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一詞，原來晚至雍正年間才開始流行

文 | 諶旭彬

近些年流行一種很奇怪的意見，說晚清並不存在嚴重的「滿漢矛盾」，是革命黨人刻意煽動，才造成一種對「滿清政權」的強烈不滿情緒。

我們略舉幾個例子，就可以知道，這種意見，是幼稚的。

例1：軍事改革歧視綠營

清廷高層「區別滿漢」的心態，由來已久。

比如， 順治十年三月，漢臣李呈祥鑒於當時的滿官文化水準普遍太低，不能勝任各部院的工作，上奏建議各部院衙門裁去滿官，專任漢人。順治覽奏大怒，恨罵李呈祥：

「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爾漢官奈何反生異議？若以理言，首崇滿洲，固所宜也。想爾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言爾?」

李呈祥被免職下獄，流放盛京。

順治十二年，朝廷討論如何處置滿人所蓄漢奴逃亡，漢官趙開心主張寬仁，又遭順治猜疑，斥責其心機叵測：

「漢人慾令滿人困苦，謀國不忠，莫此為甚！」

再如，康熙時有規定，「子母炮」這種先進武器為八旗專用，他人一概不得鑄造。太原總兵金國正私鑄二十二門，康熙曾去旨嚴責：

「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

這種軍事上的滿漢之分，在滿洲八旗與漢人綠營的身上，體現得極為充分。八旗駐屯務求集中，綠營駐屯務求分散；八旗使用最優良兵器，綠營只允許使用普通兵器；京師禁衛獨由八旗負責，綠營不得參與；八旗無差役，綠營如勞工；……這些，都是滿漢之分的具體表現。

及至晚清，太平天國的衝擊，使軍事力量的重心，從中央八旗轉移到地方綠營。

作為補救，在洋務運動中，清廷再次在政策上對八旗和綠營實施區別對待——八旗被選定為軍事改革的主體，綠營則被限制乃至禁止學習先進的軍事科技和練軍理念。

比如，在選派軍事人員出洋接受訓練這件事情上，八旗出身者在數量上完全碾壓綠營出身者。

據羅爾綱《湘軍新志》統計，清廷在19世紀中後期約有25萬八旗兵，64萬綠營兵。但在洋務運動中選派去外國接受軍事訓練的八旗/綠營人數比例，卻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諭，選派八旗兵450名，綠營10人，去接受外國軍事新式訓練。這是恭親王奕訢等人商議的結果。

軍事器械方面，也延續了康熙時代的限制政策。

同治三年，恭親王上奏，談及學習洋槍洋炮事宜，明確主張嚴禁八旗之外的綠營掌握新的「精秘之器」：

「唯此項精秘之器，京營學成後，只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制。」

圖：晚清八旗兵的軍事訓練

例2：同文館「專用旗人」

為更好地與外國交涉，在奕訢等人的主導下，晚清最高決策層創立了「同文館」，邁出了管窺世界的第一步。

但是，奕訢同時還強調，同文館的學生，須選自八旗之人，讓漢人學習外語，然後與洋人打交道，他不能放心：

「分派通解外國語文之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資學習。」

同治元年，奕訢在北京創立京師同文館；次年，李鴻章在上海創立「上海廣方言館」；再次年，廣州成立「廣州同文館」。除了「上海廣方言館」，北京、廣州的同文館，都是典型的旗人學堂。

廣州的《同文館章程》里規定，館內學習名額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漢人四名，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教職員等則全為旗人。京師同文館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設立的俄羅斯文館，錄取對象同樣限於八旗子弟。（附帶一提：俄羅斯館曾發生過一件極荒誕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滿洲教師，一年之後被人發現根本不通俄語，也不知道他嘰里呱啦每天教的，究竟是什麼語。）

曾國藩、李鴻章等漢臣，雖不願倡導滿漢之分，但滿漢之分仍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到他們的事業當中。

比如，同治十年（1871年），曾、李合奏，請求公費派遣幼童赴各國留學，內附章程，建議「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而無隻字提及滿漢比率問題。恭親王奕訢審閱奏摺之後表態支持，但在幼童的挑選上，又特別含蓄地增入了「八旗子弟優先」的原則。

這種揚滿抑漢的心態，在滿官內部可謂根深蒂固。同治十年，已升任大學士的兩廣總督瑞麟，上奏彙報廣州同文館情形，再次主張以後只招旗人學生：

「旗籍諸生，咸皆踴躍。唯民籍正學附學各生，來去無常難期一律奮勉。……奴才等公同酌議，似應量為變通，擬請嗣後同文館學生，專用旗人，毋庸再招漢民。」

這一奏請，得到了奕訢的同意，同治皇帝御批後下發，成為了政策。

圖：同文館學生學習洋文

例3：諭旨、御批和奏摺里的「漢奸」

最能體現清廷最高領導層心底深處之「滿漢分野」者，莫過於「漢奸」一詞的出現和流行。

「漢奸」的今義，指的是「背叛了漢民族（中華民族）利益的奸人」，但在清廷統治者的語境里，「漢奸」指的是「對清廷心懷不滿、對清廷造成利益損害的漢人奸民」。

比如，雍正曾指責派弟子策反岳鍾琪的曾靜，說他是「苗疆內多年漢奸」。

據王珂的研究：

「在清代之前的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並不存在『漢奸』一詞。……直到進入清代以後，由於清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對漢人抱有強烈的敵對意識，『漢』才逐漸變為一個民族集團的概念。在這個背景下，『漢』中的壞人便成就了『漢奸』一詞。」

「漢奸」一詞在清代的流行，始於雍正的諭旨、御批和奏摺。捉拿、懲處「漢奸」，是「改土歸流」期間，雍正最重視的事情之一。

比如，雍正二年，皇帝下旨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的督撫提鎮官員，其中特別提到「漢奸為之（土司）主文辦事，助虐逞強」。

雍正四年，鄂爾泰上奏建議在貴州搞「改土歸流」，並提了十六天辦法，其中的一條，就是「除漢奸」。

雍正五年，皇帝向雲南、貴州、四川等地督撫下達任務，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抓捕漢奸」。

圖：允禮繪雍正像

自雍正朝起，「漢奸」一詞開始頻繁見於統治機器的來往文牘之中。

此後，幾乎每一次出現社會衝突，當局都會條件反射式地將「漢奸作亂」視為緣故之一。晚清外患頻仍，這種思維定勢，也就變本加厲。當局甚至得出了「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防範漢民，要優先於防範漢兵；防範漢兵，又須優先於防範外寇）的結論。

比如，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中：

（1）戰前，林則徐赴廣州禁煙，公開表示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漢奸」——「本大臣奉令來粵，首辦漢奸。」

（2）戰爭期間，向道光皇帝彙報前線戰事失利，主因也皆被歸咎為「漢奸帶路」——廣東的奕山、隆文，在奏報里大談「省城大小衙門，俱有漢奸探聽信息，傳送夷人。」琦善也奏稱：「漢奸人面獸心，……臨陣則仿造號衣，又與營兵無別，往往混入軍中，真偽莫辨。」浙江的奕經等人奏報稱「江、浙一帶，漢奸極多」「（寧波等地）人情險惡，半系漢奸」「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欽差大臣裕謙彙報定海之戰失利，說洋人在當地「驅使閩粵漢奸，舍死登岸……約計總有萬餘人。」

（3）戰後，奕山復盤戰事總結教訓，其結論竟然是： 「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省城大小衙門俱有漢奸探聽信息，傳送夷人……是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

清廷領導層在文牘中如此愛用「漢奸」一詞，顯示其對漢人始終懷抱著高度的警惕與歧視。這種歧視發展到極致，就是將所有漢人視為敵對。

比如，咸豐八年（1858年）9月，廣東省城遭英法軍隊蹂躪，廣東巡撫柏貴，在奏摺里如此解釋他的處置之法：

「粵東省城驟遭夷亂，……而滿城之旗人四五萬，無處遷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該夷遷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躪。省城大可不問，是以不計生死，設法羈縻，實為省城旗民起見……」

意即：如果不是為了保護城裡的幾万旗民，這位柏貴大人，可就要「省城大可不問」了。城內漢民，並不在柏貴大人的保護名單之內。

時代往往「表裡不一」

這種滿漢之別，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於1900年，奉命北上處理義和團善後事宜的李鴻章，在香港秘密會見港督卜力時，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李鴻章：英國希望誰做皇帝？

卜力：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情沒有責任的話，英國對他在一定條件下繼續統治不會特別反對。

李鴻章：假如北京所有的公使都被殺害，列強進行干預並宣布要立一個皇帝。你們將會選擇誰？

李鴻章（停頓了一下，未待卜力回答）：也許是個漢人？

問出「也許是個漢人」這樣的話，李鴻章在1900年的心態，可謂相當微妙。

值得注意的是，內部文牘中的「漢奸」這類表述，從未大規模地出現在清廷的公開宣傳之中。

相反，通過文字獄等手段，清廷長期致力於消滅任何有可能突出滿漢之別的宣傳品（包括出版物、戲曲、說書等等）。這種控制，直接導致生於1895年的錢穆，在學生時代，甚至不知道清廷的皇帝是滿人。錢在回憶錄里寫道：

「伯圭師（錢伯圭，一位革命黨人）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雲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雲，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

對於「滿漢分野」，體制內的李鴻章洞若觀火，體制外的小錢穆一無所知。時代的表與里，執政者的言與行，往往如此南轅北轍。晚清的革命黨人所做的，不過是將這種「表裡不一」，戳破開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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