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日本如何吞併朝鮮半島

原標題：1910年，日本如何吞併朝鮮半島

轉自：文匯學人

如涉版權請加編輯微信iwish89聯繫

本文摘自唐納德·基恩著,曾小楚、伍秋玉譯,《明治天皇：1852—1912》第五十九章「吞併韓國」，上海三聯書店 | 理想國，2018年 8月出版

點擊下圖「購買」 噹噹直購

對於佔領一個和自己一樣有著古老傳統的國家，日本似乎沒有絲毫懷疑這一行為的正當性。對於韓國抗拒日本送來的現代文明的大禮，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將此視為無知。當時，鮮有日本人意識到了殖民主義是一種毒藥，它所毒害的不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征韓論之圖》，楊洲周延所繪。左上岩倉與有栖川宮之間應是明治天皇。

神奈川縣立博物館藏

1910年8月22日，日本和韓國簽訂協約，正式宣告吞併韓國。十個月前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韓國人刺殺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無疑加深了日本國內已經存在的一種認識：韓國人目無法紀，無法自治。此外，如果伊藤沒有被暗殺，他也許會制止日韓合併的主張，儘管日韓合併的決定早在一年前就已經被提出來，儘管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待著一個合適的機會來實施這一計劃。

日本以維護韓國獨立為借口打了兩場仗。但是，較之大多數日本人不感興趣的韓國獨立，日本更在乎的是要阻止清朝和俄國干涉其開發韓國資源的計劃。一些韓國人 （如安重根）將天皇在向中國和俄國發布的宣戰詔敕中聲稱的戰爭目標，視為維護韓國獨立。比安重根更受到日本感化的個別韓國人，開始公開擁護日韓合併。

1904年，在日俄戰爭期間為日本人擔任翻譯的宋秉畯成立了一個致力於與日本合作的團體—— 一進會。這個新成立的團體吸納了與東學黨有關聯的李容九，並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尤其是頭山滿、杉山茂丸和內田良平這些臭名昭著的黑龍會的創始人）合作（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頁。另請參閱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8-129頁）。1906年10月，統監府兼職僱員內田成為了一進會的顧問，此後便開始擔任伊藤博文和韓國親日派的中間人。1906年底，伊藤決定利用一進會，於是從次年1月起，統監府每月向該團體提供大約兩千日元的資助金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頁）。

在統監府設置後成立的第一屆韓國內閣由朴齊純擔任領導。雖然受過良好教育的朴齊純支持伊藤提出的改革，並且和伊藤相處融洽，但在得知自己成為了反日活動的主要目標後，他情緒低落。此外，「義軍」的反抗活動日益增加。儘管伊藤請求朴齊純留任，但他仍堅持辭職。伊藤不得不在1907年5月組建了一個新內閣，推選李完用[李完用的職業生涯充滿波折。1896年，他是親俄派領導人中的一員，力勸國王高宗到俄國公使館避難。那一年稍晚時候，他被推選為獨立協會副會長。獨立協會是一個親俄組織，反對外國干涉朝鮮事務。1905年，他擔任學部大臣，是「乙巳五賊」中第一個簽署《乙巳條約》（該條約規定將韓國的外交權讓給日本）的人。1906年，高宗拒絕與新政府進行更加積極的合作，他極其生氣，建議日本廢黜皇帝（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5頁）。此舉使得李完用贏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當伊藤於1907年成立新的內閣時，李完用被推選為總理大臣]擔任總理大臣，推舉宋秉畯擔任農商工部大臣。

伊藤向新內閣發表的 「鼓舞士氣的講話」包含以下內容：

如今日之發展，夫韓國之滅亡非因他國，在於韓國自身也……余助諸君，儘力得韓國之自立，然韓人……尚未覺醒……為獲韓國之存在，最適切緊要方針在於與日本誠實親睦，決心與日本共存在。[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0頁]

這些話表明伊藤確信與日本合作對於韓國日後的繁榮而言必不可少，但他並不建議立刻合併兩國。不過，他含蓄地警告說，如果對於他為韓國人所做的一切，韓國人未能心懷感激，那麼他可能會採取更加嚴厲的政策。

「義兵」在朝鮮半島各個地方發起的反日活動明確表明全體韓國民眾都痛恨日本統治韓國。不過也有一些韓國人認可伊藤的改革，認為與日本合作能給韓國帶來實質性好處。

李完用的內閣成員都是堅定的親日派，但他們之間也有分歧。比如說，李完用仇視一進會。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是貴族，而一進會是由出身卑微的人領導。然而，伊藤主要關心的問題似乎不是韓國人之間的爭吵或反日活動，而是俄國進行干涉的可能性。1906年，當俄國向漢城任命新的總領事時，理應按照 《乙巳條約》（該條約規定由日本管理韓國的外交事務）向日本外務省遞交國書。但是，他們卻把它交給了韓國皇帝，表明仍然視韓國為獨立國家（同上，第131頁）。伊藤擔心，這可能意味著俄國並沒有放棄干涉韓國的野心。實際上，伊藤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黃泉路，大概也是希望能夠改善與俄國的關係。

宋秉畯公開擁護日本吞併韓國，認為與不徹底的被保護國狀態相比，合邦可能是一項更加成功的治理韓國的政策（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p.70）。1906年11月，得知伊藤小心翼翼地觀望當前局勢的發展，而不願立即採取行動逼迫韓國皇帝退位，他感到很沮喪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頁）。內田良平認為伊藤無意吞併韓國，於是於1908年加入到了一進會要求日本政府罷黜伊藤的倡議之中。1909年，宋秉畯辭去內閣職務前往日本，力勸總理大臣桂太郎抓緊時間吞併韓國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頁）。伊藤擔心宋秉畯的辭職可能會導致韓國內閣垮台，於是升任宋秉畯為內部大臣。

總之，在日本作為韓國保護國的三年半中，伊藤對沒能贏得韓國民眾的擁護感到失望，決定辭職。顯而易見，他的漸進政策失敗了。「義兵」的反抗活動日益加劇，加上日本政客的攻擊愈演愈烈（這些政客聲稱伊藤的懷柔政策削弱了日本的威望），使他覺得沒有必要繼續在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上浪費時間。然而，即使在1909年6月辭去統監一職後，他對日本政府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而他的死則意味著吞併之路的最大障礙被掃除了。

伊藤死後，一進會（此刻由李容九領導）加快了踐行合邦主張的步伐。1909年12月5日，日本媒體報道說，一進會於前日發表了《合邦聲明書》。一進會向統監府和總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建言書，要求他們將建言書轉交給日本天皇和韓國皇帝（同上，第 276頁）。此舉並非僅僅是跟風的機會主義：李容九確信韓國已陷入垂死狀態，命若懸絲，保全韓國的唯一希望在於與日本合併，日韓合邦將造福韓日民眾。他向韓國皇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

一進會長李容九等代表百萬會員二千萬臣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大皇帝陛下……今我大韓國，擬之如病人，命脈已絕久矣。臣等呼號之，徒為抱死屍而慟哭……幸我與日本源自同族，枳橘之迥異未生，今相鬩未甚，廊然撤其疆域，劃除兩鄰之藩籬，兩民自由於一政教下嬉遊，均享同居同治之福利，誰敢辯此為兄、此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必給同等之民，化育我二千萬同胞……吾蟬脫保護劣等國民之名實，列於新大合眾、世界一等民族之上，則可謂雲華始開，景星鳳凰相見之時也。[日文原文最初登載於1909年12月8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轉引自閱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頁。根據傳說，優曇華（婆羅花）三千年才開一次花，景星（一顆福星）和鳳凰都預示著未來的好運。]

12月4日，李容九遞交了自己和「一百萬民眾」署名的建言書，引起了民眾的強烈抗議。他們痛斥一進會成員為賣國賊（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pp.239-240）。 韓 國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統監曾禰荒助告訴日本記者，對於日韓合併，他仍沒有任何明確的話語。他強調，一進會發表聲明一事，日本政府絕對沒有牽涉其中。日本政府認為合邦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只有等到恰當時機，並在做好適當準備後才可以行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進會並沒有耐心等待，也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 277頁）。

李容九聲稱的韓日民眾基本上屬於同一人種、有著相同傳統的主張，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屢屢被日本人重提，來證明徵服韓國是正當行為（如需了解當時日本人如何論證日本人和韓國人有著「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請參閱Peter Duus的絕妙分析，見 The Abacusand the Sword，pp.413-423）。兩國的正式國界線被取消後，一些日本人甚至稱韓國人為「半島人」。這是一個讓韓國人覺得極具冒犯性的叫法，因為它否認了韓國的存在，認為其只是一塊土地的投射而已。也許李容九所表達的無非是韓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即從小接受儒家四書教育的韓國紳士和接受了同樣教育的日本紳士可以毫不費力地「筆談」，而且兩國宮廷遵從的複雜禮節基本上都是以中國的禮節作為藍本。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前東學黨仇外主義的倡導者竟會安之若素地盤算著讓外國人來統治韓國，而這個外國人不僅說著不同的語言，還擁有一個與韓國不同的徹底西化的政府。

對於佔領一個和自己一樣有著古老傳統的國家，日本似乎沒有絲毫懷疑這一行為的正當性。現在，韓國的軍事力量弱小，在東亞國家的現代化競賽中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對於韓國抗拒日本送來的現代文明的大禮，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將此視為無知。日本領導人中最不同情韓國的山縣有朋稱：「朝鮮未有如我國足以吸收新文明之素養及力量，其國民上下姑息，苟且偷安……」[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第 284頁。相比之下，伊藤對韓國接受現代文明的可能性表現得更加樂觀。他認為，韓國人之所以落後於日本人，並非因為他們天生懶惰，而是因為上層階級腐敗和抗拒變化（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p.199）]

無疑，吞併韓國是統監府的目標，但其官員決定在日韓合併之前對「義兵」的抵抗進行鎮壓。1909年9月，日本開始在韓國南部進行鎮壓反抗的軍事行動。這場行動採用殘酷的肅清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這一方法此後被全國各地的類似行動採納。很多韓國人直至今日仍抱有對日本的仇恨之情，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產生的（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 178頁）。

1910年5月，寺內正毅接替患病的曾禰擔任統監，同時繼續擔任陸軍大臣。7月，就在寺內乘船駛往韓國前不久，總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向天皇奏報了韓國的情況。聽了奏報後，天皇令寺內攜帶一封私信和各種禮物送交給韓國皇帝（《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30頁）。讓人驚訝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要奪去韓國皇帝的帝位之前，天皇還在遵循著東方社會自古與其他君主禮尚往來的做法。也許他還不清楚合邦將給韓國君主造成多麼巨大的影響。

甚至在抵達韓國之前，寺內便為就職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其中一項是將韓國的警察活動全部納入日本的指揮之下。在被問及為什麼日本憲兵數量大大增加時，據說他是這樣回答的：「比起普通警察，使用憲兵來管制未開化的民眾更容 易 些 。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 it Kingdom，p.74.崔文衡的資料出自福田東作，《韓國併合記念史》，第 597頁）

從擔任統監起，寺內便耐心地等待著合適的時機，以便啟動日韓合併機制。8月，這一刻似乎來臨了。寺內收到越來越多的關於韓國各界人士同意日韓合併的報告。但是，仍有一個主要的關注事項有待澄清，即民眾擔心韓國皇室的待遇，以及內閣總理大臣和其他高官政要的將來地位。寺內向韓國內閣成員悄悄傳話，解釋說日本天皇寬宏大量，日本政府公正合理，他們不會讓韓國人——無論是皇室成員還是謙卑的農民——陷入困境。內閣成員即便全體辭職，也不會對日本政府的決定產生什麼影響。但是，他們的逃避行為，反而會傷害到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國家（《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5—456頁）。總理大臣李完用被說動，決定面對危機，而不是逃避。寺內猜測李完用的態度已經改變，於是於8月16日派人去請李完用到統監官邸。

李完用一抵達統監府，寺內便遞給他一份與合併條約有關的備忘錄。備忘錄以我們熟悉的概括性話語作為開篇：日韓兩國國土相連，文化相似，自古以來凶吉利害與共，最終形成不可分離的關係。正因如此，日本敢於冒兩次大戰的風險，犧牲數萬生命和數億財富來保護韓國。自那以後，日本政府雖熱心投入精力幫助韓國，但由於現行保護國的制度過於複雜，無法永久、充分地保護韓國皇室的安全與日韓全體人民的福祉。因此，日本認為兩國應聯合起來，合為一體。

備忘錄繼續說，毋庸諱言，兩國合併不應視為戰爭或敵視的結果。相反，這份條約將是雙方帶著友好的感情簽訂的。考慮到目前形勢，韓國皇帝自願將統治權讓與日本；韓國皇帝將退位讓賢，日後將居閑職；為保護韓國皇帝、太上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室成員的安寧，以及為確保所有階層的韓國民眾的福祉，日本認為有必要締結合併條約（同上，第 451—452頁）。

最終向韓國政府遞交的合併條約由八條規定組成，主要是向韓國皇帝和貴族做出了確保他們在合併後得到善待的保證[同上，第461—462頁；譯文見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 it Kingdom，pp.136-138。統監寺內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條。序言部分只有兩條（韓國皇帝願意將其統治權讓與日本；日本天皇願意接受合併韓國），第八條（條約頒布）被遺漏掉了，但餘下條款大體相同]。總的來說，日本兌現了這一承諾。韓國皇室成員和其他高層貴族獲封日本的爵位，並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按照習以為常的方式繼續生活[1910年10月向76名韓國貴族授予了日本的爵位：6名侯爵，3伯爵，22名子爵和 45名男爵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488頁）。同年 12月，前韓國皇帝被封為日本陸軍大將；韓國皇太子被封為步兵中尉；放蕩不羈的哥哥李堈和其他貴族被封為中將。也許皇太子是這些軍官中唯一一個真正履行軍事職責的人。至於其他人，均根據級別獲得了良好待遇並配置了武官（第535頁）]。退位後，純宗和太上皇高宗繼續住在漢城的德壽宮。1920年，在日本接受優質教育的韓國皇太子李垠與梨本宮親王的長女方子結婚。在他擔任日本軍官的卓越的職業生涯中，李垠最終晉陞到第一航空軍司令。

寺內給李完用看的備忘錄包含有較早版條約的條款。例如，備忘錄提議說，從今以後稱韓國皇帝為大公殿下、稱皇太子為公爵殿下，這些爵位可以世襲。備忘錄承認，一些人可能會因為此舉將降低韓國皇帝和皇太子的目前地位而提出反對，但是，這些爵位並非韓國的爵位，而是日本的。此外，如果人們從歷史的角度回顧這一事件，將會發現從日本對韓國提供保護和宣布韓國獨立的時候開始，韓國的國王才當上了皇帝。那些說韓國皇帝的稱號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的，純粹是臆造；事實上，認為韓國皇帝的地位比十三四年前有所降低未必正確。無論如何，日本向韓國宮廷提供的經費絲毫沒有減少。更重要的是，由於獲得了日本皇室成員所享有的特權，韓國皇帝將擁有永久、穩定的地位，並且這一地位永遠不會改變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2—453頁）。

備忘錄承諾，韓國貴族成員將享有日本貴族的同等爵位，並且由於日本天皇寬宏大量，每年增加向他們提供的歲費。韓國的現任內閣成員將繼續留任，直到任期屆滿為止，之後將獲得足以使他們舒舒服服地度過餘生的養老金。普通國民將獲得資助金，以便他們繼續維持生計（同上，第453—454頁）。

在聽取了長篇累牘地講述日本承諾給所有人提供好處的將來政策後，李完用只向寺內提出了兩個請求。第一個是合併後保留韓國的國號，第二個是允許韓國皇帝保留國王的稱號。儘管李完用支持合併，但他明顯擔心若廢除國號和國王的稱號，韓國的身份將喪失殆盡。寺內回答說，保留國號和國王的稱號與合併韓國後的實際情況相矛盾。如果兩國合併為一國，那麼使用一個表明該國是完全獨立國家的稱號是不恰當的，並且當日本天皇對合併的國家進行統治時，國王行使不了任何職能。李完用請求與他的顧問農商工部大臣趙重應進行商議，寺內同意了。

當晚，趙重應（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拜訪了寺內，並對寺內說，除非保留韓國的國號和國王的稱號，否則他和李完用拒絕簽約。很明顯，在他們的印象中合併就是兩國合邦，各自保留主權地位，而不是採用像奧匈帝國或瑞典-挪威聯盟那樣的方式。寺內對他們這麼不了解日本的用意感到很驚訝，但他最後同意使用原來的國號「朝鮮」。在回答有關保留國王稱號的請求時，寺內讓步，同意稱韓國皇帝為「李王殿下」。「王」這一稱號與「國王」並不一樣。在日本，「王」指的僅僅是親王，但這個讓步似乎滿足了韓國人受損的自尊心（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 293頁）。太上皇高宗稱被為「太王殿下」，皇太子李垠被稱為「王世子殿下」。趙重應同意了這些變更，並告訴了李完用。李完用對寺內說，他確信能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說服內閣接受寺內的讓步。

8月18日，桂太郎向天皇奏報了寺內與韓國內閣的談判。寺內請求政府批准這兩個讓步，承諾一旦得到批准，將在幾天內簽訂條約（《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7頁）。天皇恩准了寺內的請求，桂太郎將此電傳給寺內，寺內立刻通知了李完用。他建議李完用採取措施以便正式簽署條約。同一天，李完用召集了內閣，請求他們支持合併。8月22日，內閣召開了韓國皇帝親臨的御前會議。

韓國皇帝、總理大臣、皇室成員代表和其他高層官員參加了這次會議。皇帝宣布將把韓國的統治權讓與日本天皇，在全權委任狀上親自簽了名並加蓋了御璽。他將委任狀遞給李完用，隨後李完用向皇帝呈遞了合併條約，供皇帝御覽，並對條文進行了解釋。皇帝很高興地批准了條約。

會議一結束，李完用便來到統監府，將會議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寺內，並向寺內出示了全權委任狀。他請求寺內簽署條約。在查看了委任狀後，寺內斷定這份委任狀完整、準確。他評論說，對政治局勢採用如此內斂、友好的解決方案，對日本和韓國來說都是一件幸事，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場合。他和李完用在條約的日本文本和韓文文本上籤了名（同上，第460頁）。

8月29日，日本公布了合併條約的全文。天皇發布詔書：

朕念永遠維持東洋之和平、保障帝國安全為必要之事，又常思韓國為禍亂之淵源。前朕之政府同韓國政府協定，置韓國於帝國保護之下，杜絕禍源，以期確保和平。

而來經時四年有餘，其間朕之政府銳意改善韓國施政，雖見成績，然韓國之現制尚未足以完全保持治安，疑俱之念每充溢國內，民難安堵。為維持安寧、增進民眾之福利，加革新現制已瞭然不可避。

朕與韓國皇帝陛下共鑒此事態，念舉韓國與日本帝國合併以應時勢要求之外，別無他法，茲決定韓國與帝國永久合併。

合併後，韓國皇帝陛下及其皇室各員受相當之優遇，民眾直接立於朕之綏撫之下，增進其福祉；產業及貿易於治平之下，亦見顯著發達。而東洋之和平，依此愈見鞏固基礎，此為朕所確信無疑之所也。

朕特置朝鮮總督，以承朕命，統率陸海軍，總轄諸般政務，百官有司詳體朕意行事，施設之緩急得其宜，以使百姓永享治平之慶。（同上，第464—465頁）

和以天皇的名義頒布的其他詔書一樣，我們不清楚詔書的哪一部分 （如果有的話）是天皇的意思表示。但是，詔書的內容與他對韓國的切身命運所持有的觀點相吻合。置身事外的我們看來，那些決心將韓國合併到日本的人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鑒於與外國打交道的經驗，那些認為合邦將帶來共同繁榮的韓國人理應預見到，外國總是把為自己謀利放在了給韓國民眾帶來昌盛之前；即便是傀儡領袖（如韓國皇帝）能過著舒適的退位生活，但韓國民眾仍是被剝削的命運。在現代文明的各個方面都領先於韓國人的日本人，必將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優勢地位。

那些真心相信日本公開宣稱的目標的日本人應當意識到，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擔任總督統治韓國的軍人將會對韓國真正感興趣。他們只不過是將韓國作為日本在亞洲大陸上進行進一步擴張的跳板。儘管很容易就可以預料到合邦的最壞之處，但似乎沒有人擔憂那些方面：在韓國的日本人將在行為舉止中表現出主宰種族的傲慢姿態，而韓國人為了能在日本的統治下求生存，將學會如何取悅日本人。這對當時的韓國來說，是一種羞辱體驗。

即便韓國政府已經預料到了日本人的統治將會給韓國民眾造成怎樣的影響，但在現階段也無力抵抗。合併條約強調給國王和貴族相應的善待，大概反映了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滿足了上層階級，即使無知的民眾出現不滿也無關緊要。

不久後，只是作為王的韓國皇帝，就像他在8月29日頒布的詔書中明確表示的那樣，已經無法成為韓國獨立的象徵性存在。詔書中說，為實現改革，他竭盡所能卻徒勞無功。由於十二年前飲用毒咖啡，積弱成痼，已經疲憊到了極限，無望恢復元氣。他日夜憂慮，雖力圖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尋思善策，但無法收拾時局。他認為託大任於他人為上策，於是決定將韓國的統治權讓與一直以來親信依仰的鄰國的大日本皇帝陛下 （天皇），藉此對外鞏固東洋之和平，對內保全八域之民生。他敦促韓國民眾深察國勢、順應時宜，無須為國家狀況擔憂，只需各安其業，服從日本帝國這一新政權的文明統治，共享福澤。最後他說，今日之舉並非忘卻了韓國民眾，而是出於救活韓國民眾之懇願。

這封詔書不太可能是純宗皇帝親筆書寫的，但所傳達的強烈感情表明作者非常了解皇帝的感受，甚至一些話也許真的是皇帝自己寫的。純宗身體虛弱、未老先衰、牙齒掉光，但他想讓韓國民眾知道他並非是屈從於日本。他耗盡了有限的精力，為韓國所面臨的危機尋找其他救國方法，然而徒勞無功[8月，李完用告知純宗日本決定與韓國合邦，剛開始，純宗沒有任何反應。他似乎無法對情況做出正確判斷，但是，當李完用說完，純宗張著掉光牙齒的嘴，臉上是苦澀的表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9頁）]。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8月29日，日本天皇頒布了一系列的詔書，宣稱從此以後韓國的國號為 「朝鮮」，在朝鮮設置總督，對朝鮮實行大赦，向朝鮮皇室賜予大量賞金。其他詔書涉及對日本進口的朝鮮貨物徵收關稅，以及與專利、設計、著作權和通商有關的事宜（《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467—468頁）。在經歷了統治者多年鬆散的統治後，朝鮮民眾開始親身感受到了日本的效率。

明治天皇對桂太郎巧妙高明地處理合併條約一事表示感謝。9月1日，日本採用宗教儀式的形式在皇宮舉辦了合併韓國的慶典活動，岩倉具定代表天皇主持儀式。就在同一天，天皇派遣九條道實前往伊勢神宮彙報合邦一事。第三天，他派遣九條到神武天皇陵彙報；第四天向孝明天皇陵彙報了此事 （同上，第 469—470頁）。從奉告消息的場所數量來看，合邦比清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還要重要。

8月 29日，《萬朝報》刊載了一首民間歌謠，歌詞包括「似有相似處，眾人可見乎？西鄉閣下（SaigōDon）者，正與閻王飲」[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 289頁。「Enma」是閻羅王。「Don Saigō」是模仿鹿兒島的用法，「don」也是「dono」（殿下）的縮寫，相當於西班牙語的「don」（先生）]。大約三十年前，西鄉曾倡議征服朝鮮，而如今無需打仗，朝鮮便成為了日本的屬地。因而，想必此刻西鄉正在和閻王爺舉杯暢飲。

日朝關係發生的改變，沒有給天皇對李垠的喜愛之情造成影響，他時不時地向王世子贈送一盒蛋糕或水果。既然王世子不再被稱為 「皇太子」，天皇便決定稱其為 「昌德若宮」（《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3頁。昌德宮是前純宗皇帝在漢城居住的宮殿）。

10月，寺內遞交了一份正式奏摺，描述了自他擔任統監到合併韓國期間的各個事件。他對行政機關進行了重組，並簡化了流程。他大幅削減開支，推動區域化管理。採取這些措施使得 「朝鮮上下士民皆浴皇化之德澤，感激優待寵裕」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500頁）。

在奏摺中，寺內沒有提到朝鮮年號的使用情況，他禁止使用這一年號；此後，所有官方文件都按照明治的統治年份來記錄日期。朝鮮的首都漢城——這個自李氏家族建都時起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稱呼——被禁止使用，改稱「京城」（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 294頁）。即使是在合邦的早期階段，寺內似乎已經下定決心要摧毀朝鮮人的國民意識。

一些朝鮮人，尤其是上層階級人士，很可能會對日本統治下的政府效率更高和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心懷感激，但是，絕大多數朝鮮人對聽命於外國人感到非常不滿。這些外國人將他們視為下等國民，試圖最終剝奪他們的語言和姓名。在遠東，日本所做的一切要勝過英國、法國和美國：英國只擁有香港和清朝的幾個口岸；法國的步履還沒有超出過中南半島；美國在菲律賓的統治飽受動亂的困擾。當時，鮮有日本人意識到了殖民主義是一種毒藥，它所毒害的不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