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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四不」方針為何被國人稱之為「鴕鳥政策」?

1932年1月11日,蔣介石發表了一篇《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之重要演講,他說:「九一八以來,政府對於外交早有一定之方針,即一方堅持不屈服,不訂損失領土國權之約,並儘力抵抗自衛,一方則訴之國聯,請其根據國聯盟約,為公正道義之處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國人要求對日絕交與宣戰,反對與日談判「群言龐雜,莫所折衷」,而他本人反對對日絕交與宣戰,他認為中國沒有「國防實力」,「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日本現在對我國「戰而不宣」,若我方對日「宣而無力作戰」,則徒予日本「加責任於我之機會」和「恣行無忌之口實」,並同時將「自失其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之權利」,「與中國以破壞公約破壞和平之責任」。所以今日政府之外交方針除對日絕交及對日宣戰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擇而行之」。「國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協助政府而且擁護政府之外交政策,無論其用何種方式與行動,無論解決對日外交問題之遲速,皆應予政府以斟酌情勢自由運用之餘地,而我國民對政府唯一之要求則在絕對不訂喪權割地之條約」。

九一八事變

這篇演講闡明了蔣氏這一階段對日政策的基本方針,即所謂「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的「四不」方針,蔣氏視之為「今日我國外交唯一之途徑」。這一「駝鳥政策」之制定完全是出於貫徹反共內戰第一的方針並使其統治得以繼續維持之需要,即一方面不因對日本侵略的退讓而動搖其統治,敷衍國內人民的抗日要求,另一方面仍集中全力進行剿共內戰,不因外敵入侵而有所改變。當然,其中還有深一層的隱意,即不承認日本的侵略結果及既得利益,以便為今後抗日或與日交涉留下伏筆。總而言之,蔣介石要使中日關係不致進一步惡化,以為其執行剿共政策創造條件。

蔣介石

為了貫徹這一方針,蔣介石被迫啟用他過去的政敵國民黨親日派首領汪精衛,組成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他專程飛往杭州與汪氏會晤,達成了權力分贓的協議,由汪負責內政外交,出面對日折俎;蔣負責軍事,專主剿共內戰。

汪精衛

蔣氏此舉出於兩層目的,一是利用汪氏親日派貫徹其對日妥協政策,為他「分憂」;另一層隱意還在於「推死屍過界」,拉汪一起「跳火坑」,讓汪代其承擔賣國責任,因為他明知「四不」政策將會受到國人的反對並且難以推行,自己正好一走了之。後來事態發展恰好證明了蔣氏所慮是頗具眼光的。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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