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最後十年：要整就整我吧 不能說假話害人

原標題：張聞天最後十年：要整就整我吧 不能說假話害人

來源 |《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 中國文史出版社

作者 | 葉匡政

風暴襲來

從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5月撻伐「三家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

自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他「過的是脫離群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從未罷免過，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無從知道圍繞著對《海瑞罷官》的評論有怎樣複雜的鬥爭；更不用說，對於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黨中央高層領導的尖銳分歧，他也是一無所知。但是，借評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來批判「單幹風」、「翻案風」的文字，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張聞天感受到政治氣壓越來越低，一場政治風暴將要來臨。在生活待遇上，張聞天也漸漸等同於一個一般幹部了。1965年11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崑調出北京。不久，張聞天被吊銷了「供應卡」，接著就撤掉了「紅機子」，後來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氣罐，這一切預示著什麼呢？

1966年6月1日晚8時，按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點燃起來了。張聞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他給毛澤東並黨中央寫了一封簡訊，表示自己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使自己進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開始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總題目下面寫「學習筆記」，力求從哲學高度來理解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目的、任務和必要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給黨和人民、給共和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內亂。他這時也完全沒有想到，厄運臨頭竟會這麼快。他不知道，他已經被放到「橫掃」之列。1966年7月12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經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開會。踏進會場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謂「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大會」。原來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緊，在公布「十六條」的這一天，就召開這個「斗垮」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誣指廬山會議「罷官」後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結成「反黨聯盟」。所以，這天的大會開始不久，張聞天就被揪上台，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的旁邊。隨後，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來，時值盛夏．擠在一起，酷熱難當。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額下，更加悶熱。張聞天血壓高，又有心臟病，他竭力支撐著，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至昏厥，一頭栽倒了。他被拖到後台，造反派中一個女的，還惡聲惡氣罵他：你別裝死，你死不了!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以後，造反派又不讓他休息，仍舊拖到台上，罰站挨斗。這次鬥爭會持續5個小時，他回到家裡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感傷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當張聞天從第一次衝擊中緩過氣來的時候，他想到應該給毛澤東寫信。8月22日，他寫信給毛主席並中央，報告8月9日被斗情況，說明「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寫一信，都毫無結果。

9月8日，中央辦公廳將張聞天的工資關係轉出，放到了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經濟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膽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了。

12月7日，經濟所的幾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批判鬥爭張聞天大會，「勒令」他會後寫出「檢討書」。

接著，經濟所的造反派頭頭又闖進景山后街甲1號，抄了張聞天的家。他們逼著張聞天打開保險柜，將他1960年底到經濟所後寫的文稿合訂本和十幾本「讀書筆記」一齊抄走。1967年1月25日，張聞天又被經濟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掛牌、游斗。

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無休無止地持續著。張聞天已經年近七十，高度近視加白內障，血壓高達200／120，心絞痛不時發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療。無論風沙撲面還是烈日當頭，他都得懷揣月票，手提書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換兩次公共汽車，趕到經濟所去接受審問、批鬥。

批判、鬥爭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發動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日子裡達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會前，周恩來派人向紅衛兵頭頭傳達幾條規定：不許坐噴氣式，不許搞逼供信，不許遊街，不要武鬥。紅衛兵頭頭根本不聽。他們是受林彪、江青操縱的，是聽命於中央文革的。他們傳達和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在大會上搞了噴氣式，狠狠鬥了一場不算，還在會場出口處組織一批打手，對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猛擊一下。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青包紫塊，當場昏厥。幸虧兩個解放軍戰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車。卡車開動，風吹起來，張聞天才蘇醒過來。

還有一次是突然襲擊。這是配合著8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摘要)》而進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牆進宅，直闖張聞天、劉英卧室，把他們揪走。直到在一個房間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後造反派帶張、劉二人到食堂吃早飯。劉英對著稀粥一動不動，張聞天悄悄說：「快喝點，不然頂不住。」喝過稀粥，造反派就押著張、劉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內游斗，他們被揪扯著，跑步上下樓，把外交部大小辦公室、宿舍樓幾乎游斗遍了。下午再開大會鬥爭，張聞天受盡摧殘。劉英陪斗，同時受罪。大會開到5點結束，又將張聞天等人押在一間房裡。造反派提審，硬逼張承認陳毅是他廬山發言的後台。張聞天堅決否認，說他的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與別人無關。搞到天傍黑，張聞天和劉英才回到家裡。張聞天撫摸著劉英的手，關切地問她：「頂得住嗎？」劉英寬慰張聞天說：「你看，這不是頂住了嗎？」張聞天端詳了一會，看劉英神色確還可以，就說：「你頂住了，太好啦。批鬥的時候我老是想著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體吃不消啊。」劉英聽他這麼說．不由得眼圈都紅了。這一對在長征的艱苦歲月中相愛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當成了侮辱和體罰的對象。此時此刻，他們真如涸轍之鮒，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謂「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張聞天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隨意擺弄、爭相顯示「革命」的工具。當時「造反」已經同「奪權」聯繫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頭頭和幕後人物，要撈取政治資本，製造權勢，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狠狠鬥爭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

毛澤東這時雖再三呼籲「聯合」，要求制止「武鬥」，一時也難以控制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聞天之受盡折磨，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

這時的張聞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腳，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著，堅強地挺住，沒有流露出一點消極悲觀。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所謂「交代」、「檢討」。一方面，他不能不按當時的流行文體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另一方面，又寫明事實真相，說明原委，對一些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決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拋開那些空洞的「帽子」、誇張的言詞，那麼，這些「交代」、「檢討」涉及的史實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謂「認罪書」中，張聞天概括廬山會議前後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國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因而以後的任務，就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只是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即發展生產，滿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有以下6條主張：

1．強調發展生產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

2．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進行「和平競賽」。

3．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產積極性。

4．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產計劃都應服從於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於生產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指標等等。

5．在生產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產階級管理生產的經驗學習，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

6．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產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這些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的思想、觀點，被說成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引導到穩步漸進的路線上去，結果是不要群眾運動，取消大躍進云云。

219起「接待」

張聞天在被反覆進行大會批鬥的同時，還幾乎天天接受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許多單位造反派的提審、質問、調查。據張聞天1967年11月27日遞交的一份「接待總結」統計，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個月時間裡，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寫出材料，或在記錄上修改、簽字，累計為219起。

調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個方面：個別幹部的歷史情況，留學莫斯科期間的情況，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東北情況，廬山會議情況，外交戰線及國內政策。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恫嚇，不論怎樣誘、套、哄、逼，他總是認真回憶，據實回答。涉及黨內歷史情況，幹部的是非功過，他不管外界的輿論和壓力，也不論這個幹部同自己的親疏遠近，總是負責地說明情況，談自己的看法，決不亂說，從不諉過於人。有時還同調查、審訊者爭論起來。常常有造反派對他的交代不滿而厲聲呵斥，張聞天總是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說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毆打，他也毫不動搖。材料都用複寫，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來的這些材料，顯示了張聞天堅定、正直的人格。這裡順著時間次序摘錄幾條：

3月13日，中央財經學院「批判陳雲聯絡站」向張聞天調查陳雲的歷史情況。3月20日他把寫的《對陳雲的看法和回憶》交出。材料中說：「我覺得陳雲工作比較踏實，有辦法；作風謹慎穩當，比較能團結和使用幹部」，「對陳雲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其基本點上，是相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群眾的物質要求，就必須發展經濟，增加生產，要重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強調對生產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術措施，強調平衡，堅持穩步前進。

陸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擊，「文革」開始中宣部被誣衊為「閻王殿」，部長陸定一被說成「大閻王」，還懷疑他的黨籍。張聞天於6月13日向中央辦公廳來人交了答覆陸定一黨籍問題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證明，30年代初陸定一被開除黨籍是一樁冤案，當時就已糾正。材料中談到：1932年團中央被破壞事曾懷疑同陸定一有關，因此陸曾受開除黨籍處分；後經審查，證明此事與陸無關，是一錯案，即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負責審查的是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6月20日，張聞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寫的關於陳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確地寫道：「我知道陳毅對毛主席關於外交政策的指示是執行了的。他對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覺得陳毅對總理是尊重的，同總理的工作關係，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圖利用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反周恩來。遼寧大學的造反派就此於11月20日質問張聞天。張聞天斬釘截鐵地回答，所謂伍豪(周恩來)在1932年發表反共啟事一事，「純系捏造。我同康生、陳雲等看到後，一笑置之，因為一則伍已去江西；二，伍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張聞天寫的材料還涉及楊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王稼祥、彭德懷、烏蘭夫、宋任窮、李立三、伍修權、吳亮平、孔原、王鶴壽、徐冰、宋一平、曾湧泉、姚依林、程子華、呂正操、劉瀾波、王觀瀾、孫冶方、姬鵬飛、張琴秋、李伯釗、李培芝等許多同志。張聞天在自己不斷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許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張聞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調查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要數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抓叛徒」戰鬥隊來經濟研究所，當面勒令張聞天交代1936年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草嵐子監獄)61人「假自首」出獄的始末。

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夥正有組織、有計劃地將「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劉少奇。在這時提出這個問題，用意很明顯，是要誣指劉少奇當年擅自決定一批幹部履行手續出獄，組織所謂「叛徒集團」，為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羅織一條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張聞天是黨中央的總負責人，對於這件往事，雖然具體時間和若干細節印象已經模糊，但總的經過，他是記得清楚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採取的特殊的緊急措施，並非劉少奇擅自決定，而是請示中央，經研究批准的。2月16日當天，張聞天寫了一份材料，說明此事經過。1936年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當時他初去白區工作，幹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監獄中有一些幹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獄後，堅持鬥爭，不屈不撓，表現好，經過內部線索說，只要履行普通手續，即可出獄。「所以他想以中央名義同意他們履行那樣的手續」。張聞天明確承擔責任，說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當時認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續，而且只是作為一個臨時措施，同時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當時也表示了同意。」張聞天說明，此事黨中央領導集體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內部關於此事的處理，是知道的，也沒有聽到過有不同意見」；在「七大」前代表資格的審查中和中央整風審干運動中，「對此事的處理也沒有聽到過不同意見」。

鑒於在「文革」當時重提此事關係重大，劉少奇的名節和61位出獄同志的政治生命繫於此事，還涉及黨中央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同志，且年代久遠，記憶難免有不清、不確之處。為慎重起見，張聞天立即將寫的材料送交當時任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要康生查檔核實，並就內容是否妥當請示中央。

張聞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劉少奇於12月14日報告華北工作時曾專門談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許的」。康生參加了十二月會議，討論時還就此事發了言，說「經中央允許的某些人，是特別的，不是原則」。康生並被張聞天指定起草有關文件。而且康生長期管內部保衛工作，對幹部情況一清二楚。康生是一個奸詐小人，這點，張聞天心裡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會陰險到歪曲事實、構陷人罪的地步。張聞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問題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給毛澤東寫信，誣指這些經中央批准出獄的人「並不是例行出獄手續，而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11月，61人中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趙林(時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就被揪斗，以後很快又以出獄問題將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來。雖然周恩來一再申明「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組仍然揪住不放。為了配合奪權鬥爭，1967年1、2月間，他們不斷在公開場合，濫扣「叛徒」帽子，挑動紅衛兵任意追查，在全國颳起「抓叛徒」的惡風。與此同時，所謂61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已經準備印發，借評電影《清宮秘史》批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正在炮製。就是這篇文章，提出「八個『為什麼』」，定了劉少奇八大罪狀，其中「指使別人自首變節」就是一條。這時，康生希望從張聞天那裡得到的是咬定劉少奇「擅自決定」、「指使別人」的材料，而張聞天寫出的這個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將他們羅織的劉少奇的這條罪名從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麼會去查檔核實呢？

康生不給回復，南開大學的紅衛兵2月18日又來批判。他們還提供了若干線索，糾正張聞天關於具體時間和細節回憶的出入，要他立即寫一份交代材料。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聞天乃重寫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獄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獨自承擔了責任。材料寫道：「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給我寫了一封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信的全部內容，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約略記得的是，北方白區工作幹部極缺，抗日形勢迅速開展，急需解決幹部問題。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久，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個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他信中提議即辦此事。他信中特別表示急迫，因為他說如不早辦此事，日本佔領平津後，就不能辦了。他要我趕快答覆並要交通員等著把複信帶回去。此外，他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覺得不要什麼代價一下就可以解決當時確實缺乏的幹部問題，豈不很好，所以我就複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籤了字，退回去了。至於監獄中的幹部到底是誰，有多少人，表現到底如何，『簡單手續』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我一直是不知道的。」為避免涉及黨中央，張聞天將2月16日所寫材料中關於中央知道此事的情節略去，說：「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以後中央什麼會議上或同中央談過什麼沒有，現在也記不起來了。」將責任全部放在自己一個人身上。從此，張聞天頭上又多了一頂「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頭。然而嗣後凡涉及此案，他從不改口推諉。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如此!

張聞天始終肯定61人出獄事是經他同意的。康生對此惱怒之極。1967年4月28日，張聞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兩起涉及1936年出獄案的調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憶所及，要他幫助回憶核實。

康生竟在來信上批曰：「張聞天又要玩弄騙人的把戲」，「這個人繼續玩弄手段應予以堅決回擊」。

6月27日，康生派「中辦」專案組6人來到經濟所審訊張聞天。有兩個穿軍服的幹部打著康生派來的牌子，對張聞天說：「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續出獄的案件被你在當中把水攪渾了。」並說：「這案件是劉少奇背著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批准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他們向張提出兩點要求：一、由張本人澄清事實真相，給他們寫交代材料；二、以後不準再對外發表關於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亂。明目張胆地對張聞天威脅利誘，要他「翻供」並作「偽證」。張聞天當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說假話，陷害人。」當天回到家裡，張聞天即向劉英談了審訊經過，並估計自己可能會被捕。

張聞天明知前途兇險，但是沒有屈服於壓力。他於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辦」專案組的兩點要求，表示他已經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認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還沒有別的材料證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從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現在不知道我對此事還能澄清什麼」。「時窮節乃見」，張聞天的回答，表現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至大至剛的一身浩然正氣!

專案組的負責人讀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寫下長篇批語，說「張聞天說謊成性，使人氣憤」，「對於這樣的人沒有別的，方針只有一條，那就是鬥爭!」七八九三個月，批鬥張聞天的大會開了十六七場，但結果終是枉然。「逼供信」這一套，在張聞天這裡是沒有用處的。

523天「監護」

漢語以辭彙的紛繁著稱於世。漢語構詞的靈活性，使得新詞語層出不窮，尤其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簡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見的事相應的前所未有的詞出現，這「監護」就是其中的一個。說是「監禁」吧，並不進監獄，說是「保護」吧，又完全沒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派了一個班武裝，進駐景山后街甲1號張聞天寓所，宣布對張聞天、劉英實行「監護」，用「監護」是按上面的批示執行的，批示為：「請即告衛戍區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張聞天夫婦住處派兵監護，不許自由出入，也不許外人隨便調訪。」具體的辦法，內部有五項規定：1．萬人以上的鬥爭大會不開。2．不搞噴氣式，不打，不掛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髮、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鐘風。5．哨兵放在門外。實際執行嚴厲得多。

宣布「監護」之後，當即將張聞天和劉英隔離開來，分別關在北面兩間小屋子裡。窗戶用舊報紙糊得嚴嚴實實，透不進一絲陽光。室內亮著日光燈，24小時不滅。門上開一個小方孔，站在房門口的士兵日夜窺探監視。屋裡只有一張板床，一張長凳。不許聽廣播，不許看報，不許同任何人來往。原來的書房變成審訊室，牆上貼滿對敵鬥爭的「最高指示」。專案人員對張、劉輪流審訊，反覆追逼交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無休無止。惟一可以接觸一點新鮮空氣的是每天20分鐘的放風。看門的士兵打開緊閉的門，領著張聞天通過走道，到屋子西頭廊下站住。這時，張聞天才可以吹到風，見到天空，曬到太陽。他可以朝南走，左邊貼牆是低矮的女貞樹的綠籬，右邊是一個煤堆。他可以腳踏在地上，一步，兩步……走十一步，抬頭，迎面是一個持槍的哨兵。他只能折回頭，用十一步來回丈量這條黑色與綠色之間的小路。張聞天牙齒不好，有一次乘放風機會揀了兩根可以用來剔牙的細枝子，小心地夾在書里。第二天早晨起來讀書時，發現細枝子已經被沒收了。監視之細緻，叫人只能苦笑。

劉英後來憶述了他倆被隔離拘禁的那一段可詛咒的單人囚室生活。她寫道：

我和聞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風一次，時間錯開，不讓我們碰面。

但盥洗室還是合用一個，我們僅能利用這裡通一點信息。那時每天早晨天還不亮，我們就要被吆喝起來，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來很重，我個子小拿不動，常常不在水裡洗乾淨就拖，因而挨罵。大約是聞天從罵聲中聽出了原因，以後待我去拿拖把時，發現總

是洗凈後晾在那裡，半干不幹，不太重又好拖。聞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總是悄悄給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夠用)，抽空子給他搓一下。我們就是這樣人不見面心相見!

最難熬的是夜深人靜時，我只能從他的咳嗽聲判斷他的存在，從審訊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堅定。安靜下來，不聞聲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幾天沒有動靜了，我上衛生間時細細察看，發現有一痰盂血，已經上了凍了。後來才聽聞天告訴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臟病發，鼻子淌血不止，監管的人不得不將他送醫院搶救治療。一個多月出院後，聞天怕再出事時救不過來，提出同我見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監管人員卻不同意，說「時候沒有到，不行」。真是毫無人性。

我們被這樣分隔拘禁，長達五百二十三天，陰謀家終於沒有從聞天嘴裡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話來。

是的，監禁摧殘了張聞天的健康，可是無法消磨他的意志。關於「六十一人案」，他始終獨自承擔，毫不推諉。對於黨的事業和個人前途，始終滿懷信心。1969年4月，張聞天重病初愈，專案組「審問」他時，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鬥爭，還想出去做些工作。談到自己問題性質，張聞天說：我總覺得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是認識問題，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審問」，要他談學習「九大」文件後的認識，張聞天希望繼續為黨工作，想到群眾鬥爭中去接受教育，他說，學習黨的歷史，一個人關在房子里是學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檢討》中，他又表示：自己雖已年屆七十，老而病，但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不斷革命化。

然而在當時，正頻頻「審訊」，暫停批鬥已屬寬大，更遑論工作？要不是黨中央、毛澤東認為當時國際形勢有可能發生突發事件，作出實行戰備疏散的決策，對張聞天的「監護」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論豐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離拘禁523天以後，張聞天和劉英被分別領出北屋小房間。中辦的一個副主任向他們宣布：經批准解除監護，當前戰備緊張，需緊急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限三天內動身。就這樣，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在10月底被監送到了離廣州100多公里的肇慶，安置在軍分區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裡。

張聞天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不要說沒有研究資料，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張普」，人們叫他老張頭。但最可寶貴的是，他始終沒有丟失「自己的腦袋」。這時他已經七十初度了，校正後的視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顫抖。但是，他的心沒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閱讀、思考。沒有卡片，他把舊枱曆反過來使，把小學生的練習本裁開來用。思想的波濤在他腦海里奔騰，可是他無法握筆成文，只能作一點觀點和材料的摘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張聞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銳，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已經宣告失敗。從10月起，他決心繼續對社會主義基本理論進行系統研究，把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形諸筆墨。他要探究：在社會主義的機體上怎麼會長出林彪這樣的毒瘤？個人崇拜怎麼得以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重演？在中國，社會主義建沒應該怎樣進行？

從1971年10月12日起，張聞天以衰病之軀，在受到監管的條件下，不顧個人安危，潛心著述，寫下了近十萬字論述社會主義基本問題的文稿。在被後人稱為「肇慶文稿」的這些篇章中，張聞天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深刻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歷史曲折的經驗教訓，較為系統地批駁了「左」傾錯誤，著重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黨和國家的關係、領袖和群眾的關係、階級鬥爭和黨內鬥爭的關係、公和私的關係，探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階段、任務和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

「肇慶文稿」具有尖銳的批判鋒芒。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突出政治」，張聞天斥責「那除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越來越多的災難之外，還能帶來什麼呢？」指出：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正確的程度如何，最後都要由經濟建設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來衡量。針對對所謂「物質刺激」的批判，張聞天指出：爭取無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荒唐到把為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而鬥爭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是不可容許的糊塗或欺騙!針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的批判，張聞天重申：社會主義的一切工作，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肇慶文稿」是張聞天身處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記錄，是用革命勇氣和科學精神構築起來的一座理論豐碑。它不單是張聞天個人忠貞和才智的體現，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結晶。在當時，張聞天寫下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在地方軍區的監管下，他只能偷偷寫出，秘密藏好。但他一點也不懷疑自己掌握著真理。他要從上海來看他的外甥幫他把文稿抄寫一式三份，收藏起來。他滿懷信心地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會上談談。」

1976年7月，張聞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沒有親眼看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但是，他的文稿，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得到出版，成為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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