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與全球新聞編輯室的轉型
2017年被譽為「人工智慧元年」，伴隨著技術的完善和商業模式的探索，原本只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研究分支的人工智慧開始展現出跨越學科界限的影響力和創造性。圍棋人工智慧程序「阿爾法狗」接連戰勝圍棋名將李世石和柯潔，引發了全世界對於人工智慧發展潛力的關注。此外，人工智慧在無人駕駛、智能家居、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已經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推動人類進入「智能化」的時代。
人工智慧的發展同樣對於新聞業產生了難以忽視的影響，人工智慧先驅皮埃羅·斯加魯菲峰在《2017未來媒體報告》中指出，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寫作將是未來媒體十大發展趨勢之一。還有學者預言人類已經迎來了「智媒時代」的黎明，技術開始推動著新聞生產模式的轉變［1］。在人工智慧大舉進軍新聞業的背景下，新聞編輯室在內容產制和傳播上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諸如美聯社、路透社、《今日美國》等全球主流媒體和嗡嗡喂（Buzzfeed）這樣的新興網路平台都開始推動新聞編輯部門引入人工智慧技術，由此引發了全球新聞編輯室的職能變化與文化轉型。
一、技術驅動的新聞時代：人工智慧與新聞業
伴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完善，它已經在從生產到傳播的整個行業鏈條上對新聞業產生影響，在信息收集、新聞采寫和內容分發的領域，都能夠看到人工智慧技術在新聞編輯室內發揮作用。
首先，在信息收集領域，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的結合極大程度地釋放了數據的潛力。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普及之前，記者在采寫過程中的信息收集與數據整理都是依賴於人工完成。通常情況下記者不得不依賴二手數據或者小範圍的抽樣調查來了解社會的動態與變化趨勢，這種方法更多依賴於記者的經驗和判斷，無法保證對社會變化的準確把握。但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的幫助下，記者能夠通過對某個案例或數據進行全樣本的分析，從而顯著提升信息採集的效果。2017 年，美國《亞特蘭大憲法報》的記者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對醫生的性虐行為進行了調查。記者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幫助下分析了超過10萬份醫療記錄，通過機器學習分析病例，根據關鍵詞為每個病例可能的性虐傾向打分，以追蹤醫生在治療過程中的性侵行為［2］。這一報道為《亞特蘭大憲法報》贏得了當年度的Scripps Howard新聞獎。在這種大樣本的調查中，人工智慧技術有效地減輕了記者的工作量，使得記者能夠將更多精力用於核查事實和挖掘深度，從而進一步提升報道的準確性。
其次，在新聞采寫的領域，機器人寫作已經廣為普及，並且在一些新聞編輯室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所謂「機器人寫作」，實際上是一套程序演算法，通過垂直領域開放平台的介面或平台授權，機器人可以快速抓取、生成、發布和推送資訊。在諸如證券交易、體育賽事、地震速報等內容的新聞報道中，已經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寫作套路。因此，只要機構網站提供信息介面，機器就可快速抓取而後生成並推送新聞。這種新聞從寫作到推送的時間能夠以秒為單位計算，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新聞的時效性。由機器人記者自動生成的報道已經成為全球主流媒體和通訊社的常態化產品。在2016年里，《華盛頓郵報》的機器人完成了超過850篇報道，其中關於美國大選的報道就超過了500篇，平均點擊量在50萬左右。美聯社機器人日產三十多篇業績報道，每個季度完成4?400篇業績短稿，每篇大約150~300字，所用時間比人工采寫縮短90%以上。《紐約時報》的機器人編輯Blossom blot每天推送300篇文章［3］。這種遠超人類的內容生產速度，對於傳統媒體的新聞采編團隊而言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最後，在內容分發領域，以人工智慧演算法為基礎的個性化推送正在逐漸成為影響輿論的重要力量。在懷特經典的「把關人」研究中，新聞編輯室充當著信息與受眾之間的把關者，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平台媒體開始引入以人工智慧演算法作為信息分發的主要工具。這種信息分發機制不僅改變了大眾傳播時代「所有人閱讀同一份內容」的信息傳播模式，使得媒體所呈現的內容因人而異，更是顛覆了新聞編輯室的把關機制，使得演算法取代人成為新的最終把關人。利用人工智慧進行面向受眾的精確推送已經在不同的媒介形態上普及開來。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APP平台和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播客平台NPR One都在利用人工智慧提升個性化推送的精準程度。在NPR One的主任編輯Tamar Charney看來，人工智慧和演算法作為輔助性的編輯工具，能夠在提升新聞分發和信息流動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人工智慧對新聞編輯室的衝擊與挑戰
在商業報刊興起以來，西方新聞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強調客觀性和透明度，追求公共價值和社會服務為核心價值的新聞編輯室文化。這套編輯室文化在隨後的一百餘年時間裡跨越了國家和文化的界限，成為新聞業的主導價值。即使經歷了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等媒介形態和傳播技術的演進，這套價值仍舊指導著當前新聞編輯室的實踐。但在人工智慧出現以來，對於新聞編輯室的新聞實踐和文化理念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顛覆性影響。
（一）規則改寫——編輯室透明度的威脅
在新聞業中，透明性原則始終被置於重要的地位。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美國新聞界遭遇了「爵士新聞」的衝擊，虛假新聞的泛濫破壞了新聞業的聲譽。因此，新聞編輯室開始引入透明性原則，要求新聞機構建立全面和一致的規則和機制來驗證信息的準確性，並且通過通俗易懂的方式來呈現這些規則和機制［4］。透明度可以被視作新聞編輯室與受眾之間的「契約」，通過開放透明傳播體系和代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以贏取受眾的信任。
但人工智慧的邏輯恰恰與透明性原則背道而馳，它將整個新聞產制流程推向了一個「黑箱」，並且在「技術中立」和「演算法科學」的光環加持下為這種生產邏輯加上了合理性背書［5］。特別是在信息搜集和內容分發的過程中，人工智慧技術可以完全取代記者和編輯的職能，但是受眾無法了解到這一機制運行的過程中是否帶有偏見和操縱。這種傳播領域高度的信息不對等，很大程度上也在影響著受眾對於媒體平台的信任。
臉書（Facebook）長期依賴於個性化定製的演算法向受眾推送新聞內容，但演算法推送所營造的過濾氣泡和信息繭房卻嚴重影響了信息環境的有效性。當新聞聚合或社交媒體日復一日地向受眾推送他們所喜歡的內容時，會在無意中將受眾置於「回聲室」中，使得受眾長期沉浸在同質化的信息環境中，無法獲得多元的信息和觀點。由此可見，人工智慧主導的新聞生產徹底改寫了既有的規則，將新聞編輯室長期實踐形成的采編原則打破，對於新聞業賴以生存的「透明度」產生威脅。
哥倫比亞大學陶氏數字新聞中心在一篇關於人工智慧的報告中提出，透明度將是人工智慧新聞業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因此必須堅持不懈來打擊人工智慧中隱藏的偏見。讀者則應該得到一個透明的方法論，來解釋人工智慧工具如何用來執行分析和完成推送的［6］。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保證人工智慧技術不會「異化」成為控制新聞業和編輯室的工具，保障新聞編輯室的透明性原則持續有效。在2017年，今日頭條成為了全球平台媒體巨頭中第一個公布演算法原理的企業，這也凸顯了中國互聯網企業在追求新聞分發透明度上的社會責任感。
（二）權利轉移——把關人角色的弱化
作為研究新聞生產的經典理論，「把關人」生動地詮釋了大眾傳播中的控制行為。懷特沿襲社會心理學家盧因對於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把關行為的研究，分析了新聞生產中的把關行為，並提出把關人的經驗、態度和期望對於大眾傳播的信息流動具有重要的影響。隨後，巴斯的研究進一步提出，在新聞採集和新聞加工的不同階段，都有把關人和把關效應的存在，從而在更為宏觀的新聞生產鏈條上解釋了信息流動的把關機制。
雖然對於把關人和把關機制的理解存在差異，但不論是懷特，還是巴斯，都承認把關人承擔著價值引導和社會規範的作用，只有在把關人認為符合群體規範和價值觀的信息，才能夠被傳播開來。由於大眾傳播承擔著社會化和社會規範的功能，因此以新聞編輯室為代表的內容生產者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塑造社會共識，宣揚社會主流價值的功能。這種規範和價值需要新聞記者和編輯加以判斷和衡量，對於新聞編輯室的文化素養和社會感知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演算法主導的新聞生產和分發機制下，新聞編輯室的把關人被演算法編寫的把關人取代，造成了信息環境的潛在失控。
由演算法主導的新聞分發，核心邏輯是利用用戶既往閱讀文章的標籤、新聞內容的熱門程度，甚至用戶停留在新聞頁面的時間作為數據處理策略，以衡量新聞內容與用戶的匹配程度。但是演算法無法將新聞的社會價值這個重要的要素納入到衡量的標準中。對於新聞社會價值的判斷，新聞業已經在長時間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規範。新聞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和精英媒體，都是基於「受眾應知什麼」為判斷標準編輯新聞，通過新聞編輯室對於議程的設置，實現媒體的社會引導和社會規範功能。但在演算法主導的新聞分發機制中，用戶的閱讀興趣成為了最核心的要素，「受眾想知道什麼」成為了新的編輯標準。
從一個更為極端的案例可以更好地看出人工智慧在失去傳統編輯部門把關後可能帶來的威脅。2016年，微軟在推特上推出了聊天機器人Tay，並宣稱它通過人工智慧技術與網友學習對話交談，並能夠不斷自我完善和提升。但在 24 小時內，Tay就通過與網友的「交流學習」接連發布了「我恨猶太人」「女權者下地獄」等言論，迫使微軟不得不馬上關閉了系統。雖然Tay所包含的人工智慧沒有價值傾向，但它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反社會的價值立場卻值得警惕。人工智慧如果不能夠得到有效的規制，會對社會秩序與信息環境的安全造成難以估量的威脅。
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新聞報道會讓「標題黨」和陰謀論式的新聞大行其道。人工智慧主導的信息分發機制帶來了把關權力的轉移，讓新聞編輯室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價值把關者角色似乎變得可有可無。人工智慧帶來了把關人權利的轉移，削弱了傳統新聞編輯室對於高品質內容傳播的把控力。
三、應對挑戰：新聞編輯室的轉型與重建
雖然新聞業近些年來一直在面對新技術的挑戰，但人工智慧技術的顛覆性意義在於，它擁有接近於人類的學習能力和思維方式，這使得它能夠在從采編到分發的新聞生產全鏈條上改變現有的新聞采編形式。面對人工智慧的挑戰，英美等國的新聞編輯室和學術界主動應對，從行業文化、編輯角色和新聞業務領域推進新聞編輯室的轉型，以適應「智媒時代」的新聞生產。
（一）行業文化轉型：「文人」與「極客」的合作
人工智慧對於新聞記者和編輯的最大挑戰在於，它是一個傳統新聞編輯室無法理解和操控的體系。即使能夠理解人工智慧背後的演算法邏輯，在沒有足夠計算機理論支撐的情況下，新聞編輯室也很難利用這一系統提升新聞生產的效率。因此，人工智慧給新聞業帶來的變化首先體現在新聞編輯室的行業文化上。
在報刊甚至廣播電視時代，不論哪裡的新聞編輯室，都展現出明顯的「文人」主導的傾向。但近些年來，美國的新聞編輯室開始越來越多地吸收技術人員和程序員的加入，他們承擔了包括文本挖掘、數據處理、人工智慧程序編寫和音視頻剪輯處理的工作。在《亞特蘭大憲法報》的醫療醜聞報道團隊中，就有數據處理記者、數字可視化設計師、APP開發員和音視頻編輯等各類技術人員的加入。伴隨著技術日益深刻地嵌入到新聞生產中，新聞編輯室會更積極地吸納「極客」型的技術人才，為其帶來技術思維的文化。
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之下，新聞業對於精通代碼、設計和用戶體驗的新型人才需求量必然會增大，這也推動了新聞教育的轉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等老牌學府要求學生必修數據挖掘、軟體編程等技術類課程，德州州立大學則更進一步，創立了以技術為教學核心內容的「數字媒體創新」本科學位項目［7］。新聞編輯室的行業文化變化也開始逐步滲透到新聞學院，推動新聞教育從傳統的「采寫編評」向著培養全能型記者的方向轉變。
（二）記者角色轉型：人工智慧的解放力量
人工智慧的出現給傳統新聞業和新聞編輯室的發展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但也有學者認為，雖然人工智慧在某些方面將取代記者和編輯的職能，人工智慧對於新聞業而言卻更多是一種解放性的力量，能夠將記者和編輯從繁雜的重複性勞動中解脫出來，從而將時間花費在更具有價值的創造性勞動中。
人工智慧的解放意義已經在諸多國際媒體的新聞實踐中得到了印證。《今日美國》通過與人工智慧創業企業Wibbitz合作提升視頻編輯的效率。Wibbitz的產品能夠自動識別文本內容，並從網上獲取相關的圖片等信息，然後將這些信息立刻整理轉變成一個交互視頻，同時還會添加相關圖片和朗讀配音。這大大提升了《今日美國》視頻團隊的生產力，適應了可視化傳播的要求，並提升了其網站內容的吸引力。學者將這種人工智慧輔助的視頻編輯模式稱為「動態編輯」（dynamic editoral），它並沒有弱化編輯團隊的重要性和地位，但能夠有效適應移動互聯時代追求快速產制和可視化傳播的特點。
除了在內容生產與分發上能夠解放記者和編輯的生產力，人工智慧還能夠幫助新聞編輯室在社交媒體時代適應複雜而多元的信息流，並檢驗社交媒體上內容的真實性。英國的體育媒體Give Me Sport就利用人工智慧核查推特上的信息來源，並且給來源可靠的推特打上「信任標籤」。特別是在球員轉會期，社交媒體上的傳聞和虛假信息橫行並引髮網民的大量轉發，Give Me Sport開始充分利用人工智慧的分析能力，追蹤每一則轉會信息的傳播流和源頭，從而在社交媒體複雜的信息環境中辨別內容的真偽。
因此，美聯社在關於人工智慧的報告中強調，人工智慧在新聞業具有巨大的潛能，可以在包括促進記者的全球合作，提升記者和受眾之間的交流與反饋等領域提供支持。對於新聞編輯室而言，能夠充分釋放人工智慧在數據收集和信息研判上的潛力，無疑對於記者和編輯而言是值得慶賀的事。這意味著編輯室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進行深度的調查性報道和解釋性報道上，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進步。
（三）新聞業務轉型：報道視野的變化
美聯社在分析人工智慧與新聞業的關係時提出，未來的新聞業將是一種「人機協作」的采寫模式。所謂人機協作，就是基於人工智慧技術使得演算法和程序理解記者的需求，並且通過互聯網的海量數據和信息來挖掘記者需要的內容，從而支持記者獲取信息並完成新聞寫作。這種人機協作式的新聞報道模式已經逐漸開始被一些國際主流媒體所使用。
《紐約時報》在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上，就通過人臉識別技術識別獲取觀眾席的信息，以分析哪些人被邀請參加了典禮。雖然《紐約時報》記者沒能進入就職典禮現場，卻能夠挖掘出富有趣味和意義的報道；美聯社則開發出了自己的機器學習軟體，通過分析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評論內容來測算各類政治競選的結果。除此之外，路透社開發了推特信息追蹤軟體News Tracer，幫助記者追蹤推特大V的信息傳播渠道；嗡嗡喂開發的信息機器人Buzz Bot則可以自動與受眾溝通，並且迅速聯繫到在新聞現場的用戶，以取得第一手的照片和視頻。
這些報道形式和手段原來受制於技術條件的限制，都很難得以實現。但在人工智慧技術的支持下，記者和編輯的選題思路和報道視野都將更加開闊。特別是在社交媒體普及和大數據技術逐步成熟的背景下，海量信息在網路平台上快速衍生和傳播，信息環境的複雜程度已經超越了普通人能夠掌控的範圍，這就使得記者和編輯對於信息的獲取必然更加依賴於人工智慧技術的輔助。通過開發能夠理解新聞編輯室工作的程序和機器人，能夠顯著地拓展記者和編輯的視野，提升新聞媒體在「智媒時代」對於信息和數據的掌控力。
四、結語：走向增強新聞時代
人工智慧開始進軍新聞業，從微觀層面而言對於新聞產制的各個部分工作產生影響，從宏觀層面則會對於整個新聞編輯室的結構和文化帶來改變。記者和編輯可以花更少的時間收集和評估數據，而將更多的精力用於追蹤人工智慧為他們提供的線索。美聯社在評估人工智慧對於新聞業的影響時認為，新聞編輯室的工作流程也將因此發生變化。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人工智慧雖然在短期內衝擊到了新聞編輯室的規則與文化，對於新聞生產的形態發起了挑戰，但這也促進新聞業的自我革新與適應。國際調查記者協會（ICIJ）的數據工程師Julien Martin認為：「記者和編輯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完成很多事情，我們並不是用人工智慧製造證據，我們用人工智慧來實現增強新聞。」［8］
所謂增強新聞，核心意義是增強了記者和編輯的自主性和視野。充分利用技術手段完成新聞內容生產與傳播，技術則作為報道的輔助性工具存在。從全球各國新聞編輯室的實踐來看，只要能夠充分理解和掌握人工智慧的技術，並將其運用於新聞報道中，就能夠起到增強記者報道能力，提升新聞報道質量的作用。這樣看來，麥克盧漢對於「媒介是人的延伸」的預言在新的技術時代依然振聾發聵。人工智慧技術延伸了新聞編輯室的感知力、判斷力和生產力，將推動全球新聞編輯室走向技術驅動、人機互動為主導的增強新聞時代。
注釋：略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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