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對社會公正性的認識為何如此不同
原標題：歐美對社會公正性的認識為何如此不同
本文將會談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理論。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歐洲（中西歐）與美國由於較早從農業文明轉型進入工業文明，並且也較早經受啟蒙運動的洗禮，歐美人因而相對有較高的社會公民意識。從榮格心理學的角度講，歐美人集體無意識的文明類原型archetypes自啟蒙運動以來得到了相對較多的激活，因而人顯得較文明，社會制度也得以不斷公正化、文明化。
與卡爾馬克思並駕齊驅的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的馬克斯韋伯
然而，歐洲文明與美國文明的發展自啟蒙運動以後既有相同之處，亦有極大的不同之處。在發展經濟上，兩地沒有什麼不同，都施行了隨工業革命而產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建構上，兩地也都建立了議會民主制、法制和權力制衡制。可是，在追求實現社會公正與社會和諧理想的方法上，卻有相當的不同。下面，將稍微分析一下原因，其中涉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對基督教新教的重要分析。
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匹配之處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教義的一個主要中心思想是博愛Fraternity，因此對各種牟利賺錢、有悖愛心的商業行為都不予公開認可，特別對謀取利息的貸款行為持否定態度。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就認為，天主教教義與一個基於金錢、市場、競爭和精於盤算的經濟制度格格不入。他對世界各大宗教與經濟的關係進行考察後得出結論：只有新教倫理具有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親和力（他對儒教倫理與新教倫理的比較見注），因此寫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篇著名論文。
新教倫理主要包括天職觀、入世禁欲主義、命定論和恩寵論。天職觀的核心內容是：上帝所允許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所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以此榮耀上帝，這便是他的天職；入世禁欲主義不是要人放棄追求財富，相反，積累財富是每個人的職業責任，每個人的天職；禁慾主要是要人控制肉慾而過一種有節制的理性生活，並且必須持儉以積累資本；命定論和恩寵論屬新教加爾文宗的教理。命定論認為，人不分智愚貧富，將來能獲得上帝救贖的只是一部分「被選中的子民」，是早被上帝所選定，個人行為對改變自己的命運無能為力。韋伯認為，這就在新教徒的內心深處造成焦慮和緊張感，他們只有寄希望於通過世俗職業上的成就來增加上帝的榮耀，以此確定上帝對他們的恩寵。於是，辛勞致富成了一種神聖天職。整個塵世的存在僅僅是為了服務於上帝的榮耀了。世俗經濟行為的成功不是為了創造可供享受和揮霍的財富，而是為了證實上帝對自己的恩寵。
加爾文教的這種思想建立了世俗經濟行為與宗教原則的必然聯繫，使其教徒不會感到世俗生活是與宗教活動相抵觸的，教徒們可以在追求財富的經濟活動中一樣追求宗教的神聖性。當然，像勤勞、節儉、惜時、守諾、誠信這些美德也同時得到了積極的倫理肯定。在韋伯看來，新教的這種宗教倫理價值觀是驅使新教徒樂於介入經濟行為的內在動力，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要義所在。這就是韋伯所要闡明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互動關係。
歐洲早期移民美國的大多數人為新教徒，他們之中除了清教徒之外，還有衛理公會教徒、浸信會教徒、長老會教徒等。這些新教徒在開拓美洲大陸和發展美國資本主義所發揚出的新教精神一般被稱為清教徒精神（因為不是所有新教派別的教義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親和力）。「拚命掙錢、拚命省錢、拚命捐錢」也許是對美國人這種清教徒精神不錯的概括。當然，近20多年在美國新保守派的施政下，「拚命省錢」已轉變為「拚命借錢」。在美國，仗義疏財的人確實不少；每年的社會慈善捐款就達到2000億-3000億美元，平均每人每年捐善款800-900美元，做慈善儼然成為美國人生活中的一種習慣。蓋茨與巴菲特作出「捐贈承諾」呼籲的對象，雖然針對的只是極少數超級富人，但也是一項空前的慈善壯舉，不僅讓美國富人將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留下的「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的名言踐以行動，也為全世界的富人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大家注意，這時出現了美國社會文明的發展與歐洲的不同之處 ，就是美國相當多方面，迄今為止一直保持著其17世紀早期移民的清教徒精神。
而歐洲，在原始資本主義出現後，又在19世紀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歐洲的工人階層通過其政黨在議會的鬥爭獲得了許多生活上的法律保障，如法定勞休規定和工傷、醫療、退休、失業保險等。可以說，在歐洲，資本主義吸收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內容，社會主義也容納了資本主義的許多特色，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兼容，從而使歐洲各國都能建立大同小異的社會福利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人不再有生存的恐懼，國家有義務保證人人最低的生存條件。於是，國家靠公民納稅成為最大的管家兼慈善家。在這個最大慈善家的照顧下，社會不再有或只有極少數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人，其他個人也免除了要向本國窮人捐助的必要性。因此，歐洲個人所作出的捐獻一般主要用於救災、贊助科研、興建公益設施、支助受社會廣泛承認的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以及對第三世界的救濟方面。
韋伯已經指出清教徒倫理最終必將走向世俗化
韋伯不止發現新教倫理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同時發現它無可避免地要走向世俗化。新教徒在為上帝增添榮耀的勤勉勞作中創造了財富，但隨著財富的增長，人們對現世的一切熱愛隨之增強，對享受的慾望隨之膨脹。他寫道：「尋求上帝的天國的狂熱開始逐漸轉變為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讓位於世俗的功利主義。」華爾街表現出來的功利主義，就是他這句話的最佳寫照。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從歐洲創出的國家這個大慈善家與美國培育出的諸多個體巨富慈善家來看，兩者都有其優缺點。歐洲的國家大慈善家雖然能施澤於廣大百姓，但搞不好的話會變為機構臃腫、負債不堪甚負的慈善家，希臘的債務危機便是一個很好說明。美國的個體慈善家雖然能幫助緩和社會矛盾和貧困狀況，但他們的能力畢竟有限，遠不及國家大慈善家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這個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竟然還有許多生活於貧困線下的貧民和上千萬不能享受醫療保險的公民。如何結合兩者的優點和排除兩者的缺點，是建立一種較先進文明的挑戰。能否成功，主要依賴於一個社會是否能激活公民集體無意識中的文明類原型。
題外話
韋伯關於新教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推斷有很大爭議。資本主義之所以在西方先得到發展，主要是因為西方文化較早和較全面地發展了理性主義。理性主義當時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它離不開理性的科學技術、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政府，其理性的經濟運作特點就在於，它有理性的自由勞動組織和理性的資本運作方式。基督教同樣不可能自我隔絕而不受理性主義影響。發生於16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明顯地與14-16世紀倡導資產階級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密切相關。理性主義不僅促動了資本主義誕生，也促動了基督舊教天主教的改革。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互動促進關係，只不過使後者比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更具道德約束力、更具發展力罷了。
韋伯舉得例子是，中國、印度、中東這些文明地區沒有發展出像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是因為儒教、道教、佛教、印度教或伊斯蘭教完全不適合資本主義，這是他遵循了他的新教倫理論的推理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結論。然而，他忽略的一點是，不管亞洲還是中東，唯物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發展一直很緩慢，理性主義得不到強有力的推動。因此，不管經濟、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落後於歐洲的理性文明發展，這更是事實。今天，不信奉新教倫理、但注重發展理性文明的國家，不都成功地發展了資本主義？
註：儒教倫理與新教倫理
韋伯曾經把儒教倫理與新教倫理作過比較，指出二者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於：儒教倫理偏重於人際關係，新教倫理偏重於工作關係，由此導致了兩種倫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儒教倫理作用點是人際關係：各階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都可以通過一套儒家封建倫理來促成社會與政治的穩定。新教倫理的作用點是工作關係，主要體現在其天職觀，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被賦予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它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人文力量。儒教這種重人倫的倫理傾向固然造就了美奐美崙的專制大一統秩序，使統治者自詡為禮儀之邦。可另一方面，由於過於重人倫、秩序，人們的思想、精力集中於搞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處理好其他各種人際關係，卻忽視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和真相，即不關心事實之真。這勢必造成投機鑽營的「關係學」盛行，限制求真求實精神的發揚光大，從而使以講究真誠、真實為基礎的誠信難以真正立足，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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