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彌合全球的貧富差距嗎？

新聞 08-04

本文作者：S. Amer Ahmed，世界銀行經濟學家；Maurizio Bussolo，歐洲和中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成員；Marcio Jose Vargas de Cruz，巴西巴拉那聯邦大學助教；Delfin S. Go, Consultant，世界銀行顧問；Israel Osorio Rodarte，世界銀行顧問

勞動力市場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自動化取代了常規職位上的工人，同時隨著數字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發展擴張，非常規職位也可能受到類似的影響。

在高收入國家內，在來自發展中國家進口商品的衝擊下，技術能力低的工人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同樣，全球熟練工人群體的組成也有所變化，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進入了全球勞動力市場，而較老、教育水平較低的群體則需退出。教育水平更高的工人基本上都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替代了全球熟練工人群體中高收入國家的年老工人。近期一篇研究顯示，我們衡量了由發展中國家驅動的教育浪潮，從而試著回答如下問題：

本次教育浪潮將如何影響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全球不平等狀況？這樣的趨勢會讓國際水平上的收入進一步趨同嗎？國家內的不平等狀況也會得到緩解嗎？

回顧過去

在《下一次大趨同》中，Spence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論點：

在兩個世紀（1750年到1950年）的分歧過程中，「西方」富裕國家的發展速度高於發展中國家，隨後，我們開啟了一個世紀（1950年至2050年）的融合之旅，教育和全球經濟融合成為了發展的引擎。

在《大融合》中，Baldwin也表示，信息和通訊技術改革將高科技資本、最佳管理實踐和低工資工人聯結在一起，幫助全球收入走向趨同。

Freeman則聚焦於更短的時間段，他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印度、前蘇聯國家的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這對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來說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挑戰」。他將這段時間稱為「偉大的翻番」，因為全球勞動力市場的規模翻了一番，從14.6億人上升至了29.3億人。Freeman表示，該擴張「將加劇經濟分化，並可能讓這些國家逐步反對全球化」，除非高收入國家有所調整。

Lakner和Milanovic比較了1988年和2008年收入（或消費）的全球分布。他們繪製的知名的大象曲線反應了該時段全球人口的增長情況，表明1988年以來的增長讓最富裕的1%的人口大大受益，即富裕國家的富裕人群，同時刺激了中位數人群的收入增長，即主要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人群。

然而，對於高收入國家的普通居民來說，收入情況則一直停滯不前，佔據了全球分布的80%。對全世界最貧困的人群來說亦是如此。

這段時間內參差不齊的增長情況意味著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如果將全世界看做一個單一國家，那麼基尼係數從69.7降到了65.81。基尼係數之所以會這樣減少，主要是因為國家間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或者按照Spence和Baldwin所觀察到的說法，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正趨於發達經濟體的人均收入。

與之相反的是，國家內的不平等趨勢則各不相同。在拉丁美洲，由於對教育的投資、技術工人供給量的升高和定向轉移項目，國內的不平等情況有所緩解。而在其他地區，尤其是高收入國家內，不平等的狀況則加劇了。

從1988年至2013年，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國別基尼係數從29.8上升至31.8。從整體上來看，國內不平等對全球不平等的貢獻程度從1988年的20%上升到了2013年的35%。這樣的國內「經濟分化」可能帶來了一些對全球化的抵制行為，以及這些國家內部民粹主義政治家的反貿易和民族主義論斷。

教育的發展

有了對教育的投資，很多國家青年一代的上學時間都延長了。在1960年的發展中國家裡，年輕工人的上學時間比年老工人多1年。1990年，南亞的教育年限差距擴大到了3年，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4年，而在中東、北美則達到了近6年，比一整個中學教育的時間還長。在2010年之前，除了少數例外情況，這樣的教育差距一直處於擴大狀態。

高收入國家的教育發展模式非常特別。因為普及教育的提前，從1960年開始，代際差距就非常大。直至2010年，當年輕工人和年老工人的受教育年數基本一致後，此類教育發展趨勢走向了終點。

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教育水平有所上升，而高收入國家卻並非如此。

1960年至2010年按地區劃分的教育發展情況。圖片來源: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Barro and Lee (2013)

受過9年及更長時間教育的技術工人的總量，將從2011年的16.6億升至2050年的22.2億，即增加了5.6億人，或者說提升了33%。雖然這談不上另一個「偉大的翻番」，但也算是極其巨大的變化了。

熟練工人群體的補給將源於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一代居民。2011年，每位高收入國家的熟練工人需要和2位發展中國家的熟練工人共享全球經濟，而到了203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1比3。在發展中國家的代際教育差距降至高收入國家的差距水平前，這一趨勢將持續下去。

全球不平等的未來

我們使用了一個宏觀-微觀模擬框架，覆蓋100多條跨國家庭協助調查，代表了世界近90%的人口，從而估計教育浪潮的分布影響。表1顯示出了研究結果，即在2030年之前，勞動力教育水平越高，世界就會越平等。全世界的基尼係數下降了3.2個百分點，即從2012年的65.8降到了2030年的62.6，而泰爾指數則從90.7降到了76.6。

這一點正符合了Lakner和Milanovic的研究發現。和先前討論的一樣，由於貧窮國家的奮起直追，全球經濟不平等情況有所緩解。

在教育水平更高的世界裡，全球收入不平等水平降低。圖片來源: Ahmed et al. (2017)

以後，不平等的國內組成將變得更加重要。我們比較了有教育浪潮的情況和假設沒有教育浪潮的情況。在沒有浪潮的世界裡，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數量保持同步增長，而在有教育浪潮的情況下，國內技能溢價的減少緩解了不平等狀況，而這是沒有浪潮推動就完成不了的。因此，相比於有教育浪潮，無浪潮情況下整體和組內的不平等狀況都更加惡劣。

這兩種情況下的全球增長發生曲線進一步點明了教育浪潮的真正受益方。對於佔據90%收入的人群來說，無浪潮情況下的工資增長速度小於有教育浪潮的速度。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教育浪潮主要紮根於發展中國家。從表面上看，兩條線之間的差距很小，但實際上，現在0.5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差距將在20年後變成10%的差距，而10%就完全不是細枝末節的問題了。

全球增長發生曲線：有教育浪潮和無浪潮的情況。圖片來源: Ahmed et al. (2017)

教育水平越高，世界越公平嗎？

雖然教育會成為未來的均衡器，但我們所有的試驗都還有一項重要的附加說明：全球不平等情況的緩解需要全球進行持續的融合。

國際貿易所得和在新機遇湧現地區創造工作的能力息息相關。新的阻礙和其他民族獨立主義政策可能會在短期內緩解不平等帶來的緊張氛圍，但也可能在長期削弱不平等狀況的緩解能力。科技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取代了非技術工人，並讓關於社會如何分擔全球化負擔、分享全球化成果的辯論變得更加複雜。這些科技在國際上的傳播可能會加速高收入國家不平等程度的惡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