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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極為尊重軍人,讓閻錫山等留學生感概萬千!

原標題:日本社會極為尊重軍人,讓閻錫山等留學生感概萬千!


甲午戰爭中,日本軍事實力的強大和中國軍事制度的腐敗不堪,給國人留下了深深地震撼。因此,學習日本的軍事思想開始成為留日學生較為關注的重點。另一方面,與清政府開始對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的重視也不無關係。對清政府而言,總結甲午戰敗教訓,將領缺乏戰爭指揮能力是清軍戰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故此,戰後清政府把提高清軍官兵的軍事文化素質、培養軍事人才,設立學堂練兵作為改革第一要義。而軍事學堂的大批興辦,加劇造成了國內合格教官的供不應求,從而帶來軍事教學的滯後。


為此,清政府開始注重軍事留學,選派優秀學生出國學習西方先進軍事理論和技術,培養軍事人才,以加速新式陸軍的近代化。因此,在各種歷史的條件和機遇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了一股出國學軍事的熱潮,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學習軍事的目標也由西方轉向日本,認為日本與中國是同洲之國,陸軍學校的訓練方法備極詳細,取法東洋,力省效速,留日士官生教育勃然興起,清末留日士官生由此出現並帶來中國近代軍事的重大變革。



1898年冬,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學習軍事的留日生東渡日本,是為留日士官生之開始。1902年,袁世凱從新軍隨營學堂中選派55名優秀學生赴日留學。以後派往日本的軍事留學生逐年增多,而自費留學學軍事者也不少。1904年練兵處奏訂《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規定:「選派學生,須分年派往。擬以四班為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一百名。」並規定禁止自費軍事留學,現有自費者改為官費。到1911年,在日軍事留學生達2000餘人。

風雨飄搖的清政府選擇軍事留學教育,其根本目的在於維護清王朝統治。因此,清政府對留日士官生的選派工作,也是在遵循這條根本原則的指導下而進行。首先,把遵循封建綱常放在第一位,強調「政治合格」。規定被派學生須「品行純正,志趣遠大,性情朴誠無嗜好過犯者,才可」,要求被選拔者根正苗紅、對清政府忠心不二,祖輩「行為不軌」者的後代,不予考慮。



其次,要求有強健的體魄。軍事留學目的是培養軍事人才,所以對身體素質的要求很高,選派分別從身材、五官、肢體靈活性、語言表達、聽力等方面做了具體規定,要求相貌魁偉、五官端正、四肢靈活、言語清楚、聲音洪亮、耳力聰達。


同時,對被選者的自理能力和可塑性有較高要求。留日士官生的選派往往通過對年齡的嚴格限定,使被選者既具備較強的自理能力,又有較高的可塑性,從而使其能夠更快地適應國外環境,同時也可以保證留學者處於求學的最佳年齡階段,從而獲取更多的先進知識。


最後,要求被派者對中外語言文化有一定掌握。選派不僅對漢語要求很高,對外語的要求也很高,要求學生「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學,將派之時,務必普通之學,即出洋之後,精求專門之學」。


這些選派標準保證了留日士官生的質量,使得清末軍事留學有章可循,有效避免了各省在軍事留學方面的混亂,同時,也加大了中央政府對軍事留學的控制。



根據日本的軍事規定,中國軍事留學生入日學習軍事,必須先入軍事預備學校一一成城學校即振武學校學習一年到一年半。結業後,再到陸軍連隊(團)進行下等兵至下士資格的實習半年到一年,然後,再以下士資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一年到一年半。


一般而言,留日生到日本後所入的軍校主要有日本陸軍測量學校、騎兵學校、炮工學校、海軍學校以及私立東斌學校等,但最主要的還是集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士官學校是1874年於明治維新時創建的一所初級陸軍軍官學校,為日本軍事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是日本軍事近代化的標誌。


留日士官生進入士官學校後,主要分布於步、騎、炮、工、瑙重五個專業。清政府對於步兵非常重視,因此步科學生在每一科中所佔的比重最大。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清政府逐漸認識到了炮兵的重要作用,因此居於第2位的是炮兵科。騎科和工科比例大致相當,比例最小的是軸重科。


其中野戰重炮科、山炮科等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新型兵科,更是沒有中國學生派遣,這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對這些兵種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還沒有真正認識,同時,也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前沿軍事學科上對中國人的防範甚為嚴密,使留日士官生難以涉足。


同時,士官學校的課程設置比較多樣化,主要有:築城學、戰術學、交通學、測繪學、地形學、馬學、兵氣學等。小教程主要有:射擊教範、野外勤務、步兵操典、陣中要務令,此外還有圖上戰術作業、沙盤教育等。日本士官學校規定的各種訓練、演習十分嚴格,尤其在野外訓練中,學員們還要學習指揮法,所以,要通過各種考核順利畢業,就必須面對極大的艱辛、付出極大的努力。


留日士官生在學習上十分刻苦和主動,自立自強的民族使命激勵著留日士官生們發憤圖強。除學習、訓練都非常刻苦外,留日士官生對救國強軍的道路也探求不止,他們當中湧現出許多出類拔萃的人物,如蔡鍔、閻錫山、藍天蔚等人,他們當時名噪一時,成為留日士官生的佼佼者。



蔡鍔、閻錫山、藍天蔚等人都感慨中國人對於軍人的輕視,艷羨日本民眾對軍人的仰慕。在日本,蔡鍔一面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知識,一面苦苦思索振興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他發表題為《軍國民篇》一文,在文章中他闡述了救國救民的主張。


閻錫山對日本人崇敬軍人的精神十分讚歎,他認為中國軍人應該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藍天蔚寫文章大聲呼籲培養中國人的軍國民思想,他認為軍事力量是「圍護國家之城牆,民族驕傲之姿態,養育文明之母親,一個國家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同她的軍事威力成正比。歐洲列強在文明程度方面高於中國,正是因為它們的軍事實力使他們能夠向海外擴張、傳教佈道、操縱國際外交、建立殖民地」。可見,留日士官生在口學習期間十分刻苦,他們不僅努力學習軍事知識,還善於將所學知識與現實合起來,積極關注祖國命運。


綜觀留日士官生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由於留日士官生大多是具有近代軍事科學知識的青年,使留日士官生群體在知識與年齡結構上比舊的軍官群體更具優勢,中國的軍事思想構成開始進化到知識型、技術化的近代軍官群體,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具有界標意義。



同時,儘管清政府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規定忠君、尊孔,禁止留日士官生接觸進步思想,但留日士官生仍然在軍事學堂和出國留學中,學習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資本主義發展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民主思想,激發了他們民族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一些留日士官生逐漸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首先覺悟者,積极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活動,把日本作為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成為革命的奮勇鬥士,給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留日士官生所接受和推祟的是帶有強烈侵略擴張意識的德日式軍事教育,也為中國軍閥集團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總之,甲午戰爭後,中國近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無不受到留日士官生的深刻影響。


那麼,為什麼會在甲午戰爭後出現這股潮流呢?



鴉片戰爭讓先進的中國士人看到了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認識到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的落後,他們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並通過洋務運動來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以實現國家「強兵」的目的,這標誌著中國近代軍事變革的開始。但是甲午戰爭中國的迅速潰敗,不僅宣告了洋務運動在中國的破產,也促使中國士人進一步邁開了向西方先進思想學習的步伐。


正如有學者指出:「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方面遭到失敗之後,中國人的思想才逐步地從傳統的鉗制中解放出來。」同時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迅速走上強國之路。甲午一戰,昔日的學生打敗了老師。這種教訓,對中國而言更有切膚之痛。因此,如何學習日本近代崛起強大之法,成為中國朝野上下共同的關注。中國的士人開始把目光投向更符合中國國情的日本,至20世紀初,國人掀起了一股向鄰國日本學習的熱潮。


從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時期留學日本高潮的出現,最根本的原因是:首先,民族危機之下的中國士人要求向日本學習、振興中華的強烈願望。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不僅敗於日本,而且刺激了列強擴大對中國政治侵略和經濟掠奪的野心。他們在中國強佔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中國幾乎全部神聖的國土被肢解為列強的「勢力範圍」,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而此時的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後,開始成為世界強國。效法日本、救亡圖存,成為國人在這時期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因此,親身留學日本,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強的經驗,並吸收經過日本引進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國人的嚮往之路,從而帶來留日高潮的出現。



第二,清政府提倡和鼓勵赴日留學的政策,也推動了留日高潮的形成。甲午戰後,清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多次號召青年出國留學,而且允諾留學歸來後分別賞給舉人、進士出身,授予各種官職。1903年清政府向全國轉發了張之洞擬定的 《鼓勵遊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對留日歸國學生按畢業學歷分別錄用並授予相應的官職,這就給為讀書陞官的人在科舉道路之外又開闢了新的途徑,促使國人爭相留學日本。


海外留學需要大量的財政經費支持,為此,清政府開闢多種渠道,在中央集中派遣留學生的同時又鼓勵各部、各省和各縣集資源造,而且號召自費留學。1903年,清廷公布了《自行酌辦立案章程》,規定「自備資斧」出洋留學者,凡學有成效,持有優等憑照,經回國複試合格一律按等級賜給出身,授予官職;出國的手續也較簡單,有的地方不須考試,也無護照,赴口留學隨時啟程。


對自費留日生,清政府還給予一定的照顧。如生病和生活困難者,國家給予一定的補助;能考入清政府急需科目者,也可由自費生轉為官費生。在分配官職上,自費生不受任何歧視。這些措施的實施,是推動20世紀初國人留學日本高潮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日本方面積極主動接納中國軍事留學生,也是推動留日士官生髮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滿足進一步侵略的需要,日本政府對留日軍事教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897年,日本陸軍大佐神尾光臣曾為留日軍事教育一事求見張之洞,1898年1月,日本參謀本部大佐福島安正等歷訪張之洞、劉坤一等,他們都提出甚願教育中國青年,為中國造就人才。 1899年3月,在福島安正大佐抵達武昌前,張之洞便收到了日本贈送的差不多100本軍事書籍的禮物。


為招攬中國軍事留學生,日本方面還從19世紀末陸續設立了專門接納中國學生的軍事學校。日本方面的舉措儘管暗藏狼子野心,但客觀上卻大大促進了留日教育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的留日士官生教育。


第四,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在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方面有許多的共同之處。加上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也開始了向歐美國家學習先進的文化技術並大獲成功,促進了日本國家在近代的崛起。因此,對中國人而言,與留學歐美相比較,留學日本有許多天然的優勢:即離祖國不遠,不存在較大的文化差異,又可以學習歐美國家先進的科技文化。中國可以通過日本這座東西文化交流之橋,接觸西方近代文明社會的土壤。在此背景下,學習日本、走向近代社會,已然成為中國人的最優選擇。



綜上所述,在上述各種條件和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中國近代的留日運動開始興起、發展並達到高潮。1896年,清政府從國內選拔了唐寶愕等13名學生赴日留學,標誌著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開始。1898年維新變法期間,清政府令地方各省選派學生赴日留學,至1899年中國在日留學生已有100多人。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進一步推動留日運動的發展,至1903年留日中國學生已達1300餘人。至此,留口人數即已超出同期留學歐美人數的總和。此後,留日人數繼續成倍地增長。1905年至1906年,中國人留學日本達到高潮,其數達八千人之多,在中國近代留學史上盛況空前。


重要的是,與留學歐美學生學習理工和軍事相比,這一時期留日學生在日學習的專業十分廣泛,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應有盡有,其中尤以政法和軍事最為熱門。總之,至20世紀初,中國赴日留學生先後共計達數萬人。其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學習專業之廣泛,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是罕見的。20世紀初的留日高潮,不僅對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產生影響,而且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因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文化,是被日本引進消化了的西方文化,中國留學生學習、傳播日本文化,也就是學習、傳播西方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留日學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是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來稿/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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