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為什麼中國還能最終取得勝利？
原標題：抗日戰爭時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為什麼中國還能最終取得勝利？
80年前的今天，盧溝橋事變爆發，標誌著中華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
中國人對戰爭最深刻的記憶，就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抗日戰爭。這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歷時最久、規模最大、受損最重、犧牲最多的戰爭。
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已經多次被侵略戰爭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1.9萬人的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銀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1.8萬人長驅直入，攻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賠款白銀2億兩，割地賠款規模空前。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拼湊3萬多兵力，進攻北京的兵力卻不足2萬，10天就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從軍備上尋找失敗原因。當年澳門報紙評論說：
「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還有人從體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維新的發起者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繼而再提「富國」、「養民」、「教士」、「練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復。這位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生，在《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說：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嚴復這段話點出了中國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影響在中國根深蒂固。當西方各國從17世紀中葉紛紛開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之時，中華民族大大落後了。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
這種狀況反過來又導致民眾認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敗了也是皇上打敗了，割皇上的地，賠皇上的款，與我何干。這種只有王朝安全、沒有民族安全的狀況，使國家安全一開始就從民眾心理養成和大眾精神狀態上處於千瘡百孔的脆弱狀態。
事實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登陸後發生在三元里的抗擊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更多的是民眾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
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有民眾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身後有民眾推車幫助運送物資給養;聯軍部隊包圍北京，又得民眾指引從廣渠門下的水道攻進城內。
攀牆圍攻皇宮，還有民眾幫著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面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的水道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群一群的中國人，揣著手站在那裡，麻木地觀看。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之後，舊中國被踢開國門、遭到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終止。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卻操縱和會，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北洋軍閥政府倒台了，民國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丟掉了華北。
人們反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奪成性，卻很少思索：日本關東軍為何敢於以1.9萬兵力面對19萬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為何敢於以8400兵力對約10萬兵力的宋哲元第29軍發動「七七」事變？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肅親王善耆審汪精衛時說了一段話：
「你們這革命當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革命成功了，我看你們也強不過我們多少。」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國家狀態如李大釗在《大哀篇》中所說：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後，吾民之患在數十專制都督。昔則一國有一專制君主，今一省有一專制都督。前者一專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城頭變換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從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為列強屠宰的目標？
1948年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甲級戰犯、「九一八」事變元兇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對關東軍做戰鬥動員時，講過這樣一番話：
「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
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
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侵略者敢於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的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的狀況。100多年來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一個中國人僅會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
如果不探究我們是怎樣衰落到了那樣的地步，不了解當時中國的軍事有多麼軟弱、政治有多麼腐朽、社會有多麼渙散，就不會了解這種軟弱、腐朽與渙散要帶來多麼巨大深重的災難。
「落後就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田漢、聶耳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已經唱出了這樣的詞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二、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因為當時中國的狀態，日本侵略者輕看了這場戰爭。
他們以為短時間就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判定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
表面看他們的根據是充足的。
軍事上，中國軍隊一敗再敗：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徐州淪陷、武漢淪陷……政治上，國民政府高官、軍人、政客也紛紛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為偽「滿洲國」元首。1935年11月大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12月，又出現一個夾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以實行「華北自治」為主旨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布文件宣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還與日本駐屯軍訂立《華北中日防共協定》及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眼看華北將成為第二個偽「滿洲國」。
日本關東軍的板垣征四郎成為東北漢奸之父。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土肥原賢二成為華北漢奸之父。
中國三個偽政權頭目王克敏、汪精衛、梁鴻志先後就職。王克敏與汪精衛的矛盾，竟然起源於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裡。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志、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顯露集體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怎能不會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的暗無天日年代，當被問到自己的夢想時，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用了一個反問：「我們的英雄又不知在何處？」整個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來頂天立地。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
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叛徒張秀峰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
他1940年2月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此人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致楊靖宇很快犧牲。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還有一個很難稱為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丟一隻，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都是中國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
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在山上看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產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是因為有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樑。
當年地質學家丁文江面對國內經濟凋敝、政治混亂、日本侵略者步步蠶食的黑暗困境，說出一句極具內力的話：
「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將階級擔當轉化為民族擔當，由階級鬥爭的開路先鋒，轉變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戰開始，德國在中日之間「調停」。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調停」的態度：
「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衝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會在中國佔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20餘個中央委員都先後投敵的情況下，蔣介石說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句話，也算是共產黨人給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去當偽軍。毛澤東說：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民族危亡關頭，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氣概。
三、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國」，同時也指出：
「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個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
7月31日晚，蔣介石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
國民政府隨後組織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應該說日本方面肢解中國、佔領中國的計劃從來就不是草率和簡陋的。從甲午戰爭前後它在中國做的大量細緻情報工作和在國內完成的周密軍事準備，可見一斑。
20世紀30年代前後，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一直在通過不斷地製造危機和利用危機，有條不紊地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
但這一輪它錯了。它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以為歷史會簡單重複，以為還會像甲午戰爭消滅大清北洋水師和擊潰清朝陸軍就可獲得豐厚的割地賠款一樣，只要擊敗蔣介石的中央軍就可征服中國。這是它最主要的戰略盤算。
它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一個全新力量：中國共產黨，沒有想到這個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眾，為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三個月滅亡中國，他們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後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他也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則是看到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只有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持久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
日本發動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闢了全新廣闊空間。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的經歷就十分典型。
錢偉長1931年以中文、歷史雙百成績，被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五所名牌大學同時錄取。但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他從收音機里聽到這個消息後拍案而起：
「政府講不要抵抗，因為人家有飛機大炮。我聽以後火了，下決心。我說我要學飛機大炮！」
錢偉長極具文史天賦，但物理只考了5分，數學、化學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沒學過是0分。為了內心這個願望，他極其刻苦。五年之後，他以優異成績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抗日的願望，把本該成為文史學家的錢偉長變成了現代中國力學之父。
錢偉長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抗戰時期，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加入抗日隊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變後，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抗戰後到的知識分子總共有4萬餘人。」這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從未有過的景象。知識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隊伍素質，增強了國人信心，拓寬了發展前景，為奪取抗戰勝利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最廣大的地區還是農村，最眾多的民眾還是農民。開闢與發展農村抗日根據地，是真正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與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戰的核心與關鍵。
隨著戰場上國民政府軍隊節節後退，八路軍、新四軍堅決向敵後挺進，先後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農村建立了眾多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已經擁有一億人口。
日本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要面對兩支性質完全不同的軍隊，面對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戰場。戰爭初期，日軍全力以赴進攻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隊，基本不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放在眼裡。隨著越來越深入中國土地，情況變化越來越出乎他們的預料。
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說：
「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
到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時，日軍已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被釘死在華北，嚴重牽制了日軍兵力，消耗了日本國力。
敵後戰場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的狀況，令日軍震驚不已。其《華北治安戰》中記載：
「居民對我方一般都有敵意，而敵方工作做得徹底，凡我軍進攻的地區，全然見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帶路人、搬運夫、以至收集情報都極為困難。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掃蕩搜索隱蔽物資，很不容易。」
日軍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
「（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
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報告冀南作戰的遭遇：「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居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居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出來抓啊!』」「岡村支隊的一個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於共軍的包圍之中。」
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是共產黨的法寶。
《華北治安戰》評論：「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遠遠不能相比。」
日軍山口真一少尉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打過仗，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作戰方式，他的比較與總結是：
「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怖的戰爭，不如打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反倒痛快。其後我參加過老河口作戰，我回憶在中國四年之中，再也沒有比駐防在（冀南）十二里庄當隊長時更苦惱的。」
一個真實的故事，就發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駐地不遠的邯鄲西部山區一個村莊。那天事情發生得突然，孩子們正在追逐玩耍，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委幹部來不及走脫，都被困在村裡、混在鄉親裡面。
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個孩子。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他們拿出糖果，一個一個地給，「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隨便指指哪一個不是村子的人」。
沒想到的是，1000多個孩子沒有一個接糖。把攥緊的手掰開，將糖硬塞進去，手像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又重新緊緊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滿是灰土的地上。
幾十年過去，有人問當年其中的一個孩子：「你們咋那麼大膽？真的一點不害怕？」
已經白髮蒼蒼的這位老者回答：「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漢奸了。」
老人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形容誇張，講起來平平淡淡。他和他當年那些小夥伴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道德，憑庄稼人做人的直覺，在大災難面前堅守著那個棒子麵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一接，就成漢奸了」。
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蓋都無可奈何。這些孩子讓人感慨不已。1000多個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鬥毆，相互間頭破血流。
但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漢奸了」這一結論上，他們無人教導、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這是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的基因，一種不需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
按照過去的話說，即所謂的「種」。1000多個孩子，個個有種。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積蓄於生命中的火種。共產黨群眾工作的關鍵，就是激發這些火種。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劇所在：不但要面對蔣介石領導的正面戰場，還要在毛澤東領導的敵後戰場面對覺悟了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鬥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如毛澤東所說「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四、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中華民族百年沉淪，歷盡苦難。拿破崙說：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醒來世界會為之震顫。拿破崙的意思是：這頭獅子最好不要醒來。事實上這頭獅子也一直在沉睡，長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魏源企圖喚醒這頭獅子。林則徐交代魏源寫《海國圖志》，已經萌生要將中國改造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思想，但在中國沒有引起反響。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書籍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驚醒這頭睡獅，還需要更慘痛的失敗。這一失敗來了：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灰飛煙滅。傳統印象中的「蕞爾小邦」日本也能強令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獲得空前的割地和賠款。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獅開始覺醒。覺醒進程仍然是一個數十年的歷史過程。
甲午戰爭後1895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標誌著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這個階層一些人已經開始認識到整個國家出了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傳統「世外桃源」為樂趣的這個階層，通過「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全面參與到國家政治歷史的進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戰，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沒有最慘痛的沉淪，就沒有最輝煌的崛起。代價是極其巨大的。八年抗戰，全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有形財產損失6000多億美元，無形財產損失不計其數。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1937年抗戰開始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說了一句話：「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
這個問題已經由艱苦卓絕的抗戰勝利做出了回答。當了漢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經蔣介石簽署特赦改判無期，1948年病死獄中。
1938年抗戰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另一個設問：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回答這個問題的資格，只有留給中國共產黨人了。
為了民族的生存、發展、繁榮、昌盛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
30多年的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完成民族救亡與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犧牲奮鬥、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新中國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渙散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能夠完成救亡與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
今天回顧可以清晰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鍊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不會這樣快就到來。
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到復興的轉折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1840年開啟的民族救亡命題的標誌性終結，又是民族復興命題的標誌性起始。
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說：「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
中國概莫能外。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說的「一般來講，大國的標誌是有能力打贏戰爭」，同樣講得很好。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大國之列。
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說出了100多年來所有中國人的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