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識歷代政治得失 明文化自信自知——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原標題：「好書推薦」識歷代政治得失 明文化自信自知——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識歷代政治得失 明文化自信自知——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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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後感
讀史可以使人明智。以史為鑒，可以清醒地認知自我，確切地明白一個國家或民族為什麼走到今天、我們從哪裡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脈絡清晰、深入淺出、說理透徹、娓娓道來，讓我更全面更辯證地了解了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的淵源、沿革、變遷與利弊。這本書開闊了我的視界、拓展了我的思維、深化了我的認識、糾正了我的偏狹、消除了我的誤解，讓我看到一個真實、具體、連續、演進、變化的中國歷史與傳統政治過程。讀後讓人豁然開朗，有一種「原來如此」的通透。以前對於中國歷史的了解，尤其歷代政治、文化的興衰主要是通過歷史課本、語文課以及廣播與影視等，比如中學教材中批判中庸思想的一篇文章，比如說其「不偏不倚、不溫不火」，一直讓我對中庸思想持否定與貶斥態度，感覺中庸思想全部都是封建糟粕，所以中學時代對於傳統文化多是一些概念化的認知、非黑即白的評價與缺乏自我判斷的片面接受，直到後來了解了真正的「中庸」，才開始有所懷疑、反思與轉變——比如據說《論語》、《中庸》被列為國外管理學的必讀書目。歷史課本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古代文化的否定與批判讓我對於傳統思想與文化也有所警戒與隔閡——當然是在對歷史對古代文化不甚了解的情況下。然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才發現自己的幼稚、無知、片面與狹隘。對於「專制黑暗」的舊社會的否定與誤解、對於傳統文化的一知半解，導致了自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曲讀、誤解與冤枉以及膚淺的認知與片面的理解、狹隘的批判，也導致了近代一些國人的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全盤西化、歷史虛無以及現代的文化不自信問題。
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礎與前提。自知才不會妄自尊大、妄自菲薄，自知才會知恥後勇、不卑不亢，自知才能更加自尊自愛、自信自強。閱讀此書個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相見恨晚。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儘早閱讀此書，免去似我這般的遺憾！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是平等、開放、自由的。」（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錢穆先生指出了國人普遍文化不自信的痛點與原因，其實這主要是歷史與客觀所致，是制度使然，而很少是個體人為的、有意為之，制度尤其產生的時代性與情境性，比如九品中正制最初就是一項很好的制度，對於分裂的國家來說是選拔人才的有效而可行的方式，可是後來時勢變換，制度依舊所以就具有了負作用。某種程度上，這於歷史當時或是一種偶然性與必然性結合的產物，於我們當代人回望則是一種無奈與客觀事實，所以作者說「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做參考。」，雖然若單獨拿出來、斷章取義，這句話是有問題的或者不對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錢穆老先生的觀點也有其歷史局限性與民族偏見的成分，比如對於共產黨的認識、對於清代滿族統治的評價，比如他說的清代政策中「滿族人、蒙古人、中國人」的提法，此處的中國人指漢族人，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國人不同，這是個人的經歷與時代所致，是客觀使然，是老先生自身無法避免的，但是作為清醒的現代人，這一點我們絲毫不能糊塗。此外，錢穆先生是國學大師與文化大家，他的文化系列著作值得喜好文化與關注中國傳統的人去系統或有選擇地去閱讀，比如《國史大綱》《中國文化精神》《中國歷史精神》等。
這是一本在香港、台灣與內地都被出版與認可並廣泛閱讀的關於中國文化的一本小冊子。一九五二年，錢穆先生應有關方面之邀，演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題。本書就是演講記錄稿修改而成，一九五年十一月在香港初版，一九五五年八月在香港發行修訂版。後在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時，又補入錢穆先生答讀者來書討論張居正一文附於書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版本是比較全面的。這本小書32開的印刷紙總共180頁，所以一周抽點時間或者周末基本就可以閱讀完。然而這本書的內容卻是豐富厚重的，會讓你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制度、文化、政治有一個比較全面、系統、邏輯與深入的認識與理解，所以非常值得一讀，也非常值得反覆閱讀，因為每次都會有不同的理解與收穫。這本書適合所有海內外的中國人與華人閱讀，也適合研究中國與關注中國的國內外人士閱讀，尤其作為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的專家、學者們去精讀一、細讀。這本書可以補充闡釋某些歷史教科書的不足、可以修正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自以為是，可以讓崇洋媚外或者自卑自賤的國人有一股底氣。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歷史制度的淵源與當今強調文化自信的歷史事實，讓我們對於歷史更自知、對於文化有一份自信、對於西方的制度有一種平視。
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內容簡介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與傳統文化的一本必讀的經典之作。有的將其列為管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的推薦或必讀書目，其實從事組織、人力資源、經濟或軍事管理或研究的人都可以閱讀此書而受益匪淺。作者主要論證了對於從秦代到清朝兩千多年的傳統政治不能簡單稱之為「專制政治」，也不能用「專制黑暗」一筆抹殺。作者主要分析評述了漢、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它們基本代表了中國歷史的整個進程。每個朝代主要講了組織、人事、經濟、軍事四個方面的制度——政府組織的制度、考試和選舉、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作者意在從這四個方面「指陳歷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純從歷史事實上來比較它的好壞，根據當時人的意見來說明它的得失。」作者認為政治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項，只有深切認識某國某民族的全部歷史的文化意義，才能更好的討論政治的意義與效用。而且作者認為評價一項制度要注意其歷史性與地域性，要區分「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
歷代政治制度選介：
組織制度——政府的組織沿革
作者認為不能說，中國從前不用民主選舉制，而有一個世襲的皇帝，便證明中國傳統政治之黑暗與無理性。因為有客觀限制：中國漢代與古羅馬可以相提並論，但是兩國的立國模式與國情不同。古羅馬從一個城市向外征服而形成帝國，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漢代中國疆域遼闊、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在全國，加之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人口眾多，實行全國民選制度幾乎不可能。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皇位世襲是不得已而現實可用的辦法。
皇權與相權的劃分。封建時代的中國，皇室與政府、中央與地方是有職權劃分的，而且有內朝與外朝之區分。漢代皇帝的秘書處是「六尚」，包括衣食冠席浴書，尚是掌管的意思；宰相的秘書處是十三曹，曹等於現在一個司，每個曹職能類似如今的中央各部委，如組織、人社、農業、國防、交通、財政、公安等。「可見漢代一切實際事權，照法理，該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第10頁）漢代以來中國的皇權與相權是共存與分開的，通過歷代的改革，直到明清，君主專制日益強化，才最終相權被削弱或取消，成為真正意義的「封建專制」，所以不能說整個封建社會都是「封建專制」，同時歷史上有很多清明盛世，如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天盛世、康乾盛世等。
三公九卿的職責。三公九卿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主要為：
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副丞相）分別掌管行政、軍事與監察。
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負責管理皇帝的一切事。
九卿：全隸屬於宰相。
一是太常：祭祀；
二是光祿勛：門房；
三是衛尉：門衛屯兵，皇帝的衛兵司令；
四是太僕：皇帝的車夫，仆，趕車的；
五是廷尉：掌管法；
六是大鴻臚：外交部。鴻即大，臚是傳呼的意思，大臚是傳達官；
七是宗正：管理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異性親戚；
另外兩個卿是大司農與少府，分別掌管政府經濟與皇室經濟。
家國一體的淵源：隨著封建制度的日趨完善，皇帝的家轉化為國，管理皇帝家室的人員轉化為政府官員及其職位，皇帝的家室不單是家事同時也是國事，比如皇后的立廢、繼承人的冊立等，宰相由皇帝的總管家變為政府的首長，已經化家為國，由內而外，家務變為政務，皇帝家庭變為政務，所以中國文化強調家國一體，關時刻要舍小家顧大家，百姓的小家要服從於國家利益或者家族利益。
漢代地方政府。「兩漢吏治」——值得稱道的行政區域劃分。漢代郡守，郡制長官為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都是兩千石。漢代一百多個郡，太守的名位與九卿差不多，太守與九卿職位調換也不涉及升降級別，所以地方並不感覺中央政府高高在上，中央與地方官員各安其位、各司其職、沒有攀比、缺乏爭鬥、比較從容淡定、積極為官，官場風氣比較淳樸。漢代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計簿」，各項統計表冊，即地方的行政成績，每年九月、十月間呈報到中央，稱「上計」。
漢代監察官。刺史是中央派往各地方調查的，進行規定項目的考察，地方實際行政責任由太守負責，刺史只是耳目，是六百石的小官，然因為官小，所以敢說敢講，無所避諱。刺史隸屬御史丞，皇宮的侍御史專事彈劾中央及皇宮的一切事情。刺史與侍御史的意見呈報御史大夫，他再呈報宰相。
人事制度——考試與選舉
秦漢以後沒有了世襲貴族、軍人政治與富人政治。漢代的太學相當於現代的國立大學，考試畢業的學生分為兩科，甲科出身為郎（屬於光祿勛下面皇宮的侍衛），乙科出身為吏（回到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是地方長官的掾屬（第18頁），補郎與補吏是太學生畢業後應有的待遇。漢代地方的郡縣長官由中央派遣，但郡縣掾屬必須是本地人。十三曹由宰相辟用。各衙門以下都是吏，由衙門首長任用。
漢代的選舉制度。史上稱為「鄉舉里選」，各地方可以時時選舉人才到中央，後來漢武帝規定每年選舉郡國孝廉給中央，每郡有了名額限制。選舉出的稱為「賢良」、「孝廉」。後又演化為分區的察舉制度，按戶口比例分配名額察舉孝廉，孝廉成為參政資格的名稱，失去原來的意義，後來又加入中央的考試，察舉制度最後經過綜合教育、行政實習、選舉與考試四項手續而得以完成。「這一制度在當時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青年跑進太學求學，畢業後，派到地方服務。待服務地方行政有了成績，再經長官察選到中央，又須經過中央一番規定的考試，然後才始正式入仕。那是當時人仕從政的惟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幾乎全由此途徑出身。」（第21頁）。這種途徑是選拔與培養人才與幹部的重要途徑，也為歷代所借鑒。這種官員選拔制度類似我們現代的公務員考選、選調生與遴選制度。這樣的政府不能稱為貴族政府，雖然不乏貴族子弟，但畢竟是少數，也不是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只能稱其為讀書人或士人的政府，崇尚文治的政府。
財經制度——賦稅制度
漢代輕徭薄賦，實行三十稅一，當時還有人口稅、兵役稅，所以農民還有的需要賣去自己的土地成為佃農，田主對佃農的租額很高，政府減輕田租，便宜了地主。「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則由經濟條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買進，也可以自由賣出。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有兼并；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以後中國歷史上的上地政策，一面常歆羨古代並田制度之土地平均佔有，但一面又主張耕者有其田，承認耕地應歸屬民間之私產。在這兩觀念之衝突下，終使土地租稅問題得不到一個妥適的解決。」（第23頁）
關稅、商稅的起源。漢代全國土地除了耕地還有山川林木等「奸利」，田租之外，政府對於山川林木所獲收益徵收的賦稅逐漸演化為關稅與商稅。範式農田租稅都歸大司農，充當政府公費或收入，山川池澤的賦稅歸入少府，專供皇帝私用。徵收的商稅逐漸超過田租，少府收入勝過了大司農。漢代光武帝開疆拓土、軍費缺乏，地方上有錢人不響應捐獻，所以後來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由政府經營，變為國營與官買，以求增加政府收入，由此出現了「鹽鐵政策」。鹽鐵業是當時最大最易發財的兩種商業。
軍事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
人本的制度傳統。漢代實行全國皆兵制度，壯丁23歲開始服兵役，也是考慮到士兵的家庭負擔，靠天吃飯的農業難以保證年年豐收，不過可以「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二十歲受田，按理說從二十三歲起他可以有一年儲蓄，從而可以為國家服役了，這種制度安排是經濟與道德的考慮，法治與仁政並重的政策制定。漢初官員大部分出身農民，了解民間疾苦，所以能制定出這一法規，這也體現出中國古代讀書人讀書仕進、經世致用的現實價值。漢代中央有皇帝的衛隊南軍與首都的衛戍部隊北軍，邊疆有戍卒，地方上有國民兵，民間還有義勇隊，志願從軍的，國家有事可以自由報名，叫做「良家子從軍」。作者還分析了陳勝、吳廣起義的另一個原因。古制有戍邊三天的兵役。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仍行舊制，三天期限從江蘇到漁陽實在難以從命，這也助推了起義的爆發。
三、作者簡介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而成名，被顧頡剛推薦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 1949年赴香港並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錢穆逝世的消息傳來，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報》、《聯合報》在次日以"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敬悼史學家錢賓四先生"、"承傳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敬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為題對這位學人的學術貢獻做了極高的評價。
錢偉長由於台灣當局阻撓不能送別叔父而送的輓聯：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
於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余英時在錢穆逝世後為先師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錢穆先生著述頗豐，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入而系統全面的研究，對於繼承與傳播優秀中華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客觀辯證看待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進行了較好的宣傳與教育工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整理、研究與教學、傳承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弟子余英時回憶 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問題所困擾——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學）多次向學生講演，都提到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蕩，延續中華文明、傳承傳統文化是他一生追尋的事業。他畢生致力於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大陸、香港、台灣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國史大綱》的編寫對於抗日戰爭期間鼓舞民族士氣起到了很大作用。代表作主要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文化與教育》《中國文化十二講》《論語新解》《孔子傳》《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等等。錢穆的《師友雜憶》中有這樣一則記錄，錢穆稱錢基博為叔父，而錢基博則命兒子錢鍾書也稱錢穆為叔父。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是他的親侄子，錢偉長不但名字為錢穆所取，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這與其後從文科轉入物理學並取得巨大成就不無關係。
很多名家對錢穆先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方克立說：錢穆可以說是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韜晦說：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陳寅恪說：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馬悅然說：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美國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時：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讓我們閱讀錢穆先生的優秀文化著作，知曉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讓我們繼承錢穆先生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投入與熱愛精神，發揚錢先生對於歷史秉筆直書、客觀評判的求實學風！期待當代中國出現更多錢穆先生式的大家、大師、學者與師長！
（肖新平：長安街讀書會博士團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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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黃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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