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代社會工作者劉德偉
有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性，她出生於1912年，與著名作家蕭乾是終生的朋友；抗日戰爭時期她曾在美國和加拿大作巡迴演講，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並進行戰爭籌款；大學時代主修英國文學，後又在美國研習社會福利行政，成為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者；她一生坎坷，卻收穫了美滿的愛情。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女性名叫劉德偉。
童年經歷和大學時代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當將近90歲的劉德偉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時，她用一台陪伴了自己半個多世紀的英文打字機打出了這句話。劉德偉是湖北武昌人，她的童年時光快樂而單純。她回憶說：我在兒童時代是個壞姑娘，狡猾又暴躁。我生於公元1912年1月3日。那時，孫中山博士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對女人的壓迫。我的父母都相信男女平等，他們都強烈地相信這個觀念。平常一個女人的名字，多半是「花、玉、美麗」等等。但是，我一生下來，父親就給我起了一個男人的名字：德偉。我母親寫了一首長詩，在詩中，她希望有一天我能為中國做出偉大的事業。我記得4歲的時候，有一天早晨，在父親辦公室的窗前，一個傭人稱呼我「大小姐」。父親在房間里聽到了，就大聲喊著說：「叫她三少爺！」從那時起，我就是「三少爺」，打扮成男孩子。
劉德偉的祖父劉玉璋是同盟會的支持者，清朝末年任福州知府時，曾把府邸提供給同盟會作為秘密聚會地。劉德偉的父親劉健民，民國時期任過縣長和國民革命軍第十軍少將軍法處處長等職。他曾不遺餘力地推動戒毒戒賭，但成效甚微，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兒女這一代，並給女兒取了一個男孩兒的名字「德偉」，意為「德操偉大」。
由於受到這樣開明的家庭教育，劉德偉從小就很有主見。她曾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從14歲開始相信共產主義，但我反對學聯以革命的名義剪去女生的辮子，因此被學校開除了，家裡只好給我找了一個免費的英文教師。」上中學時，劉德偉不許老師修改自己作文中的政治觀點，也因此被老師稱為「一個雌的小布爾什維克」。
1931年，劉德偉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英文學系，主修英國文學，副修鄉村社會學。在這裡，劉德偉非常幸運地遇到了兩位偉大的作家老師，這兩位作家就是冰心和鄭振鐸。冰心講中西文學比較時拿起英文書不需要念，看著句子就立刻口頭譯成很美的白話文；鄭振鐸教中國近代文學史，一開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話文，以致晚年的劉德偉依然記得很清晰。
四年的大學生活，劉德偉還收穫了一份終生不渝的愛情。她的男朋友向景雲是她二哥的朋友，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1932年的一個夏天，他們在未名湖畔邊散步邊談天。劉德偉告訴向景雲，她要把時間用在收集鄉村農民的歌謠上，將歌謠中的封建迷信改革為革命的思想，用歌謠來使鄉村人民的思想現代化。雖說是單純的想法，卻也可以看作劉德偉幾年後改行研習社會福利行政的遠因吧。
在北美巡迴演講宣傳中國抗日
1935年，劉德偉從燕京大學畢業，先到晏陽初主持的定縣（今河北省定州市）平民教育實驗區工作，不久又到漢口第一女子中學教書。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德偉在武昌鯰魚套火車站參加了收容難民和重傷員的工作。她和同伴把難民們組織起來，讓他們選舉自己的組長，自己管理自己，能夠把日子過下去。
1938年，劉德偉被選為中國基督教聯合會代表之一，前往美國紐約出席第二屆世界青年代表大會。中國一共派出了16名代表，其中只有兩名女性，另一名是上海的童子軍代表楊慧敏。楊慧敏也是一位傳奇人物，淞滬會戰時，她夜泅蘇州河，偷偷穿越火線，把一面中國國旗送給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讓上海人民在淪陷中看到了國旗在四行倉庫上空飄揚。
大會開幕式上，有來自58個國家的500多名代表出席，全部與會者共有20萬人。數十年後，劉德偉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激動之情猶在：「當我們中國代表團16人高舉國旗進入會場的時候，全場20萬人肅立致敬，拍手歡迎。紐約市市長拿瓜地耶首先致辭。他的演講非常精彩動人，直到今天我還能回想起他演講時的容貌。然後主席宣布，全場靜默三分鐘，向中國抗日軍民致敬。我頓時熱淚盈眶。」
大會閉幕以後，中國代表團留下4名代表，分成東西兩線，赴美國所有的重要城市演講，劉德偉和尹葆宇沿東線一路去了58個城市。每到一地，他們立即開始演講，並接受當地報紙和電台的採訪，每天要演講1到3場。在演講中，劉德偉用具體實例告訴美國人怎樣做才算不支持日本：
你們不知道你們已經支持了日本，你們買的絲襪，95%來自日本，每一雙日本絲襪就可以換到7顆子彈。當你們穿上絲襪的時候，我就看到我們士兵的鮮血流出來……
劉德偉充滿激情的演說打動了現場的聽眾，一些美國婦女激動得當場就把絲襪脫了下來。一些碼頭工人聽了演講後，紛紛拒絕搬運發往日本的軍火。中國代表們飽含真情的演說，不僅吸引很多美國媒體的廣泛關注，更得到了美國民眾的大力支持。他們所捐贈的物資，源源不斷地經香港轉運到內地。在美國作巡迴演講，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劉德偉一生中最為瑰麗絢爛的一頁。
在美國的行程結束後，代表團又前往加拿大繼續宣傳。其間，劉德偉與向景雲結婚了，當時向景雲正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土地經濟學博士學位。巡迴演講結束以後，劉德偉留在美國，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福利行政碩士學位。她說自己就是喜歡做社會工作，願意為這個事業獻出自己的一生。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者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劉德偉於1942年輾轉回國到了成都，在金陵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組擔任副教授。她開了兩門課，即個案工作與集體培育，同時還輔導社會福利工作實習課的社區工作課。當時遷到成都的4所大學—燕京大學（部分）、山東齊魯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共有4位老師與劉德偉相好，而且「同行同道」，互相支持下在教學與研究上都做出成績。修讀她們課程的學生，都可以選修不同學校的課。
雖然在大後方從事社會工作教學的時間不長，但劉德偉已經深刻認識到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極端重要性：「美國人在美國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理論著作，不合中國國情。我們急需中國從事實際社會工作的人，獲得經驗，進行理論創造，寫出教材用於教學。」她還提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們這些社會工作者，應該創造更多的社會工作的機會以取得經驗，進行總結和理論概括。」
抗日戰爭勝利後，劉德偉在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工作了一段時間。1947年夏天，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創辦，劉德偉任該會總幹事。當時的上海共有50家孤兒院，一家育嬰堂、一家行為問題兒童院、一家傷殘兒童院、三家託兒所，都是由民間團體辦的，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只是其中的一家。
「要為上海貧苦兒童服務，必須先了解上海貧苦兒童的情況。」在這種社會工作理念的支持下，劉德偉與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同仁邀請了眾多大學生協助進行調查工作。她們選定了兩個棚戶區和所有的孤兒院、託兒所，並與學生討論：「調查的目的，要了解調查對象的那些情況；調查的方法，制定調查表格和應該問的問題……」根據調查結果，她們初步擬定了工作方案，在業務上分了五組：（1）棚戶區福利站推廣組；（2）機關教養推廣組；（3）托兒事業推廣組；（4）個案工作組；（5）《兒童與社會》刊物組。她們還提出，要「培養這些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樹立自尊、自愛、自信的思想……啟發他們的人權思想，並把這種思想貫穿到他們的工作中去。」與劉德偉共過事的著名社會學家言心哲曾撰文回憶過那段經歷：
1948年，曾為前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編輯過《兒童與社會》雜誌。當時，陳鶴琴先生任該會會長，劉德偉同志任該會總幹事。陳鶴琴兼任該雜誌的發行人，我任主編。經費的來源是由上海救濟總署提供的。該刊撰稿人有肖孝嶸、沈有乾、高覺敷、陳鶴琴、胡鑒民、陳達、費孝通、劉緒貽等人。每期附有期刊文摘、兒童福利近訊、教師讀物介紹、兒童讀物介紹、該會工作報告等，其發刊詞、編輯者言、編輯後記和工作報告，都是由我和劉德偉等人編寫的。這略足以說明我們這些人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往往想儘力所能及，為兒童教育和兒童福利事業做一點兒工作。
但《兒童與社會》雜誌的發行與出版，由於貨幣貶值，物價高漲，只出了4期就停刊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劉德偉轉到上海市民政局社會處工作。社會處裡面有4個科，即救濟福利科、遊民習藝科、管理吸毒與妓女科、婚姻科。劉德偉在社會處擔任專員，兼管救濟福利科。當時社會處的重點工作是「三清除」，即清楚流浪人、妓女及吸毒者。在改造妓女工作方面，劉德偉的工作是「指導警察用個案工作的方法，耐心地幫助那些妓女。主要是對她們平等相待。」解決的方法，是「請區政府的社會福利組調查本區妓女的家庭情況，對那些確實困難的給予幫助與救濟。對她們的孩子，還要安排去託兒所或幼兒園的接送。這樣，就能使被收容的妓女們安心接受改造。還對所有人進行一次身體檢查，對有性病的給予免費治療。允許家庭成員定期來訪。對不識字的，安排上識字班。根據不同情況，教她們學技術、學手藝，當時的技藝只有兩種：做鞋子與學縫紉。」
反右鬥爭時，劉德偉被劃為「右派」分子，發配到西北地區勞動改造。1979年平反，分配到昆明工學院教英語，直到退休。她的後半生遠離了摯愛的社會工作事業。
與蕭乾成為終生的朋友
劉德偉有幾位終生的朋友，其中著名作家蕭乾與她最為知心。蕭乾是劉德偉在燕京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他們並沒有談過戀愛。可是，劉德偉卻以蕭乾做「幌子」，「矇騙」過教他們英國歷史課的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是一位英籍的老姑娘，碰巧有一次劉德偉病倒在校醫院，她來探視。她堅決要知道劉德偉失眠的原因，疑心劉德偉失戀了。據劉德偉回憶：
那一天，她硬不離開我，要我說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我是因為讀書開夜車，喝多了咖啡，才睡不著的。正在那個時候，蕭乾(我的同班同學，後來成了名作家)帶了一大包水果前來看望我。他是我們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學生。上詩詞課的時間已經快要到了，但是這歷史老師偏偏不肯走，非要聽我的「戀愛」故事。為了急於脫身，我就借著蕭乾即興地編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我與蕭乾戀愛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贊成，因為他(蕭乾)的父親是個老懞古，職業是北京老城門的看守者，彼此太門不當戶不對了。這個編出來的故事冤枉了蕭乾，但是幫助了我能夠立即脫身，沒有失去這一堂詩詞課。當我把這個虛構的故事說完以後，歷史老師滿意地走了。我馬上從醫院病床前飛跑地去上那堂我心愛的詩詞課。雖然我遲到了5分鐘，但總比缺課好。
作為戀人的蕭乾只出現在劉德偉即興編出的故事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也是很值得信賴的朋友關係。1999年蕭乾去世後，遠在美國的劉德偉寫了一篇聲情並茂的回憶文章，記述他與蕭乾半個多世紀的感情，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是令人動情：
1934年的「雙十節」，燕大舉行提燈大會，圍繞未名湖遊行。我的清華朋友向景雲雖已經畢業走了，他的幾位留在清華讀研究院的老朋友以孫德和(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鋼鐵專家)帶頭要來看我。我因與蕭乾有約在先，所以也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提燈會遊行。他們看見蕭乾與我在一道，於是起了疑心，代景雲大發醋意，弄得很不愉快，沒等完場，就打退堂鼓先走了。我和景雲結婚多年後， 才聽見景雲偶然提及這件事，他說：「他們紛紛打小報告給我，囑我立即制止你與蕭乾來往。」我說：「我怎麼從來沒收到你寫的這樣的信？」景雲說：「我了解你，相信你，心裡一直很泰然，還用的著寫這樣的信嗎？」
一邊是真摯的愛情，一邊是純潔的友情，劉德偉收穫了人生中至為寶貴的兩樣東西。1993年，向景雲離她而去，劉德偉被女兒、女婿接到美國居住，可她的心仍牽掛著國內的社會福利事業。1999年，劉德偉又返回昆明，組建了「崇愛教育基金會」，救助貧困失學的兒童，暮年的她又重新回到了社會工作事業上來。
劉德偉的英文名為「PEARL」(珍珠)，因而她的個人回憶錄取名為《一粒珍珠的故事》。在回憶錄的最後，劉德偉深情地寫道：「我老年還在『取』，因此我更要努力做幫助貧困兒童這一工作，使我在『取』與『予』上得到平衡。」她的人生就如同一顆珍珠，經過了滄桑歲月的磨礪之後，依然熠熠閃光。
責任編輯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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