德和文人畫士在成都創作或改造的一些佛教題材，千手觀音、西方凈土變、明王像、羅漢像、地獄變相圖、水陸懺法、各種聖僧等繪畫作品名噪一時。
尤其在佛像的中國化方面，成都率先推出的"褒衣博帶"和"秀骨清相"藝術特徵，風靡全國。而這兩種形態，似乎又與道教有關。特別是"秀骨清相"的表述，如果我用"道骨仙風"替代，大家不會有意見吧？！
無量壽佛像碑。南齊永明元年（483年），紀年最早的褒衣博帶。1921年四川省茂縣東較場壩中村寨出土。現藏四川博物院。
一佛二菩薩像。齊永明八年（490年），殘高64厘米，座寬46厘米，厚22厘米，成都市西安路出土。
一佛二菩薩像。齊建武二年（495年），殘高36厘米，座寬27厘米，成都市商業街出土 ，現藏成都博物館。
南朝造像碑，佛像身前的道士身影時有所見。貌似在巴蜀地區，佛道兩家從來就沒決裂過。有道是：來巴蜀時，為神仙助力，似借殼上市；漸中土後，以道士侍從，猶翻身做主。
做這樣的文字，有點自討苦吃。
不知道這些與當下沒有直接關聯的事情，會有多少人去關注。
就算是對自己和同好做個交代吧。
所幸，眺望歷史，並不妨礙我們投入日常，為現世的幸福努力；
身處俗世，也不影響我們以更宏大的視野看待得失，理解瑣碎忙碌的長遠價值。
許多事，急不來。我們只需靜候花開。
2017年12月25日 於重慶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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