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賦寧：博雅精神的傳承者
博雅精神
李賦寧先生能夠在中國的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研究以及莎士比亞研究中取得諸多的成就，培養出傑出弟子，是與吳宓先生對其的教導分不開的。吳宓先生與李賦寧先生一家是世交，從踏入清華大學的第一天開始，李賦寧就多方面地受到了吳宓人文主義思想和學問的熏陶。
原文 ：《博雅精神的傳承者》
作者 |四川外國語大學 李偉民
圖片 |網路
李賦寧初入學於北有圓明園、西山、頤和園、玉泉山、碧雲寺等名勝，內有蒼松老檜、楊柳竹石、藤影荷聲、流溪觀魚聽蟬的清華園。但他還來不及欣賞「檻外山光，窗中雲影」，就「痛南渡」，「辭卻了五朝宮闕」，弦歌不輟在春城了。1939年，李賦寧畢業於其時已搬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畢業時仍領清華大學外文系文憑），194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西南聯大期間，在「天長落日遠」，「乾坤晨昏浮」的危急存亡之秋，兩人成為可以傾吐心曲的「忘年交」，吳宓將很多重要甚至瑣碎的事情託付學生李賦寧辦理。
「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在中國教育史上，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所提出的培養「博雅之士」的教學方針在人才培養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賦寧先生撰寫的《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的史料中也說，「抗戰前清華外文系曾以培養『博雅之士』作為本系的任務，要求學生『熟讀西洋文學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這樣一批被稱為「博雅之士」的「清華學人」在學術研究上取得的成功，在於為中國的西方語言文學研究在深層次意義上設立了個人精神與學術風格上「博雅」之風習。而這一培養目標主要是由吳宓先生主導擬定的。
清華大學外文系和西南聯大所設的「歐洲文學史」、「翻譯」、「文學與人生」等課程主要由吳宓講授。這些課程繼承和延續了清華大學外文系建系之初的必修課程，也是外文系學生最重要的幾門專業基礎課之一。其中「歐洲文學史」不僅包括西歐、北美文學，還兼及俄國、東歐，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國文學，為抗戰中的西南聯大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系統的世界文學知識。
亦師亦友
自1990年以來，國內共召開過七次吳宓學術研討會。2016年4月14—15日，西南大學隆重舉行了江家俊教授捐贈吳宓先生在美留學期間讀書筆記及吳宓紀念室開展儀式。這是吳宓先生的讀書筆記首次面世。
吳宓筆記文稿共有7冊，厚薄不一，時間從1917年到1921年，包括吳宓先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所有讀書筆記、聽課筆記、作業（許多都有任教老師的評語及分數）、論文（如在《波士頓郵報》上發表的有關紅學文章）、講稿等，所用外語有英文、法文、拉丁文等，皆由吳宓先生本人精裝成冊，保存完好。吳宓先生被譽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他的這批學習筆記真實記錄了當年師從歐文·白璧德學習比較文學的實況，課程設置及教學要求，對於今天學科史研究無疑提供了最為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我國許多知名學者均為吳宓先生的學生，如錢鍾書、季羨林、曹禺、王力、李賦寧、許國璋、王佐良、楊周翰、鄭朝宗、浦江清、戴鎦齡、周珏良、茅於美、許淵沖等。前幾次會議都是在李賦寧先生的親自主持下召開的。從現代文學史將吳宓、「學衡派」樹為「反面人物」、「守舊派」，到吳宓研究今天的繁榮局面，是與李賦寧對恩師吳宓的崇敬和深厚感情分不開的。
據我兩次通讀前後共20冊《吳宓日記》和《吳宓日記續編》的統計，吳宓先生在1910-1974年的日記中一共記載了數百次和李賦寧先生的交往記錄，無論是在一起用餐、郵局寄信、銀行取款，還是讀書、考試，乃至操心李賦寧的婚姻、曬被子等生活瑣事，吳宓先生都有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生的李賦寧對老師的尊敬。在「於安思危」中，對艱苦環境安之若素的人生態度、對國家的憂患意識，對人類的悲憫情懷和其中蘊蓄著的深厚情感，充分體現在師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這些正是「博雅之士」的題中之義和雋永形象的生動縮影。
如1939年7月30日，吳宓先生記載「尋得賦寧，命徑制薑湯。」1939年9月2日，「賦寧完卷出場……為慰解寧考事之困疲……陪寧游步翠湖。」1942年1月14-19日，「寧率本舍僕僮至新新購鹹菜肉絲麵來。宓甚思食。」1944年8月5日，「曝寧被褥床板於宓窗際」；1944年8月13日，「下午助寧曬被褥」，等等。1944年吳宓去成都燕京大學講學，命李賦寧替他看守房間。而李賦寧後來翻譯《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則與1942年9月10日，吳宓先生在他那裡翻閱《喬治艾略特的生平——根據書信和日記》這本書不無關係吧。1938年11月12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下午2-3，寧來室中補考《歐洲文學史》。」 這次「補考」具體原因不知是什麼，可能是李賦寧先生臨時有事錯過了考試時間。但是，吳宓對學生要求嚴格卻是一貫的。李賦寧後來成為西方語言文學大師與這次「補考」也不會全無關係吧？1941年4月5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外國文學部為李賦寧舉行研究生畢業初試，吳宓稱讚李賦寧「是真正的學者」。清華讀書風氣很盛，作為吳宓先生弟子的李賦寧明白，「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覆詳玩，為有功耳。」當李賦寧從耶魯學成後，吳宓勉勵：「弟在美四年，單就西洋語文及文學知識材料論（不論中國學問及創造著作）弟今當為中國第一人，恐鍾書實不能及，宓更空虛不足言矣。」
吳宓先生的讀書筆記首次面世
20世紀50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亞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學」顯然不合時宜。當然，也有驟雨暫停之時。在1956年，李賦寧先生還可以發表研究莎士比亞《皆大歡喜》這樣的文章；就是在1957年的5月以前「還可以積極展開西方語言和文學的研究」，以響應號召「幫助解決一些有關文學理論和文學翻譯的問題，此外它還有吸取外國人民的優秀文學傳統來豐富我們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重大作用。」但是，緊接著在1957年第2、3期《西方語文》上，李賦寧先生髮表的《喬叟詩中的形容詞》這篇文章在「雙反運動」中被作為典型遭到了批判。
1958年第3期《西方語文》發表的《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紅旗插在西語教學和研究的陣地上！》一文的編者按說：「約請了一部分高等學校西語教師筆談雙反運動中所揭發出來的西語教學與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在這一領域拔白旗，插紅旗，實現西語教學的大躍進。」 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大學講授、學習莎士比亞和西方語言文學是要冒風險的，更會遭到批判。在《西方語文》精心組織的這一組火藥味十足的文章中，批判者談到外國語言文學界的現狀：「談到文藝復興時代，則認為是人類文化的頂點，讀一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就勝過二十年（這句話和馬克思講的『一天等於二十年』對照一下，會令人發生怎樣的感想呢？）但對於英國目前的進步文藝，卻只作為講授的附錄。」 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厚資薄無』的現象」，「在西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資產階級思想還在頑強地守著它的陣地，東風還沒有完全壓倒西風。」 而且「更令人驚心怵目的是因為沒有很好地把西洋古典文學有批判地介紹給青年，雪萊的名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也就快到』居然被右派分子用來做煽動青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這樣看來，介紹西洋資產階級古典文學作品的工作竟變成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腳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批判者認為，「他們對根據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羅蜜歐與茱麗葉』，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厭，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優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擊隊』則就是不看。這又是一種什麼感情？如果真是從心裡愛新社會，怎麼能不看？如果真是熱愛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熱愛學生，怎麼能不和自己的學生在一起看社會主義的電影？批判者看到在被批判者眼裡，「世界上只有兩本書可讀：一是紅樓夢，一是莎士比亞。」在這期《西方語文》中，李賦寧先生也遭到質問，《喬叟詩中的形容詞》「非常不切合實際，一般讀者對此不感興趣，通曉中世紀英語的人也並沒有從中得到什麼新東西。通篇從頭到尾是給已死的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偶爾說的一句話，作了詳盡的註解……難道這不是名符其實的為資產階級服務么？……論文究竟是為我國廣大讀者服務呢，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問題豈不很明顯？……追隨資產階級治學的老路，那只是死路一條。『西方語文』面臨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問題，我衷心希望立即把紅旗插在以後發表的每一篇文章上。」批判者們強調李賦寧的《英國民族標準語的形成與發展》一文「由於接受了資產階級學者的觀點」受到批判。
然而，包括吳宓先生和李賦寧先生在內的一代傑出學者，創造了「內在於自己生命之中而又超出於生命之外的學術精神」，在最終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後，為後來者樹立了一個值得畢生為之努力才能達到的精神境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8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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