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溫州人是中國人的「異類」

中國人的異類：溫州人

90年代，幾個年青人在三亞「海角天涯」看到穿海軍軍裝的軍人，馬上就上前打聽：「西沙怎麼去？」

一個海軍回答說：「西沙一般人去不了。」

年青人說：「正因為一般人去不了，我們去才有生意做。」

原來，這幾個年青人是溫州人。

有人說，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溫州人——從青藏高原到新疆阿爾泰，從藏族的集市到維吾爾族的大巴扎，從內蒙古大草原的敖包到東南亞的熱帶雨林村落，從西伯利亞到南太平洋島國……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幾乎能看到溫州人的身影。

我們中國人信奉一句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老祖宗的古訓。祖祖輩輩棲息在一個地方，就紮根在一個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沉浸在的自給自足的世界裡，信奉「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悠然恬靜哲學。

我們中國人拒絕奔波，拒絕探索未知世界。夸父逐日終以悲劇結尾，便映射著中國人處世觀念——不要折騰。所以中國古人歷來缺乏優秀旅行家、探索者，徐霞客已是鳳毛麟角，鄭和下西洋帶著政治目的。

溫州人卻是個異類。他們敢為天下先，他們愛「折騰」，當別人還在踟躕不前、猶豫不決的時候，溫州人總是先邁出一腳，干就完了！

早在唐朝時海外貿易興起，溫州人就積极參与到這場國際商業貿易往來之中。

20世紀初，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法國這個國家時（只知洋鬼子不分英法美），溫州人已開始遠渡重洋到法國經商、務工了。

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那個年代，溫州人又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干起了小工業。

這一切都源自於溫州人的敢為天下先和愛「折騰」，背後支撐是勇於開拓的膽識。無膽識就不能起步，不能起步便不能遠遊，不能遠遊又何來探索，沒有探索就沒有遠見。

有人把溫州人稱為「東方猶太人」，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是對溫州人的誤讀。

猶太人分散於世界各地，是被動的，因為沒有自己的國家。猶太會做生意也是迫於無奈的，他們沒有國家，沒有土地，只能靠經商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

溫州人卻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做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是好奇心的驅使，是開拓精神使然。溫州人屬於主觀能動性，猶太人則是被動的結果。

「不安分」的溫州人

如果你到Google Earth上去看一下，會驚訝於作為沿海城市的溫州，卻不是平原地區。事實上，溫州78%的地方都是崎嶇不平的山區，平原地區只有臨海的那一小塊，就是現在的甌江河口溫州市區。

有句俗語說，浙江的地理是「七山二水一分地」，這也是溫州的真實寫照。

綿延不絕的大山，將溫州地區與祖國其他地方隔離開來。所以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時期，溫州人只得多走水路才能與其他地方聯繫——臨海地理位置和內陸河流縱橫交錯，使得溫州有水路的便利。

在歷史上，溫州就成為了浙江東南部和福建北部重要的貿易中轉站。如今又是上海、寧波等大港的貿易集散地。

自宋朝以來，溫州人就積極利用本地區自然資源，尤其盛產茶葉、水果、甘蔗、木材以及各種海產品。再利用本地水路便利的優勢，將大宗特產運往全國各地，或北上或南下。

水路和大宗貨物，這兩個特徵註定了溫州商人需進行長途貿易。長期以往，便形成了溫州人擅於外出闖世界的性格。很多年輕人還未成年，就開始嚮往著跟著叔父輩走南闖北，見見世面。

從歷史上形成的區域民族特性，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溫州人遍布全世界了。

明清時代的國情又鍛煉了溫州人。那時沿海城市經常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朝廷施行閉關鎖國政策，溫州人賴以生存的貿易被切斷了。但他們要生活，要吃飯，這便迫使他們成為了經驗豐富的走私能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都說溫州人做生意膽子大，恐怕跟歷史上他們鋌而走險干走私，不無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農業集化，溫州人很痛苦。他們擅長於製作手工藝品和長途貿易，對於種莊稼這種事（並且還是集體種莊稼），實在提不起溫州人的絲毫興趣。這一時期，溫州人的才華被壓抑著，雖偶爾有人露崢嶸，也終將被壓下去。

改革開放初期，土地包干到戶，大量集體企業紛紛倒閉。溫州人又可以施展他們的才華了，許多私人作坊、工廠、企業拔地而起，貿易市場相當繁榮！

溫州人那顆「不安分」的「貿易之心」始終是鮮活的、跳動的。

世間本沒有生意，溫州人多了，也便有了生意

1980年以前，溫州農民的平均收入處於全國較低的那一行列。每個生產隊隊長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不能老是在隊伍後面趕鴨子！

而到了1989年，情況則完全顛倒了。溫州農民人均收入近1000元，居全國前列。終於走到了隊伍前面，不用在後面趕鴨子了。

造成這一結果，正是由於大量溫州農民不種地，去做生意，去開廠，去打工了……留出了更多的土地，讓更少的農民去種，人均收入自然就上去了。

80年代大多數中國農民還面朝黃土背朝天，為一畝三分地奔波時，溫州人已直接跳過，去辦廠經商。1989年溫州社會總產值130億，工業總產值就佔到了90億，農業總產值佔比已非常非常少。

溫州人絕不會偏安一隅，當他們不斷壯大成了氣候時，溫州之地已安放不了他們的悸動之心——就像他們1000多年前就開始的縱橫南北、全國貿易一樣。

當年十幾萬溫州生意人北上，來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京。一時間北京竟形成了多個「溫州村」，「村裡的溫州人」從事著各種生意，遠遠超過七十二行。

很快「村裡的溫州人」就靠著他們精明的生意頭腦，佔領了北方的服裝市場。溫州老闆生產的羽絨服、皮夾克不僅賣到東北，甚至賣到俄羅斯、東歐諸國……

溫州商人簡直什麼都干啊，視野360度。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溫州商人在各個領域遍地開花，從紐扣到鋼筆，從服裝到眼鏡，從皮鞋到電器，從生髮劑到打火機……只要你能想到的領域都活躍著溫州商人。

而且都還乾的挺不錯，一些成為行業領頭羊，鞋王、筆王、鎖王比比皆是。

美特斯邦威現在是不行了，但在當年絕對是國產服裝品牌的王者。一個青田縣農村青年說，我要打造一個時尚的國際品牌，便取了一個外國名字，不管你喜不喜歡，當時看起來確實高大上。

又請來在年輕人中極具號召力的周杰倫代言，配上一句slogen「不走尋常路」，酷的不要不要的。

要說玩粉絲經濟，美特斯邦威當年很666

「三把刀」闖蕩法蘭西

溫州商人膽子大是給我的第一印象。

我們常人的思維是「沒有本錢，怎麼做生意啊」，溫州人說「沒有本錢怕什麼，借唄」，溫州人相信「借雞下金蛋」。我們做生意怕負債，溫州人卻不怕。

其實，溫州人似乎什麼都不怕——這是不愛種地的沿海居民的共性，潮汕人亦如此。沿海居民是靠海吃飯，無論是打漁還是做海上貿易，都需迎著風浪前進，天不怕地不怕！

如今大量的溫州人能在法國紮下根來，首先就是有「不怕」的精神，二是吃苦耐勞。

有史記載的第一個移民法國的華人是福建莆田人黃加略，他於1702年移居法國。此後200年鮮有中國人去法國，這是因為清政府加強了閉關鎖國。

直到一戰時期，才有大批中國人到法國，他們主要分為三類：

一是勤工儉學的學生，

二是戰爭勞工，

三是去法國淘金的中國人。

溫州人移民法國，主要是後兩種情況。

一戰中的14萬華工戰爭結束後，有3000多人留在了法國，這其中就有溫州人。二三十年代又有幾批溫州人到法國做生意，有些留了下來。他們被認為是第一代法國溫州人，現在還有極少人在世。

溫州人真正大量移民法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八九十年代。僅在巴黎的溫州人，（據不完全統計）就新湧入了13萬人之多。巴黎一下子多了很多華人面孔。

而他們去法國的主要方式卻是偷渡。也分為三種辦法：

第一種，先到法國「旅遊」，然後滯留不歸，這是一種變相的偷渡方式，而且採取這種方式的人，多半是在法國有親戚。

第二種，先到歐洲別國做生意，後來再轉道法國，同樣的也是滯留不歸，「賴」著不走。

第三種，也是最刺激的。給蛇頭交幾萬塊錢，在蛇頭的幫助下進入法國，這一路當然會很辛苦。八九十年代能交出幾萬塊錢，也不是窮人。

溫州人偷渡到法國，沒有合法身分 ，又不懂法語，為什麼還能待下去呢？沒兩把刷子不行，他們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一般是先打黑工，慢慢賺錢，伺機而動，有了錢就好辦事。比如給法國女人一筆錢，來個假結婚，合法取得身份，獲取合法居留權。

更多的溫州人則是在法國政府採取的幾次大規模合法化行動中取得身份的。加之90年代之後法國移民政策又有所放寬。

巴黎的溫州人被稱為是 「三把刀」，即菜刀 (開餐館 )、 皮刀 (皮革加工業 ) 和剪刀 (制衣業 )。

中國美食享譽世界，中國人在外國開餐館再正常不過，在巴黎就有很多溫州人開的餐館，味道很好，法國人是贊口不絕。

而皮革加工業和制衣業原本是猶太人控制的（法國人不願意做這些辛苦又利潤低的生意）。溫州人來了，他們通過降低成本，生生搶走了猶太人的生意。在這一場猶太人和「東方猶太人」的遭遇戰中，「東方猶太人」獲勝了。

溫州人的大膽和堅韌，讓他們能夠在法國生存下來，又肯吃苦耐勞，一步一個腳印，於是到現在很多都成了有錢人。你在法國看到一些溫州人，穿的挺樸素，結果個個都是老闆，家裡有好幾個廠，好幾個餐館……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溫州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上的群體，他們甚至代表著一種商業的精神——敢為天下先。我覺得最能概況溫州人的是——他們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先驅者！

有個溫州朋友感嘆道：「唉，現在我們溫州人也不行了」，好吧，你一句話已經推翻了我整篇文章，我也很無奈……請溫州人再次逆風向上，證明他結論下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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