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混合戰爭理論研究——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八）

原標題：【長篇】混合戰爭理論研究——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八）

（圖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者按

進入21世紀，高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推動了武器裝備的發展和作戰方式的演變，促進了軍事理論的創新和編製體制的變革，「第四代戰爭」、「複合戰爭」、「新型戰爭」、「非三位一體戰爭」和「信息化戰爭」都從不同視角對新的戰爭形態進行了認知。今天，向您推薦我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混合戰爭理論研究 ：混合思維與實戰創新》，和您一起來認識另一種新戰爭理論——「混合戰爭」。本文選自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高級軍事學系的研究生論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國陸軍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進行翻譯，內容僅供學術交流，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來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

第五章 創新和形成混合戰爭理論的思想過程

「最大程度地使用武力與同時利用智力絕不矛盾。」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關於最大程度地使用武力與同時利用智力的理論上本文的關鍵所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引發了美國國防部和學術界對未來的戰爭和威脅類型的大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是形成了混合戰爭和混合威脅的概念。然而，經過長達八年的分析，這兩個概念在美國國防部內部和美國陸軍條令辭彙表上仍未被完全接受。

美國陸軍目前認可、接受混合威脅的存在，並且利用這一存在。它是一個軍事行為體，綜合性地將正規力量、非正規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影響結合在一起來支持共同的目標。目前這種威脅模型只在陸軍訓練中心和精英中心使用，用作決定作用訓練環境場景基礎。相反，混合戰爭概念則未被美國軍事辭彙表完全接受和收錄。防務界目前的共識是，混合戰爭只是其他不同戰爭形式的組合，並不是一種全新的戰爭形式。本文試圖對混合威脅和混合戰爭這兩個概念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另外，我們也初步做了一些工作，試圖形成一套混合現象的理論，解釋混合威脅和混合戰爭的核心要義。本文的中心論據是：兩個概念都不是新的，但的確是混合思維方式的典範。

混合思維方式重點是利用四個心理特徵的相互作用來制定創新和異於尋常的方法，進而創造出符合預期的作戰環境。這四個相互作用的心理特徵是：透徹理解戰略背景、全局性的作戰方法、傾向性（勢）和潛在機會的內化、充分利用混亂邊緣的複雜性。本文用淮海戰役（1948-1949 年）、托里什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線（1809- 1811年）和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2006年7-8月）這三個案例研究，從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年代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維方式存在的證據。另外，一些指揮官利用這種混合思維方式來找到創新途徑，從而實現了決定性的勝利。軍事作戰層面的創新需要透過多種視角來準確把握作戰環境，同時對不同視角進行全面綜合。在未來，混合思維方式可以幫助美國陸軍作戰計劃人員實現這一目標。

淮海戰役（1948-1949年）戰役分析站在東方的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維方式的存在。戰役期間，毛澤東和粟裕在他們的戰役作戰方法中體現了混合思維方式的特徵。二人混合思維方式的關鍵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它充分利用了混亂邊緣的複雜性，並體現在千變萬化的正規力量、非正規力量和動員起來的農民群眾部署上。毛澤東和他的下屬指揮官們運用這一概念，把一個軍事戰役的背景和全局性觀點看做一個大系統，進而累積並利用了作戰環境中的潛在機會。

歷史研究都按照傳統給淮海戰役歸類，同時認為人民戰爭思想是複合戰的一個典範。然而，我們認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是二十世紀中葉混合威脅和混合戰爭的一個典範，動員起來的農民群眾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與當代混合威脅結構中犯罪分子的作用類似。人民戰爭，是毛澤東關於力量部署認識的一大進步，它充分利用並不斷再造「勢」，即作戰環境、傾向性和基於力量配置產生的潛在機會中的潛能，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和粟裕的作戰方法充分利用了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制人而不制於人」的思想。淮海戰役期間，毛、粟二人利用國軍的「勢」和自然傾向，使國軍自行進入包圍圈。而一旦國軍被分割開來並且處於相對劣勢，國軍的失敗便不可避免。

托里什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線（1809- 1811年）則從歐洲的角度展現了混合思維方式的存在。與淮海戰役類似，軍事歷史學家從傳統上認為半島戰爭（1807-1814年）是複合戰的一個典範。然而在托里什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線期間，威靈頓運用人民戰爭思想以及英葡聯軍、英國海軍、埃斯特雷馬杜拉的西班牙軍隊（正規力量）、葡萄牙民兵和自衛隊（非正規力量）以及動員起來的葡萄牙群眾所形成的聯合效應，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戰鬥的事例，塑造了十九世紀混合威脅的一個典範。在這個案例中。動員起來的葡萄牙群眾在作戰環境中所發揮的作用，與當代混合威脅中的犯罪分子類似。

在托里什韋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線的概念化和規划過程中，威靈頓運用混合思維方式達成了決定性的結果。他的思維過程主要是透徹理解伊比利亞半島的戰略背景。威靈頓認識到，對於英國而言，要武力挑戰法國統治歐洲的野心，葡萄牙不過是這一鬥爭過程中的另一個戰場；但對於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這是關係到他們生死存亡的鬥爭。對戰略背景的深入理解，使得威靈頓制定出了一個全局性的基於傾向性的戰役作戰方法。這一方法充分利用了潛在的機會，成功保衛了葡萄牙，並為採取攻勢作戰打敗法國創造了條件。另外，在1808年英國軍隊初次失利後，威靈頓二次登上伊比利亞半島是在動亂邊緣作戰。他在葡萄牙區域防禦、縱深防禦過程中重新安排部署力量和地形，充分利用複雜性，進而達成了戰役勝利。威靈頓放任馬塞納的自然傾向朝向有利於決戰的方向發展，直到法軍進入了防禦帶前方的相對劣勢位置。馬塞納的失敗和葡萄牙保衛戰的勝利幾乎是註定的，因為補給、飼料缺乏，加之游擊隊的不斷騷擾，這些環境條件自熱消耗駐葡萄牙法軍，並使他們疲於奔命。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2006年7-8月）案例研究從中東角度揭示了混合思維方式的存在。軍事專家、防務智庫和學術界認為，以色列國防軍和真主黨之間爆發的這次戰爭是當代混合戰爭和混合威脅的一個最佳典範。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在戰爭期間對作戰行動的概念化、計劃和實施的確反映了真主黨內部的混合思維方式。他們的混合思維方式充分利用了戰略背景、基於傾向性（部署產生的潛力）的全局性方法，並且還充分利用了動亂邊緣的複雜性來，進而形成了一套寬泛的持續抗擊以色列的作戰思想。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揭示了這種混合思維方式和抵抗思想如何轉化成了決定性的地面作戰行動。（1993年7月25-31日的「問責行動（Operations Accountability）」和1996年4月11-27日之間的「憤怒的葡萄行動（Grapes of Wrath）」）期間，納斯魯拉和他的追隨者們提前獲得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的情報。另外，他們發現，以軍的作戰行動暴露了他們的弱點，以軍難以壓制或反擊火箭襲擊，並且對軍人和平民的不斷傷亡非常敏感。利用這些認識，納斯魯拉制定了一套在黎巴嫩南部對付以色列軍事進犯的全局性的基於傾向性的作戰方法。

這種作戰方法的核心是採用攻防戰略來維持對以色列的持續抗擊。對於攻勢作戰，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積攢了數量最多的地對地火箭，並在戰爭期間持續打到了以色列北部。同時，他們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一個準備充分的區域防禦、縱深防禦計劃，用來擊敗以色列國防軍的地面進攻，並使以色列國防軍力量遭受進一步的人員傷亡。納斯魯拉和穆戈尼亞赫的力量部署把正規力量、非正規村莊衛隊和來自黎巴嫩南部的什葉派農民與先進技術常規武器結合在了一起。在黎巴嫩南部地形條件下的這種力量部署，延伸了衝突的時間和空間，挫敗了以色列國防軍快速決戰取勝的打算。另外，中的將不同的戰爭形式融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以色列國防軍全神貫注於非正規戰的傾向，導致他們應對常規、組合武器戰時措手不及。敵對行動結束時，由於以色列國防軍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加之真主黨持續不斷的抵抗和火箭襲擊，最終導致了真主黨取得了他們自稱的「神聖的勝利」。

時刻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思考問題，這是本文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意思。如果當前安全環境的一個最大挑戰是在未來的混合威脅中取勝，那麼美國陸軍作戰計劃人員也應該站到對方的角度來思考這些混合威脅。未來的美國陸軍作戰計劃人員有必要考慮混合思維方式，或者把混合思維方式結合到他們的作戰方法中。《2014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DR）》強調，「美國國防部內部以及我們的機構之間和國際夥伴內部的創新是我們工作的中心線。」另外，它還強調指出，「我們將主動尋求創新性方法來解決如何打仗、如何展示我們的武力姿態，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我們的非對稱實力和技術優勢的問題。」美國國防部鼓勵從全局性作戰方法入手，在作戰層面上對軍事力量運用和作戰環境範圍內軍事夥伴的融合進行創新，這一點與混合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理解戰略背景、制定以傾向性和潛在機會為重點的全局性作戰方法以及充分利用動亂邊緣的複雜性，這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有助於美國陸軍作戰計劃人員創新和制定應對複雜的未來混合威脅的作戰方法。運用混合思維方式，可以透徹理解和充分利用作戰環境和作戰行動的系統本質；運用混合思維方式，可以通過創新來重新安排現有的規則，重新配置時間和空間，更好地利用作戰環境的自然傾向。這個概念性工具可以利用雙方軍事力量之間一直存在的非對稱性，而不僅僅是認識這種非對稱性的存在，進而支持用戶達成目標。總體而言，這種思維方式能夠幫助美國陸軍作戰計劃人員思考複雜的適應性強的系統，並把這些系統的某些特徵融入他們的作戰方法中。

混合威脅的一個最重要特徵是它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地重新調整力量部署。由於混合威脅的敵對雙方極力要搞清楚混合威脅的模糊含義，因此混合威脅的力量部署變化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會導致在概念上的複雜性。對於混合力量而言，隨著複雜性的增加，這種潛在條件代表著主要的力量來源。對於美國陸軍而言，運用混合思維方式，同樣存在這種潛在條件。制定創新方法，在時間和空間上部署戰術力量/行動來達成戰略目標，這會影響混合威脅決策運算。現在，從美國陸軍作戰行動中的變化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會在混合威脅思維中產生模糊性。提高模糊性會驅使混合威脅挑選出一個可界定的或者相對固定的作戰形式，陸軍作戰計劃人員可以對此加以分析、綜合和應對。通過對不確定性進行置換，陸軍作戰計劃人員可以在作戰中獲得相對優勢的認知地位和美國陸軍的實力來源，從而在未來混合威脅中以智取勝。

將混合思維方式融入到陸軍作戰計劃人員的「概念工具包」里，可以大大增加戰勝未來混合威脅的潛力。本文提供的三個跨越文化和時空邊界的案例研究，證明了混合思維方式的存在和含義。然而，本文只是粗淺地研究了混合現象的軍事理論。將來在深入研究混合思維方式概念和制定混合作戰方法方面，仍然大有潛力可挖。如果混合思維方式和混合戰爭概念不斷被用作以弱擊強的手段，那說明我們需要投入更多的智力資源來深入理解和研究混合概念的本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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