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介祺：一代金石家的學術艱辛與痛楚

最新 08-03

十鐘山房

山東濰坊陳介祺故居

晚清陳介祺收藏彝器、銅鏡、錢幣、陶文、石刻之富，以及在鑒定考訂和傳拓方面的成就，堪稱獨步一時。他亦以「萬印樓」自號其齋，對於古璽印和封泥的鑒別研究，簠齋的學術見解同樣遠在時人以上。簠齋編集的《十鐘山房印舉》（下簡稱《印舉》），開創了古璽印編纂整理的新體例。《印舉》號稱錄印逾萬，為古印璽學研究和篆刻藝術普及提供了新的學術條件，是近代印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作。

陳介祺的《印舉》久已為世人熟知，然而對於他鑒藏這批璽印的情況和編集的過程，人們存在的疑惑卻不少。

印篆周秦一萬方

——《印舉》所錄古印的來龍去脈

簠齋之父陳官俊為嘉慶進士，以翰林入直上書房，後為上書房總師傅，歷官工部、兵部、禮部、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簠齋早年隨父居京師，即肆力於金石器物文字的收藏、考訂，結交當世金石學大家。33歲中進士，仕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其父陳官俊屢受奪俸出發。咸豐三年，朝廷又強令陳介祺代父認捐銀四萬兩以解戶部財政之困。陳介祺雖因此而得賞銜侍講大學士，但經此種種現實遭際，深知宦途峻險，次年即致仕歸里。

簠齋在「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聯句的題記中自謂「余歸來不能治鐘鼎」，（《十鐘山房印舉》稿本題記），對於醉心於收藏研究銅器，坐擁毛公鼎和「十鍾」、「寶簠」等重器的陳介祺來說，一語「不能治鐘鼎」，透出的是人們不難體察的無奈。他雖然並沒有轉移對鐘鼎、石刻文字的關注，璽印、陶文的收藏與考釋研究確實是歸隱後的陳氏傾力投入之事。

《十鐘山房印舉》稿本陳介祺題記手跡

陳氏鑒藏璽印在歸里之前的咸豐二年（1852）已成《簠齋印集》12冊，收印2493方，是他當時自藏印的彙集。而始編於同治十一年，終止於光緒九年的《十鐘山房印舉》盛稱輯印一萬。長期以來，學術界頗有認為這是一個實數的，其實乃是一個誤解。

我曾對陳敬第序191冊本《印舉》作過統計，收印面（含類別交叉而重見及兩面印）為10407方。又據日本學者橫田實《中國印譜解題》對《十鐘山房印舉》手注本191冊的統計，輯入印面為10284方，如剔除重見的數量，實際入印約8200餘件。這其實只是《印舉》兩種傳本的數據。《印舉》傳世又有194冊、192冊本，如果統計口徑一致，則傳世各本《印舉》的輯印數量亦各有差異。

簠齋所藏古印，從咸豐四年歸里前「舊有二千」，到光緒初年自稱所藏秦漢印已達「七千餘鈕」。（同上）這應該比較接近簠高藏印的最後數量。

作為一家藏印達到如此空前的數量，經歷了多年的收集。據他自述，「余收古物以印之費為多」（同治十二年五月致蘇億年書）。在「舊有二千」的基礎上，至同治十一年，「又得千餘印」。同年秋，何昆玉攜來潘氏看篆樓及葉氏平安館節署燼餘古印「共千餘」來歸。簠齋即從此時開始編拓《印舉》。

但以上述三項之和，與接近最後總數的七千餘之間，至少有二三千方之差，它們來自何處？

藏印數量的擴張一直是簠齋的目標，這在他持續購藏各處新出古印的努力中可以看出。

萬印樓，劉海粟題匾

同治十一年以後，簠齋的藏印數量仍處於動態之中，他一直在肆力羅致古印，也不斷地有所新獲。如光緒二年「得古印十餘，無官印，而有小古私璽二」。（光緒二年四月致王懿榮書）光緒四年得「新出土六字古璽」（二月致吳大澂書），同年四月又「新得大字古銅璽一」（致吳大澂書）。這當然是他所得之印偶見的個別新奇之品，一般的品類未必在尺牘中反映出來。除了委託販夫專為徵集外，他亦懇求金石好友代為搜集或告以信息。他向吳大澂表示「古玉印則尤欲得」（光緒四年五月致吳大澂書），委託吳雲「南中如見秦漢玉印、古陽朱奇篆如鐘鼎古幣者尤佳。敝藏已有二三十印，乞為留意，以鈐本並索直示知」。（同治十一年九月致吳雲書）故至其下世，十餘年中當仍有一定數量的入藏。

其實，《印舉》所錄包含借自他人的部分。但涵芬樓影印本陳敬第序中所謂此譜乃「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海豐吳氏雙虞壺齋、歸安吳氏二百蘭亭齋、吳縣吳氏十六金符齋、利津李氏石泉書屋、歙縣鮑氏臆園藏印」而成的說法流傳既久，頗使近世讀者視《印舉》為陳簠齋與李璋煜、吳式芬、吳雲、吳大澂、李佐賢、鮑康諸家藏印的合集，這是頗有出入的。簠齋借自戚友的古印，僅約一千餘。他曾在同治十三年《致吳大澂書》中談到：友人需留《印舉》，須在「明年上元前書至方可，明年擬在覓友為之，遲則戚友千遇印歸回矣」。哪么，「戚友」究竟何指。

簠齋傳古心切，為了完成這樣一部集大成的古璽印譜錄，他屢對友人表明心跡：「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傳。」（《印舉》光緒九年序）「弟只求為古人傳，不為好名而吝同好。」（同治十二年七月致吳雲書）。息影林下的簠齋為完成空前規模的古璽印譜錄，向各家借印之事屢見於尺牘，可謂苦心孤詣，但最終大多未果。

簠齋同治十三年五月致王懿榮書：「尊藏古印與子年所藏可假入印舉者，乞示寄，不固請。」鮑康時與王懿榮皆居京城。

同治十一年十月致鮑康書，「『霸陵園丞』印，乞拓十餘紙，泉鈕亦乞精拓本」。至十二月六日，簠齋收到了鮑氏的古印拓。不久，又致書鮑康：「尊藏漢印園丞、邸閣督二印，可假入否？如可，即乞交來力徐姓攜回，將來必繳。如可，再為轉借佳印尤感（有至好可借，則求借付同交，將來以譜報之）。」次年三月，簠齋收到「惠假二印」（三月致鮑康書），這就是我們在《印舉》中見拓的「霸陵園丞」、「渭陽邸閣都印」。此二印今亦在北京故宮。故《印舉》拓入鮑印，亦僅個別。

藏印甚富的友人吳雲和吳大澂所藏，並未鈴入《印舉》。簠齋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吳云：「倘蒙雅愛，於南中為代收官印佳者數十方，或競鼎力，可轉借數百方，俾於敘中詳之，則尤不敢請耳。」吳雲復書告以所藏印已將成《兩罍軒古印考藏》十卷，如有可入《印舉》者，願為鈐印於來紙，委婉表示若攜印至濰則不甚方便，「道遠難借寄也」（吳雲《兩罍軒尺牘》致陳介祺書），簠齋遂作罷論。故校之吳氏兩罍軒譜，其印並未見錄於《印舉》。

簠齋尺牘中未見向吳大澂借印之事。吳大澂與簠齋相交始於同治十二年。兩人亦始終未得謀面之緣。吳氏雖亟讚賞《印舉》之編為古今未有之大觀，並表示「極盼《印舉》編成，分購一部，以資眼福。（《愙齋尺牘》光緒七年二月致陳介祺書）然吳氏官陝、粵、湘等地，轉遞煩難，想必簠齋亦不便假印於吳。僅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印存》「尹是」泉鈕印，見在《印舉》，《十六金符齋印存》成譜晚於《印舉》。「尹是」印分別入拓兩譜，可以屬於兩種情況：1．吳氏代為簠齋鈐拓於寄來之格紙，如吳雲所議之法。2．吳氏譜中僅見此泉鈕印，簠齋則存有泉鈕八方，此印或本屬簠齋物，而後轉歸吳氏者。

「尹是」泉鈕印

李佐賢藏印，曾拓為《得壺山房印寄》，時在光緒二年。後藏印歸端方陶齋。再經校核，得壺山房所收印亦未見錄於《印舉》。

簠齋深知藏印者甚或還有「畏印譜損古印而不印者」（《＜十鐘山房印舉＞事記》），借拓友人所藏入《印舉》亦不能強人所難，他向王懿榮並鮑康借印時特地言明「不固請」，也是出於此種考慮。吳雲、吳大澂富於藏印，且都是有力之人，考輯自藏印譜行世亦題中之義，這也是他不能不有所顧慮的。在被告知吳雲將自輯《兩罍軒印考》時，立刻表示「尊藏不敢求入印舉」，（同治十二年七月致吳雲書）體現了文人至交間的謙退之道。這樣，最終增入《印舉》的其他藏家之印為數並不很多。

由上梳理，知簠齋所謂借自戚友的「千餘印」主要指李璋玉與吳式芬。李、吳與陳氏關係，非僅泛泛之金石交。李璋煜是簠齋的岳丈。吳式芬與簠齋為兒女親家。《印舉》始編，兩人已歸道山。由於這種背景，李、吳藏印增入十鐘山房，是在情理之中。據吳式芬《雙虞壺齋印譜》存印最多的輯本，錄印為1067方。今以之校勘，吳譜之印多見鈐於《印舉》。

以故，結論與簠齋自述完全一致：「高要何昆玉攜潘氏看篆樓古印、葉氏平安館節署燼餘古印來，方出舊藏，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藏印、海豐吳氏雙虞壺齋藏印，子年、竹朋各數印，名曰十鐘山房印舉」（同治十二年二月致吳雲書）。簠齋此語中，鮑康、李佐賢是「各數印」。筆者所校結果與之完全符合，由此也可見簠齋敘事之謹嚴。

以實際收入《印舉》的數量和陳氏所說的借自戚友的數量相互印證，我們可以確定萬印樓所藏古印的數量確在7000餘枚。

簠齋一生心力所聚的藏印，在其身後經歷的一段有驚無險的遭遇，已有論者介紹，在此不贅。20世紀30年代中，齊魯各名家藏印紛紛易主時，陳氏萬印樓尚巍然獨存，最後絕大多數得以歸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吳雲二百蘭亭齋、陳寶琛澂秋館、陳漢第伏廬藏印匯合，構成了今天故宮所藏古璽印的主體。但據筆者校勘，亦有一些分散他處，如：

「壬戌兵器」，歸周叔弢後轉贈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北鄉之印」、「池下里印」、「宜陽津印」、「衛園邑印」、「鍾壽丞印」、「千西萬年」、「驕奴」等輾轉歸入上海博物館。

「君之信璽」、「准陽王璽」、「公孫谷印」等，50年代由故宮轉撥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安陵令印」、「宋嬰」玉印等流入日本。

簠齋為遂「合古今印文」為大觀之宏願，藏印、借印可謂憚精竭慮，身心以之。晚歲的簠齋在「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聯句的題記中還說：「舊藏秦漢印七千餘鈕，尚可增益。」可見「尚可增益」是他至老不倦的期望。「萬印樓」的名至實歸，終成為老人晚年時時魂系夢縈的未酬之志。

十載增刪夙願未償

——簠齋所謀劃的《印舉》定本

今傳《印舉》實質上是一部未完之書。

《印舉》「世無完本，亦無定本」，（張瑄《＜十鐘山房印舉＞纂例考》）簠齋苦心謀劃的《印舉》並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一本「徒見印耳」的格局。我們可以依據簠齋的計劃書——《＜十鐘山房印舉＞事記》（下簡稱《事記》）與今存《印舉》考釋稿本，對簠齋發願要完成的這部書的本來面貌作一番探究。

先看他撰於光緒八年的《事記》中交代的結構：

自敘、凡例、目錄。

印文並附分類考釋；考釋包括「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分類即性質、形式、質地、文字、時代等，效元吾衍《三十五舉》之例，為「三十舉」。其中並包含符節、封泥之類。

可知至光緒時，他對《印舉》編輯體例有了更為完善、周密的調整。由現存《印舉》可見，簠齋基本上完成了收入譜中古印的斷代和舉類研究。

傳世《印舉》主要有兩種格局，即為同治壬申（1872）始編本與光緒癸未（1883）始編本。「癸未本」是按簠齋生前所擬定的各舉之目裝訂的。簠齋的自序，在光緒九年也已撰就。

「癸未本」紙幅較「壬申本」收縮，其版式設計與《事記》所及的「考釋」體例是相匹配的。那麼，對比《事記》，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考釋文字。

《十鐘山房印舉》壬申本（左，有考釋文字）、

癸未本（右，無考釋文字）

上海博物館藏

舉類的體例，須要建立在對古印作出斷代和類型研究之上。類別越細、信息量愈大，研究使用越便利，而編者所面臨的學術、技術性問題也就越複雜。在同治十一年始編《印舉》時他也談到「編次亟須時日」（十月致鮑康書）。但實際的進展，可能比簠齋事先所考慮的更為困難。在斷代、官印的分類以及處理類別交叉等環節上，不僅耗費長時間的考訂，而且尚有不少技術性的問題難以圓滿解決。張瑄《纂例考》云：「一印數間，其旨難明，方訝其繁，何慮其缺。」其實「一印」數見正是簠齋分類細密而又未及附以注釋所導致的矛盾。這是簠齋生前《印舉》延宕多年未出定本的原因之一。

據《簠齋尺牘》，我們了解到他一直在對《印舉》作「考據」，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王懿榮書談及《印舉》未成，「考據雖淺陋，條理尚有可觀，唯須遲遲方能請正耳」。次年，他又謂《印舉》「加以目錄（釋考附各印下），凡例敘文，今年未知能畢否，因循遲誤，非敏事則不易成事也。」（同治十三年二月致王懿榮）。每印加以考釋是陳氏編撰此譜的要旨所在。這不僅見於《事記》中的構想，實際上工作也進行了多年且初具規模。現存的《十鐘山房印舉稿本》（下簡稱《稿本》）印證了這點。

上海博物館藏有毛邊紙本題為《簠齋印考》之稿本三冊，封面題嘗手跡與簠齋不類，乃後人所加。三冊頁首分別題為「三代符節、夏商官璽」，「漢六朝令長」，「都尉」。印文鈐於條紙，浮貼於頁面，每頁粘貼一至五條不等。此種樣式顯然是為便於調整序次。各印下附有簠齋考釋手跡，下沿多鈐有「陳」、「吳」、「潘」、「葉」朱印，乃是簠齋用以區別舊藏者之標記。1999年筆者訪東京國立博物館時曾於該館書庫見到園田湖城舊藏《稿本》40冊，各冊的類別亦有定。從全稿看，所收官印大多已作考釋。以上兩部分稿本所見用紙、樣式均同，而上海博物館3冊之目正為東京博物館藏本所缺，乃知為拆分失散之《印舉》考釋稿本。合此43冊及各冊目錄之體系，推斷原稿本尚不止此數。

《稿本》考釋內容與《事記》所述相合，不僅關乎文字，還要作出職官、地理的詮釋，即官印或考官制，或釋地理、印文，如「宋虛丞印」下注「琅琊郡」；「新豐長印」下注「新豐屬京兆尹」。此類尚屬初擬提綱，大約是留待以後或擬由次兒陳厚滋寫校的。也有如「代郡農長」注釋較詳的：「《百官表》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治粟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有的甚至以工楷寫定，如「（礻邔）左尉印」，注曰「（礻邔）當即邔，屬南郡，從邑，己聲，孟曰音忌。此蓋之從忌從邑不省心也」；「廢丘左尉」印注「秦」，考釋雲「《地理志》槐里，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名廢邱，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屬右扶風。《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有丞尉，秩四百至二百石。《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約是作為謄抄者的範例。除了對古印作整體的鑒別（如「三代」、「周秦」、「漢六朝」）外，他似乎還希望將一些印章落實在更具體的朝代，如部分官印，他已注出「秦」、「新莽」，加上《事記》所列的私印「考人」等等。那麼，此種格局，正如《封泥考略》。以兩者考釋相比照，體例和文理都一脈相承。考慮到編集《印舉》的同時，簠齋並在謀劃考校《封泥考略》之事，可以悟得簠齋擬將《考略》與《印舉》同傳（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王懿榮書），原是將兩書的釋文體例作了統籌的。

《簠齋印考》（《十鐘山房印舉》）稿本封面及內頁，該內頁下沿鈐有「陳」字朱印

《簠齋印考》中對「廢丘左尉」等印的詳細考釋

對收入《印舉》之近萬方印章一一考釋，可以說是古璽印編訂史上前所未有的浩繁工程。

今存《稿本》的古部分，印文多留有待釋之處，釋而未定者亦復不少；漢、六朝部分也存在諸多官職、地名待考之印。這些都是簠齋面臨的舉類與考釋方面不能迴避卻又一時難以解決的困惑。故《印舉》的「釋考」直至去世仍未完稿。

流傳至日本的另有一部癸未本《印舉》，即常盤瓮丁舊藏本，今亦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是簠齋已作了部分考釋的本子，它應是在《稿本》基礎上又作了修訂的一部更接近定本的稿子。

結論已很清楚。如果天假以年，並輔以有力之助編者，簠齋能夠按照他的初衷編定《印舉》，那麼，她將是一部與《封泥考略》體例相同的古璽印考釋之作，而非現在我們見到的「僅見印耳」的面貌。

凡事愈求精愈緩

——《印舉》編集始末

簠齋編集《印舉》數易其稿，慘淡經營。

《印舉》編輯過程，前後歷經十餘年。而今傳各本，均非陳氏生前原裝。

大約在同治十一年前後，李璋煜、吳式芬的藏印增入十鐘山房的條件已經具備。簠齋的關注即他的晚年收藏重心已由「治鼎鍾」轉到陶文、秦漢印中，他發願作「前人所未及之事」。於是，促發了簠齋延請藏印家何昆玉攜藏印來濰縣，並襄助完成一部規模空前的《印舉》的設想。是年簠齋60歲。年前連遭夫人、長子之喪，這部巨帙鴻裁的編集可謂是老人的孤奮之作。

先是以何昆玉攜來之有光洋紙（粵紙）鈐拓一種，即何氏「至濰水」所鈐之擬裝六十冊本者，題為「同治壬申海濱病史六十歲作」。此本已益入何昆玉攜歸之印，收印約3343方。故版心下印有「濰水陳氏藏」五字。由何氏及陳氏次子厚滋等人相助編次鈐拓，凡例目錄亦命厚滋創稿。在次年大致完成鈐拓。隨之又作蘇紙本，版式相同。但至光緒元年，壬申本仍「未編未裝無序目、舉目，不過徒見印耳」（光緒元年正月致潘祖蔭書），未能定稿。旋覺前作體例未周，又謀改版，於光緒九年（1883），改作一印一頁，簠齋考慮的是「一印一頁似太費紙，然易印不至損紙，易編可以更正，易補可以大觀，不至一成難變」（《事記》），用心可謂良苦。紙用六吉棉連鈐拓，擬編次三十舉，即後來所稱的「癸未本」。

《封泥考略》內頁

在《簠齋尺牘》中，《印舉》的編集是他與友人時時提及之事。收集各地新出璽印，向友人借印，覓紙、教拓、分類、謀版、考校、編排事務總於簠齋一人。鈐拓之役尚有延請的何昆玉、王石經、丁少山等人為之，可以倚助的「寫校」人手大約僅有次兒厚滋。但亦時斷時續，在尺牘中也反映出其時或外出未歸，或染痾未愈種種等情。如同治十三年二月致吳雲書雲「《印舉》（壬申本）擬年前編拓可畢，以畏寒多病，次兒亦病三月余，今始北上，只可從緩」。光緒元年正月致潘祖萌書曰「《印舉》以次兒未歸遂擱起」。故《印舉》的編考進展並不如願。

光緒元年簠齋記「自臘至二月，四人拓古印，僅得二十餘份。」（三月致王懿榮書）印依此進度計，從簠齋身前已經編定的序次來看，增拓的一印一頁本，也當在不大長的時間內完成。光緒九年，「癸未本」鈐拓畢，因編考未竣，書仍是散頁未裝。

據《稿本》和手注本來看，執事考釋和編例的籌劃基本上是簠齋一人。這是牽涉他多年精力的事情。光緒以後簠齋致諸友人書所議及《印舉》數次提到覓讀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下簡稱《考證》）和翁叔均《續考》二書及有關《印舉》的「編」、「理」等內容。他急切尋覓《考證》一書透露了他正在進行的編次和考釋工作須要參考瞿氏的研究成果。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四年，屢屢向潘祖蔭、吳雲、吳大澂致書，祈代借瞿撰《考證》，急切之情躍然紙上。但至光緒八年，他方得蘇景瑀寄來十二卷未刻竣本。此時離簠齋下世僅兩年。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一部大規模、多類別、時代跨度又長的古璽印考釋著作所遇到的學術困難，是可以想像的。簠齋用志彌篤，又具有深厚的學術素養，對於文字形態形制的斷代、辨偽，眼力遠在儕輩之上。但是，他又畢竟受限於當時古文字學、官制學、形制學等領域學術發展階段的條件。簠齋理想中的周密宏大的編纂體系，謹嚴精邃的學術標準與現實所能提供的條件之間的矛盾，在短時間難以解決。且又如他所說，少有可相商斟之友，「僻陋甚以不得人相助為苦也」（同治十一年九月致吳雲書）。換而言之，編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與考證結論相關聯，官印的斷代與類別析分上往往牽一髮動全身，調整序次、類別是必在難免之事。這就產生了如簠齋所說的「凡事愈求精愈緩」的矛盾。（同治十三年二月致吳雲書）《印舉》之所以十餘年遲遲未能竣事，顯然主要受制於考釋工作的艱難。他在光緒三年曾對吳大澂表示「《印舉》不出在己」，意亦指此。

簠齋除了董理鈐拓編次以外，還要應對日常大家族中「周旋酬應，抵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檢護，心力之煩難，束修紙墨一切之費」的局面。（光緒三年七月致吳大澂書）。如為廣《印舉》流傳而籌措助拓之資，他就數次與友人函商。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致鮑康書中說及，印泥紙張人工所費不少，譜成只可計費取進，不能遍應同好，祈鮑氏為此湊集拓資「未知能為糾集二十金一部二十四本，以酬敞友之勞，或可多傳數部」。次年二月致吳雲書又曰「《印舉》用紙既多，印泥人工每部須費過多，將來成書先寄一部，求為轉銷。如有索者，寄資費續作應之可也。」此外，在各地覓紙、印泥等用項無不須親自操心。光緒九年，即簠齋下世前一年，在致王懿榮書中為《印舉》之事未竟而焦灼不已，同時又心懸國中時勢安危，他談到：「《印舉》買紙已經年，試印竟不能安妥，已誤多金。必須手編，無友可助。法、越日亟一日，憂心未能專一。春寒多病，今未能理緒。」他的尺牘中還幾次談到「衰老無友」，「地僻無友，《印舉》乞擱」，所指當為考釋與編次未得有力之人相輔助。終於，老人發出「心已不強，更無論力」的感嘆，在我們今天讀來近乎悲壯。

《十鐘山房印舉》手注本東京博物館藏

癸未本始編一年後，簠齋跨鶓西去，時年72。此時，鈐成的「壬申本」與「癸未本」均尚為散頁，據簠齋玄孫之甥張瑄《纂例考》記述陳氏歿後《印舉》遺稿狀況是，乃「當時由胥人依《印舉》稿類次後，束以紙帶，註明類目，復集束為包，標寫各束名目，此乃為《印舉》完成時，尋檢便利而設，並非即以束以本也」。後肆估依流出散頁原束上之類目與簠齋擬訂的序次，裝治成冊，序言則系據簠齋生前撰就之稿重錄於各部之首。由於物是人非，裝訂者亦難以明其理緒，故流傳於世的《印舉》各部冊數及錄印自然不能齊整一。

羅振玉在《赫連泉館印存》序中感嘆此譜為海內巨觀，「數十年來訖未裝治行世，此則藝林至憾也」。《印舉》除了類次已定，終以「僅見印耳」的面貌在簠齋老人身後傳世，未能實現其魂系夢縈幾十年的構想，這是視藏古、傳古、釋古為生命的一代金石大家離開人世前最為痛楚之事，也成為近代學術史上一件美猶有憾之事。

儘管如此，《印舉》畢竟掀開了中國印諧編纂史的一頁全新篇章。她的藝術、學術價值以及歷史地位，仍然是前無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