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宰相權力受到削弱嗎？

許多講史的人都會告訴你，宋代是相權受削弱的王朝。我尊崇的錢穆先生也持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宋王朝設樞密院、三司、審官院，分割了宰相的軍權、財權與人事權，宋代宰相的「軍事、財政、用人三權都有掣肘，都分割了，這顯見是相權之低落」 。

錢先生立論的依據，大概來自仁宗朝諫官范鎮的一道奏疏：「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 但是，我們要知道，宋朝台諫官的上書言事，都有誇大其詞的毛病，習慣於危言聳聽。稱宋朝宰相管不著軍政、財政與人事任免，也是言過其實之詞。

宋朝確實設置了審官院，主管中下層官員的任免與升黜，但它分割的顯然是吏部之權，而不是宰相之權，宰相依然要過問人事，宋人自己說，「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省同共進擬，所以合同眾論。」 宋人甚至發現，「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 ，即出現類似於近代議會制度下內閣大臣與首相共進退的情景，怎麼可以說「用人之權，全不在宰相」？ 而且，元豐改官制後，審官院便被裁撤掉了，考課、銓注之權又劃還尚書省之吏部。

宋朝也確實設有三司，統管國家財政，三司使號為「計相」，地位接近副宰相，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說宰相的財權被分割掉，因為在實際運作中，三司可以說是宰相的下屬機構，因為宰相可進擬三司使人選，相當於掌握著三司使的提名權；宰相也可以過問三司管轄的「中外錢穀大數」。宋人自稱「百司無非中書統攝」 ，其中自然包括三司。而元豐改官制後，三司亦被裁撤，財權劃歸戶部。

樞密院之設，看起來更像是對相權的分割，因為宋人習慣將中書（元豐改制後則為三省）與樞密院並舉，合稱為「兩府」，樞密院長官地位同副宰相，且元豐議改官制，宋神宗以「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兵部），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為由，不同意裁撤樞密院。 然而，宋朝也決非如錢穆先生所言，「宰相管不著軍事」 ，我們還是直接引述宋人自己的說法：「國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然而軍國大計，皆得合議。」 可見按宋朝慣例，凡軍國大計，樞密院須與宰相合議，換句話說，宰相有權過問軍國大計。戰時狀態下，甚至由宰相兼攝樞密院事。相比之五代時「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 ，宋朝體制實際上是恢復了宰相之權，而樞密院的權力則被弱化。

宋代相權之所以被認為受削弱，還有一個原因，即禮儀方面的變遷。錢穆先生說，「（宋代）相權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權提升。及以朝儀言，唐代群臣朝見，宰相得有座位，並賜茶。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制還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著不坐。這一類的轉變，說來甚可慨惜。」 但是，賜坐賜茶之禮的消失，可能顯示了宰相地位的下降，至於是不是能說明宰相權力的低落呢？則需要比較。

這裡我要引述宋史研究大家鄧小南教授的一段論述：「五代前朝，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王朝禮儀秩序的象徵，體現為儀型具瞻的『形象』，他們雖然不是沒有『見天子議大政事』的機會，但其參預決策的範圍相當有限。……在王事鞅掌的大環境中，宰相若得以『坐而論道』、『從容賜茶』，或許正是他們疏離於核心決策的反映。」 入宋後，宰相的角色從坐而論道的「三公」轉而為具體執政的行政長官，日理萬機，「奏御浸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 。坐禮之廢，乃是因為宰相過於繁忙，再沒有時間與閑情坐下來，跟皇帝喝茶論道；未必意味著相權的失落。

其實，在宋人的觀念中，宰相之權不可謂不重：「天子以萬機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臧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和，小而錢穀之衍耗，凡百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 （我的新書《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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