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好萊塢大片 引入中國時的奇特遭遇

「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策劃《生活大爆炸》第15期

文 | 諶旭彬

1993年，對中國電影行業而言，是一個轉折點式的年份。

這一年，新的電影發行政策出台，國產故事片將不再享受「統購統銷」的待遇。

這意味著，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將在中國電影行業里坍塌。

在此之前，中國的整個電影產業，被分為三大塊：1.製片業；2.發行業；3.放映業。具體運作模式是：

電影製片廠生產出來的影片，交給「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簡稱中影公司）統一發行。影院從全部放映收入中留下50%，余者作為「發行收入」上交至中影公司，按「3∶3∶3∶1」的比例，依次分配給製片廠、拷貝洗印廠、省以下各級發行公司、中影公司（後更改為按每個故事片拷貝10500元向製片廠支付版權費）。

時代破冰初期，社會爆發出的對精神食糧的巨大渴求，曾帶給國產電影一段短暫的輝煌期——1979年，全國觀影人次達到了293億的高峰，相當於每個中國人一年當中看了近30部電影。

但計劃經濟體制，必然造成多數影片質量不高，與觀眾需求脫節。電視里的港台劇和錄像廳里的港台影片，讓民眾有了「用腳投票」的可能，國產影片的觀影人數，甫進入80年代，就迅速出現了萎縮。

1985年，中影公司在一份材料中無奈寫道：

「今年3月25~31日一個星期內，武漢市共有三個電視頻道（包括轉播中央台）播放六個港、外連續劇。如星期六晚上播出《射鵰英雄傳》四集時，該市上座較高的新華電影院晚場只有四名觀眾；又如今年2月在瀋陽播映香港電視劇《上海灘》時，有些影院晚場因觀眾極少只好停演，也有的影院當映《上海灘》播放時間時觀眾紛紛退場。類似情況在各城市都有。」

1990年，中國至少存在著5萬多家在冊的錄像廳，裡面流轉的多是無法登上熒幕的香港和歐美電影。同期，國產電影的觀影人次已進入雪崩狀態。1991年，全國觀影人次只有144億，較之1979年可謂腰斬，1992年下滑至105億人次，1993年只剩下42億人次。

觀眾「用腳投票」，已快將國產電影「投死」。

圖註：表格轉引自：司若，《中國電影大片路》，山東友誼出版社，2009，第55頁。

對於這種奄奄一息的局面，1992年的《電影經濟》雜誌，曾刊文如此剖析：

「電影觀眾已經把看電影作為一種娛樂和享受，他們絕不會從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元錢甚至幾元錢去買一堂政治教育課來上的。……電影市場之所以急劇滑坡，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和觀眾興趣、電影市場的需要不對口、不對路。」

時任廣電部副部長的田聰明，也有相似的判斷。他曾如此解釋為什麼要在1993年取消對國產電影的「統購統銷」：

「我……深深感到問題的癥結就在『統購統銷』上，由此而形成經濟分配上平均主義、『大鍋飯』，創作上遠離生活，遠離觀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統購統銷）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出它的弊病，嚴重地束縛著電影藝術生產力的發展，束縛著電影市場的繁榮，特別認為這種狀況同目前正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當不順，長久下去肯定不行。」

曾於1991年拍出經典國產影片《雙旗鎮刀客》的導演何平，發自內心歡迎這種變革：

「我們的電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過去觀眾想看什麼由電影院定；電影院放什麼由發行公司定；發行公司發什麼由製片廠定；製片廠導演拍什麼由製片廠廠長定。我們在計劃經濟的模式里，不研究觀眾，不研究市場，現在該是研究市場的時候了。」

圖：《雙旗鎮刀客》海報

緊接其後，被引入中國市場的，是與國人絕緣已久的「好萊塢大片」。

長期以來，中國熒幕上播放的進口影片，都是由中影公司向外商一次性買斷發行放映權，平均價格約為每部兩萬美元。

這個價格，基本上只能買到海外的老片和爛片。

1994年，中影公司首次在政策上獲允，每年可以通過票房分賬的方式，進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和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影片」。

引進在國外已取得高額票房成績的「大片」，引發了中國電影行業的全面恐慌。

1994年初，北京電影學院數百名學生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抵制好萊塢」。

2月20日，《戲劇電影報》刊發文章《大陸電影面臨致命威脅》，公開將引進外國大片視為大陸電影的首要威脅。

4月8日，部分省級電影發行公司聚在天津，聯名簽署了一份《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幾個問題的緊急呼籲》，反對引進國外大片。

稍後，北京市電影發行公司致函中央某部長，控訴引進外國大片「不利於穩定整個電影行業的軍心，不利於穩定全國市場」。信中還上綱上線說道：

「讓美國的影片佔領我們的電影市場，用中國的票款養肥外國的片商，請問，這樣做的人（或公司單位）算不算新生的外國買辦？」。

與這種嚴厲指控相伴隨的，是北京電影公司在影片播映方面的拒不合作。

中影公司只好繞過北京市電影公司，於1994年10月，與區一級的海淀電影公司簽訂「首部進口大片」《亡命天涯》的代理合同。

圖：1994年《亡命天涯》大陸海報

即便如此，《亡命天涯》在北京的發行仍不順利。

北京電影公司通過市文化局和海淀區政府，要求海淀區電影公司退出《亡命天涯》的發行。這種施壓，一直持續到11月11日，也就是《亡命天涯》上映的前一天。

當夜，市文化局的領導找到時任海淀區電影公司總經理的韓茂瑞，以「組織命令」要求其停止發行《亡命天涯》，並提出要看電影拷貝。韓謊稱拷貝尚未拿到，待對方離開後，即返回公司倉庫，取出全部拷貝，放入車中，自己開車在北京街頭四處晃蕩。

韓後來回憶說：

「其實我也是被逼的，代理髮行合同已經公證了，毀約要支付高額賠償款，於是就橫下一條心，逼得自己『亡命天涯』了。……我就像地下工作者保護著秘密材料一般，心裡直打鼓。」

次日清晨，韓茂瑞將車停在薊門橋下，讓影院經理們來找自己拿拷貝。

當天的電影海報上，赫然寫著：

「改革年代，激烈爭論，電影市場，風險上映。」

「為了電影，為了首都的電影市場，我們問心無愧！」

這樣的宣傳詞，在中國電影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圖：《亡命天涯》劇照

韓茂瑞的「亡命天涯」，只讓《亡命天涯》正常放映了7天。

1994年11月18日，《亡命天涯》被禁止繼續放映。據《工人日報》當年的報道，大致情形如下：

「在北京，十部大片的首部美國影片《亡命天涯》……本月18日晚17時接到北京市有關部門的通知：禁止放映。……11月19日上午，首都影院售票處繁忙異常，工作人員正忙著處理《亡命天涯》一片的退票工作。18日是中影公司與各家影院簽約放映7天的截止期。首都影院因此片上映情況較好，故想續簽合同至22日，並且已售預售票，但18日晚7時接到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電影公司的通知：禁止上映。」

此番風波，造成了很不好的輿論影響。

《光明日報》當年的「內參」如此寫道：

「現在，北京在最初階段就積极參与10部影片引進工作的電影發行放映工作者，人人憤憤不平；外國駐京記者把在北京發生的這件事，作為『中國官方干預外國影片放映』的實例，向世界各國傳播。並紛紛掛電話到廣電部電影局，及北京一些影院，進一步詢問『內情』；海外衛視中文台不顧事實真相，公開報道說：『《亡命天涯》被中國封殺』……」

最終，《亡命天涯》在北京只取得了區區220萬元的票房收入。但它在全國的最終票房，仍高達2500萬元。

可供對比的是，1994年，17家電影製片廠共計發行了93部新故事片，這些國產電影的收入全部加起來，「僅略有盈餘49.4萬元」。

《亡命天涯》之後，引進的第二部大片《紅番區》，創下了9500萬的票房；第三部大片《真實的謊言》，票房突破了1個億。而當時北京、上海的電影票價尚未超過20元，多數地區未超過10元。

圖：中國首部票房過億的引進大片《真實的謊言》

儘管仍有反對的聲音，在高呼進口大片「跟當年鴉片進中國一樣，是很令人恐怖的」，從電影院走出來的觀眾，所感慨的卻是：

「中國長達40年的進口過時、低檔次廉價電影的歷史，終於過去了。」

在看電影這件事情上，中國人終於漸有希望擺脫「二等公民」的身份。

圖：1995年《開放》雜誌關於國人看電影不再做「二等公民」的報道

注釋

薩本敦，《田聰明：中國電影改革的破冰之任》，《中華兒女》2011年第18期。

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京、津、滬等十一個城市1985年上半年電影市場情況》，收錄於：《中國電影年鑒 1986》。

黃德佃，《試談電影發展的過渡時期》，《電影經濟》1992年第6期。轉引自：饒曙光，《中國類型電影歷史現狀與未來》，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第118頁。

田聰明，《抓住機遇深化改革迎接挑戰》，1992年12月20日晚的講話。收錄於：《中國電影年鑒 1993》，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第08頁。

饒曙光，《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第464頁。

楊林，《引進首部大片始末》，《新京報》2008年12月19日。

王冬梅，《國外引進片：能順利走進中國影院嗎？》，工人日報1994年11月27日第7版。

李家傑，《為何單在這裡停映》，光明日報「內參」1994年12月9日。收錄於：《新聞並非易碎品 1979-2015》，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第572頁。

羅棣珍，《1994年國產故事片發行盈虧情況》，收錄於：《中國電影年鑒 1995》，第169~170頁。

郝建，《義和團病的呻吟》，《讀書》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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