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姥爺
文/劉宏宇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主筆、主創多部影視劇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諜戰劇）、《危機迷霧》（38集諜戰劇）已在央視、北京大台播出，《婚姻變奏曲》（30集情感劇）、《阿佤兄弟》（電影）已拍攝完成。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姥爺，就是外祖父，母親的父親。北方叫姥爺，優雅一點兒的叫法是「外公」。反正就是那個人，媽媽的爸爸。
每個人都有媽媽，就象也都有爸爸一樣，這樣一來，姥爺也就出現得很理所應當。
有的人沒見過，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姥爺。這不奇怪。然而沒誰敢說他（她）沒有姥爺的。有沒有姥爺其實於自己並無大礙，但對母親大人卻重要得很，而母親對我們的意義又是那麼顯而易見。
因此，姥爺還是重要的。
就象我們不能選擇父母一樣，母親也不能。
她也曾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也在長大後對自己父母有過與我們類似的這樣那樣的不滿。比如對她們選擇的終生伴侶，即後來成為我們父親的那個人不夠欣賞，不夠滿意，有針對性地給予偏見，就象我的姥爺曾經做的和我的母親曾經感受的那樣。
這種偏見在我們家的主要理由是——父親是地道的知識分子，而姥爺則是直至解放還幾乎目不識丁的工人。
媽媽應該算是介於純粹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若非如此，恐怕在那個年代（其實依我看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樣）他倆也不能走到一起。
按說姥爺也算是工人里比較好的工種——汽車司機，屬於技術活兒，和其它好多工種比較在體力上都更輕鬆，在收入上也稍好些。
他的駕駛是解放前學的，直到十多年前離休一直開汽車，跑過運輸，開過班車，也開過首長車，帶出來的徒弟的徒弟如今也已經帶上了徒弟。
他開了差不多五十年車，沒出過一次事故，沒損壞過一輛車。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說姥爺是個好司機，包括父親也這麼說。
姥爺比我大四十五歲，比父親大十四歲，媽媽是他的大女兒，接著有了姨和舅舅們。姥姥，就是他妻子，媽媽的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收入。
姥爺靠自己的工資養活著一家大小，是家裡的支柱和君主，任重道遠說一不二，當之無愧地享受著這個家庭所能給予的最大限度的回報。當自己喝酒的花費在全家人吃饅頭還是吃窩頭的矛盾中處於關鍵位置的時候，他依然有酒喝，一邊喝一邊聽著孩子們吃窩頭的聲音。
在學業優異的媽媽面臨進一步深造及可能的花費和進入社會工作養家的選擇時，他的決策無可爭議、不容動搖。
他說，別念了，念多了也沒用。
姥姥就說，能掙錢了也好貼補貼補家用，弟弟妹妹都大了，花錢的事越來越多……
姥姥話多，一說起來就沒完沒了，百分之八十都是廢話，似乎竭盡全力彌補著姥爺寡言的不足。
「其實她說不說都一樣，我能不明白嗎。」很多年之後媽媽跟我說。
「別念了——別念了就別念了唄……」媽媽的眼裡閃出少有的掛著愁絲的光。
姥爺的一句話，永遠結束了她的求學生涯，使她永遠也沒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
本來，成不成知識分子沒什麼重要，爸爸媽媽風華正茂的時候知識分子並不吃香（其實現在也沒吃香到哪兒去，好些就是了），被叫做「臭老九」。後來這「九」的排名還真讓我找到了典故出處——古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儒，也就是知識分子，介乎於娼和丐之間。
社會主義已經徹底清除了娼和丐，儒能一息尚存已然大幸矣，也就是這些年生存空間才逐漸廣大了起來，不知與娼和丐的復出有無關係。
不管怎麼說吧，媽媽到底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並因此在夫妻間必然的也是常有的爭吵中屢屢遭到拙於辭令的父親有意無意的「無知無修」的評價、抨擊和論處，連十四歲的我都知道媽媽很傷自尊心——就算無知也不是她的錯。她曾經是那麼優秀的學生，要是也能上大學不見得比父親差，甚至可能更博學也未可知。
於是我說，文化不高不是她的錯。對父親說的。那可能是我對父親說的第一句沒有孩子氣的話。然而內心還是十分孩子氣的。
具體表現在為他們的爭吵尋找調解辦法的執著上。不怨媽媽，也不怨爸爸——文化水平的差異影響溝通質量是明擺著的。那總得有人為此負責吧。
當時我一下子就認定了姥爺。我不喜歡他，那樣認定了之後就更不喜歡了。他應該為媽媽的文化素質以及因此而導致的爭吵及其給我帶來的所有災難感和不愉快負責！
一直到所謂長大成人，即我大學畢業，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姥爺概念中的知識分子的那時候，我都不喜歡姥爺。
這是實話，被我曾經肆無忌憚地告知給朋友甚至父母。
那些從小在父母面前得到過隔輩人袒護的朋友對這種偏執表現出明顯的不解。我不解釋——那並不是什麼榮耀，也實在算不上什麼能夠折算成滄桑和榮耀的苦難。細想起來似乎根本就沒有意義。
在我的生命中，姥爺一點兒都不重要。
姥爺是全家包括長成後的第三代在內的所有男人中最高大最魁梧的，手上布滿了一生辛勞的滄桑和堅硬，臉龐的皮膚很粗糙，不喝酒的時候也是紅的，很大的腦袋上一天比一天白的頭髮雖然日漸稀少，可仍舊很有骨氣地直立著。
在我的印象里，這個魁偉的身軀總是踩著異常沉重的步伐，帶著鐵釘敲擊地面的鏗鏘和近乎磅礴的氣度。煙草和酒精修飾出的嗓音沙啞、沉悶，操著永遠都聽不懂的北方方言，簡短而具有權威。
我第一次挨打就與這口音有關。
當時全家人正吃著飯，我還沒上學。直到手背挨了筷子還不明白他到底要我怎樣，不過總算知道了剛才那兩聲是在說我。
姥爺的臉紅著，目光深邃而嚴厲。第二下又要打下來時，媽媽厲聲命令我——把飯碗端起來吃。
這命令和幼兒園裡的規矩相悖。不過，看在遠在天邊的幼兒園阿姨的呵斥和近在眼前即將落下的筷子之間質的差異，我沒有堅持，更沒膽量據理力爭。被打過的小手上有一道紅印，讓粉白的嫩膚托得非常顯眼。
記得那天後來回到家父母好生吵了一通，不知是否與這一筷子有關。不過我相信，媽媽決不會眼睜睜等著我挨打。
這個相信配合著邏輯得出一個多年之後還讓我覺得不那麼理解的結論。那就是，連跟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才嫁給爸爸的她，也不怎麼聽得懂姥爺的話——口音太重了，也實在簡練得不能再簡練了。
從那以後，我便對姥爺的講話生出了揮之不去的忌憚，在姥爺心裡也留下了不機靈的印象。
後來，這種印象又由客觀的不機靈變成了主觀的目中無人，就象知識分子的爸爸一樣。既而得出了「壞」和「狡猾」的評價。
記得爸爸曾跟我講過他和姥爺之間一場關於直接經驗即勞動實踐和間接經驗即知識文化孰輕孰重的討論及其不歡而散的結局。
爸爸的立論和觀點豐富而複雜，我是記不太清的。
姥爺的比較簡單，說是那些知識分子把工人們勞動的經驗抄下來編成了書——他們的書。於是成為學者、教授、工程師，而其實一無所能，還要標榜著、指揮著、炫耀著。總之一句話，知識分子只有兩件本事，騙和抄。
當然，這是源於爸爸轉述的大意，並採用了我的措辭。姥爺的原話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來了。
我沒有理由相信，南方來的爸爸能百分之百聽懂他老人家的方言，所以那大意的全面性也就打了折扣。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姥爺是不喜歡知識分子的，因為他們無能、傲慢，還有，狡猾。
姥爺的信條不多，毛主席說的都是對的算是一條，還跟時代多少有些關係。
他的處世原則也不複雜，簡直可以說是簡單。
這種簡單不僅僅是有沒有文化的問題，還在於他根本就不轉彎。能說會道的姥姥一通說辭就把他繞暈了。姥姥有了經驗，要麼成功，要麼吃耳光，反正也不是沒吃過耳光，到底還是成功的時候多些。
文化大革命初，大家都去狠狠批鬥之前一直坐他開的小車的那位國民黨起義將領出身的行政一把手，就他沒眼色地站出來說那人是好人，對黨忠誠，還指責人家什麼打人不對，打老人天理不容什麼什麼的。
結果一夜之間就成了工賊、特務、保皇派，大字報上的紅叉子比人還大，被人拉上台陪斗加挨斗，那飛機坐得，鐵打似的漢子疼得哇哇大叫。
得了吧，該老實了吧。還是半大小子的大舅領著一幫哥們兒連夜挨家砸玻璃，回來就讓老頭扒了褲子，條凳上一捆結結實實胖揍一頓。
老頭打得很重，很耀武揚威，一邊打一邊揉讓被砸了玻璃的那幫差點兒扭斷了的脖子……
那時我還沒出生，這是後來聽大舅親口說的，還不止一次，每次都差不多，就在一旁一同聽見的姥爺沒糾正過什麼，始終一聲不吭，想必不會有假。
記得姥爺聽這段往事時笑眯眯的。那已經是很多年後了。
之前，我不記得見過他的笑容，所以很認真地盯住看，竟發現他笑得很好看，很自然。
而且，笑得也很簡單，象個孩子。
姥爺的手很大，拿什麼東西都象握著件小玩具。
姥爺的手很粗，總是帶著似乎永遠也洗不去的油泥和汽油跟煙草混合的味道。
姥爺的手很有力，落在誰的屁股上都是一場災難。
相比之下，最倒霉的要算我那小時侯愛偷嘴吃長大後當了廚師的表弟。
雖然早已經過了全家人只有一盤炒雞蛋或者花生米專供老人家一人享用的困難時期，可偷嘴仍舊是要挨揍的。餓也得忍著，男子漢大丈夫。饞就更不行。
這是姥爺的規矩。沒人反對，包括那個挨打的傢伙。
我倒不饞，也從不偷嘴，就是挑食。
連我自己都沒料到成年後竟有那麼出色的胃口，出色得令人尷尬，和以前那個小孩子判若兩人。
我得承認，那時候，自己的挑食是難以容忍的。不僅表現在挑食本身，而且還在於處理的方法——別的孩子會說我不吃我不要什麼的，我卻從來不把不吃的東西退回，而是自以為趁人不備地扔掉。
這種倒行逆施，使得我在姥爺的心裡不單單只是嬌氣，而且還浪費。是那種資產階級式的，與生理上可能的障礙沒了關係。
我至今記得在他嚴厲目光的威懾下吞藥片般地把肥肉胡蘿蔔一類的咽進肚裡時嘔出來的滿眼淚水，帶著噁心和委屈混雜起來的咸澀。
姥爺家住機關大院。他是這個機關汽車隊的隊長。
那個院子很大，綠化得特別好，住著數以千計的人。
姥爺的工作很忙。
在我的印象里，從沒拿姥姥家當成過家。雖然父母曾有一陣因為事情太多試圖把我寄養在那裡，可最終沒能成功，只挨了幾個月。前面說的吞肥肉胡蘿蔔的事，就是那幾個月里發生的。
那是夏天，弟弟還沒出生。
雨後的早晨，姥姥帶我到院子後面的山上去采蘑菇。很香很香的一筐子拿回家，結果竟又跟肥肉燉在了一起。
那個年月，沒有真正的瘦肉可吃，肥肉都是定量的。爸爸媽媽為了照顧我，乾脆不吃肉，把定量讓給了街坊，多年下來，他們自己也把肥肉戒了。
可姥姥姥爺不會。姥爺要喝酒，喝酒就得有肉。男人就得吃肉，不吃肉怎麼能有力氣，長大了怎麼幹活兒？！
可我吞了肥肉之後也沒覺得就有了力氣，反而變得兩腿發軟。
那個大院里，很多人都認識姥姥姥爺，還有其實並不常回來的媽媽。
據說在被寄養的那段時間裡，我總是哭哭啼啼的，像個女孩子。而我則記得從來都是找沒人的地方或者揀著沒人的時候才哭的。
確實哭了。還把照片中年輕著的跟當時的媽媽很象的姥姥誤當成了媽媽，訴了好些委屈，不知道是不是也被發現了。沒人提過。
一次爸爸來看我，走了之後，我追到院外的汽車站。
爸爸還在等車，不知道該怎麼哄我才好。
姥爺找了出來，當著爸爸的面，結結實實給了我屁股一巴掌。
那時候我五歲，人差一點兒飛了起來！
我無助地望著爸爸。爸爸沒說話，後來上車走了。
我嚇得大氣不敢出，晚飯時主動吞肥肉。
不過後來沒有再挨打，姥爺也沒再提偷跑的事。
他不像爸爸，就算是打，也在打完之後把道理說得透透的，為什麼打云云。
在他這兒，打完了也就教育完了，就此結束。
粉碎「四人幫」那會兒，姥爺擁有四個外孫子。家裡人戲謔地稱我們為「四人幫」。可惜都是男的，叫了一陣不叫了——叫著不好聽，這種玩笑也實在開不得。
我們四個都挨過姥爺的打。有一次我和自家弟弟被一網打盡。
那是個中秋節，爸爸出差不在家。媽媽帶著我倆回了姥姥家。
那一陣我還是比較喜歡姥姥家的，確切地說是喜歡那個我們沒有的十二寸黑白電視。
晚飯後，姥姥領著媽媽去串門，留下姥爺和我倆。電視不好看，說老實話我也不想，或說不敢跟姥爺在一起。於是帶著弟弟進了裡屋，不一會兒就瘋鬧起來，終於碰了只懸著一根線的燈。
光影的晃動驚動了姥爺，滿床的零亂激怒了姥爺。
我只記得一邊護住弟弟一邊護著自己。連只有四歲的弟弟都沒敢哭出一聲。
後來還是媽媽把弄亂的床整理好，一邊聽著姥爺那誰也聽不明白的厲聲呵斥，大概是責備他沒教育好孩子吧。
當晚，媽媽帶著我們回了自己的家，發現我腿上橡皮筋抽的血印時，哭了。眼淚一聲不響地掉下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媽媽哭。
她緊緊摟住我睡下。
她已經四年沒有摟過我睡覺了。
這類事落在姨的兩個兒子身上的也不少，特別是當大舅的兒子出生之後，孫子和外孫子在待遇上的區別就更明顯了。
不過，同樣是外孫子，工人出身的姨和姨父的兩個兒子，至少在階級性上，比我和弟弟要先進些。
女兒都是親女兒，姑爺可不同。姥爺好幾次都把爸爸帶給他的酒記成是姨夫帶的。這讓爸爸十分不滿。
後來姨父患病去世了，這種誤記才得以徹底糾正。
孫子的出現，佔去了姥爺幾乎所有對隔輩人的寵愛。
不過令我們外孫子感到欣慰的是，那小子也照樣要挨老頭的揍，只不過錯誤比我們嚴重得多才揍。
我們無法想像，倘使自己犯同樣的錯誤，會得到怎樣的下場，因為從來就沒敢犯過，今後也決不會犯——我們已經長大了。
但心裡仍是不平衡，以至於影響了我們和老大哥似的大舅間的親密關係。
任好吧你們，大舅開導說，老頭打我怎麼打的你問問他……
於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往事。
但大舅的遭遇，並沒能緩衝我們對姥爺的不滿，反倒更覺得他是個暴君。
後來，長大了的我，在逢年過節回姥姥家的問題上，經常跟父親站在一邊。結果是媽媽帶著弟弟走或是乾脆一人回去。
那是她的家，她的父母，她沒有理由不去。特別是姨父的去世和大舅的離婚以及那個小孫孫的被判給對方給家裡帶來極大衝擊之後，從小承擔更多義務而享受極少寵愛的母親，繼放棄學業掙錢養家後，再一次顯得重要起來。每每回來都要跟爸爸講上老半天那邊家裡的困境，有的我能理解，有的不能，有的爸爸表示同情，也有的不表示。
給我的印象是，姥姥家的氣氛，哀惋而沉悶，危機四伏，還不如以前。於是更加每每以念書為由推脫不去。媽媽並不強求，也不生我的氣。
念書並不僅僅是託詞，我真的在念。考重點高中，考大學。後來上外地念大學。中間也回去過幾次，場面大都繁茂熱烈。
記得姥爺總是一言不發，煙灰掉在深藍的褲子上，雪花似的。他渾然不覺，一直看著已經換成大屏幕和彩色的電視機，也不知看沒看明白，也不知在沒在聽我們說話。
我實在無意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績和見識，因為那無非是在證明自己正一日近似一日地成為著他所討厭的知識分子，私下也覺得有點兒對牛彈琴。
在我人生中可能唯一一次成為眾人目光焦點的風光里，姥爺似乎是個局外人，留給我的印象，只有寬鬆得有點兒霸氣的深色穿著和落在深藍褲子和大得嚇人的黑皮鞋上雪花似的煙灰。
沒有人提醒他，也沒有人幫他撣落。我也沒有。
那個被判給母親的小孫孫，如今已經是個大學生了，是帶著姥爺血統的後輩人里唯一一個身高超過姥爺的。
當然，他管姥爺叫爺爺，即使是父母離異多年之後，再見到老人，也依然稱呼他「爺爺」。
小夥子俊得象個演員，集中了父母全部美妙精華的眼睛裡，閃著我所沒有的靈光。
記得老人在那靈光飽含尊敬和親情的注視下，眉頭動了動，十分含糊地應了一聲。
之前很多年，喋喋不休的姥姥，總是念叨這個孩子，有時還當著大舅的第二個妻子及第二個兒子的面。
每當如此，姥爺必然會打斷她，甚至不惜在晚輩面前厲聲呵斥姥姥，似乎他並不再想提起這個孩子。
可一別十多年後那重逢的剎那的皺眉告訴我，他從來都沒停止過對孫兒的惦念，就象從不曾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份惦念一樣。
姥爺的離休，我是從媽媽嘴裡知道的，自己並沒去證實。
那正是上大學的時候，每年只能在寒暑假回到家鄉和父母團聚。
媽媽希望我能去看看姥姥姥爺，總是說「姥姥想你了」。
我不記得她說過「姥爺想你了」。
說實在的，他們是否想我，對我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
那會兒的我，把幾乎所有的假期都用於和同學聚會以及對聚會的籌劃、準備和盼望上，沉浸在其實是世間所有情感中最鬆散最薄弱的友情里，就算回去姥姥家，也只是走走過場。除了落在身上鞋上雪花般的無人撣落的煙灰之外，對姥爺很少進一步的記憶。
隨著一天天長大，日子快起來，快得飛一樣。
是姥爺的白髮使我最初察覺了這個現象。
他的頭髮幾乎全白了，酒也喝得也比以前少了。
我沒再看見那些煙灰——他在七十歲生日那天抽完最後一支香煙後，就再也沒拿起過煙——戒了。
抽了五十多年的煙，就這麼戒了。無聲無息，堅決而成功。
這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姥爺生出了由衷的敬佩，因為我深深理解戒煙的困難。
當時剛剛談戀愛，很想戒掉抽了五六年的煙，然而結果是失敗的。
最終還是我那後來成了妻子的女友做了讓步。為此，我對她懷有很不移的「通情達理」的印象。之前，說老實話，我所知道的成功的戒煙者，只有馬克思。
因為這種欽佩，我發現自己對姥爺的印象好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看他的時候，心裡少了許多畏懼和不苟。
他似乎感覺到了似的，用溫暖的眼神和微笑回應我。
當媽媽把我的女友介紹給姥爺時，他的目光里，注滿了我所從未見過的暖意。
他笑笑，沖她點點頭，沒說什麼。
那天是全家大聚餐，餐桌上，大家自然把我和女友安排成了肩並肩的格局。
舉杯後不久，姥爺忽然站起來，在一片杯盤聲中，不聲不響地把兩盤菜調換了位置。
我吃驚地發現，被換到我面前的，竟是我最愛吃的。
女友很見機地起身幫忙，姥爺沖她笑笑，指指我，說了他們倆人認識以來的第一句話——「他不吃肥肉」。
我不記得當時自己的感受和女友是如何應答的了，只記得那天喝了很多酒。敬姥爺，敬舅舅們。
我從沒在長輩面前喝過那麼多酒，也從沒在如此狂飲過後毫無醉意過。
成年後的我和姥爺的主要接觸，都發生在兩個地方——餐桌和牌桌。
年節喜慶而豐盛的餐桌，家人歡聚的麻將牌桌。
年事已高的姥爺，喜歡上了麻將，一吃完飯就號召大夥打牌，自己一面井井有條地布置場地。
牌桌上的老人家，很認真，也很快樂。爸爸悄悄跟我說，想辦法讓老人家多贏點兒高興高興。我點頭。姥姥在一旁聽見了說，他輸了也高興著哪，甭讓他。
結果，老頭兒幾乎每次都輸，輸得滿面春風。完事說這可不行，下回一定要贏回來。可到了下回，他似乎已經把這話忘了。
我和他打牌的次數太少，他根本就記不住上一次自己是贏是輸。我也記不住。
打牌不是人人都參與，我們家也是輪流派出代表上場。
可吃飯卻不是別人可以代表的。
在姥姥家，聚餐是最熱烈的時刻，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地端起酒杯喝個痛快。
沒有人會出面干涉，因為我們長大了。
酒過三巡時，大家不免趁著酒興說上幾句。
這些年，以姥姥姥爺為首的這個大家庭，發生了不少讓人感到沉重甚至哀傷的事，但一到喜慶的餐桌上，大家好象都能暫時忘記那一切，興奮著，火熱著，讓人希望時光能永遠停留在那一刻。
幾個表兄表弟，就是那些當年被戲稱為「四人幫」的外孫子們，仗著成年的身份和幾分酒勁，在餐桌上半開玩笑似地曆數著兒時蒙受於姥爺的種種「暴行」。
老人家笑眯眯聽著，不時爆發出幾聲粗啞的笑，然後跟興高采烈的聲討者碰杯，之後自得地繼續打量被自己打大的幾個小夥子，眼中泛著柔和的光。
每次餐後，我不管喝了多少，都會堅持著幫忙收拾殘局，顯示我的強項——拖地板。
姥爺為自己新鋪的乳白陶瓷的地板深感自豪，也倍加愛護，親手綁了一個碩大的拖把，蘸滿水後，全家人里，除了他自己，恐怕只有我才耍得動。
我用的是巧勁，地板在大拖把的撫弄下，迅速而完整地回復著光鮮。
姥爺的大皮鞋抬離了地面。
我看不見他審視我工作的目光，正如其他人沒發現他輕輕抬腳配合著我的舉動一樣。
我不知道他抬腳時在想什麼，我想知道，但終於沒有問。
我想跟他說——看，你那個哭哭啼啼人嫌狗不待見的小外孫，如今能幫你幹活了，幫你弄出一片漂亮的樂土，幫你托出這明快的乳白色所象徵著的希望。
姥姥得了糖尿病，十分恐慌。家裡人都勸姥爺也去檢查一下。
可老頭兒沒去，卻不知打哪兒弄了一條狗來，黑腦袋白身子圓滾滾看上去象頭小豬，肉嘟嘟的臉龐一付憨態。不愛叫但十分好動，總是人前人後上竄下跳的，弄得對小動物始終有幾分害怕和嫌棄的爸爸左突右閃。
那小狗靜下來的時候很奇特，人家都是把後腿往前蜷，就它朝後撇著，看上去傻乎乎的，惹人發笑。
「共產黨員還養狗。」
爸爸不知何故背後跟媽媽如是說。
「共產黨員也沒說不能養狗啊。黨章上有這條？」
不等媽媽回應，我就把話茬接了過去。
爸爸沒再往下說狗的事兒，看來只是句玩笑話。
那是我在說起來也算存有「宿怨」的這對翁婿間，第一次幫姥爺說話。
「不過話說回來，」我跟媽媽說，「還真勸他別養了——動物壽命短，真養出感情來萬一有個閃失老人家受不了。不比孩子，擁有太多洗脫悲傷的時間，也擁有太多的反悔和從頭再來的機會，老人沒有……」
「敢情——」媽媽說，「老頭兒才不那麼多愁善感呢。願意養就養著唄。你別以為他多喜歡那玩意兒，你是沒看見打人家的時候呢，追得人家鑽在桌子底下尾巴一夾就是半天兒。你知道那狗怎麼老不叫嗎，它不敢哪……再說，他哪有感情啊。」
媽媽這話，顯然是在開玩笑，可我當時很認真。
「他當然有感情，而且很豐富，豐富得沒法表達出來。」我跟媽媽說。
我真的不記得上一次見到姥爺是什麼時候了，可能至少有兩年了吧。
我工作太忙，業餘時間很少；父母和岳父岳母也已經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能分給姥姥姥爺的時間就更少了。
好在媽媽退了休，時不時回去探望還能給我們帶來一些他們的消息——那條小狗還是那麼憨態可掬，還是成天圍著姥爺轉。姥爺每天都去拿報紙，拿牛奶。姥姥的病情還算穩定，仍舊說想念我。
我至今記得那次從姥姥家離開時的情景——姥爺踩著鐵釘的鏗鏘，不聽勸地要送送我們，小胖狗尾隨在腳下，圓圓的腦袋跟著老人的腳步一點一點的，似乎很愛聽鐵釘撞擊地面的聲音，短短的羅圈腿邁著碎步，踩出一路令人感動的忠誠。
他不像我們那樣，對老頭兒的暴虐耿耿於懷，也不會如我們一般遠走高飛，只會默默地跟隨，跟隨著那種依賴和被依賴、呵護和被呵護的感覺，和其中所有溫暖的、苦難的記憶。
那是個很冷的黃昏，強勁的風，吹醒了我的酒，吹動了姥爺直立著的白髮。
我們到了那個我曾經挨過他一大巴掌的車站。
姥爺站定在馬路對面遠遠望著。
回去吧，大家沖他喊。
他沒回應，依舊默默矗立著，守望著。
倒是小狗挪了幾步，見老主人沒動，又乖乖折回去，一聲不響地立在他腳邊，和老人保持著同樣的視線方向。
我忽然發現姥爺的蒼老。
那個和當年追出來找我同樣偉岸的身形，平添了重重的疲憊和寂靜，宛如一尊飽經風霜的雕像。
後來車來了，我在上車前一瞬，沖他使勁揮揮手，喊：「回去吧，姥爺。冷！——」
沒有「保重啊」、「注意身體啊」、「再見了」一類的。
所有那些話，當時都沒想起來，姥爺也沒聽我的話，仍舊站在那兒，直到從移動的視野中消失。
當時天好像一下子黑了下來，我無法辨認姥爺視線的方向，更無從知道他目光中的意味。就那麼走了。
我無法證明那是最近的一次分別。
金秋時節，我去新疆出差，晚上獨自到一家小飯館吃飯。
第一次到新疆，看什麼都新鮮，點了聞所未聞的菜，結果並不合胃口。
那個小飯館，不像內地大城市的那般富麗艷爍，熒光燈把冷清的店堂照得教室般雪亮，長方形的餐桌上鋪著白色的塑料桌布，讓我想起小時侯所記憶的飯館的模樣，很有些親切感。
除了我，只有遠處一桌上坐著一對男女卿卿我我地吃著。
店裡的兩個服務員小姑娘和一個穿白工作服的小夥子，聚攏在我正前方緊鄰的桌邊。一個一身深藍的維族老人被圍在中間。
店裡放著電視，我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
那老人很魁偉，坐著也能看出來。深藍色的漢式衣褲與內地的老人沒什麼兩樣，只有頭頂上的花帽標誌著他特別的信仰。
我看見他時而點頭，時而搖頭，粗糙碩大的手中，夾著一支燃著的香煙，高翹的腳上，穿著很眼熟的巨大漆黑閃亮的皮鞋，褲子和鞋子上落了些煙灰，雪花似的。他沒有發覺，也沒人替他撣落。
不知為什麼，我心裡忽然湧出了一股熱熱的感覺，特別想起身過去，幫他撣落煙灰，哪怕只是告訴他一聲。但其實沒有動，就那麼默默地，直勾勾地看著。
不知過了多久，老人起身了，仍舊沒撣落那些雪花似的煙灰。
他跟姥爺一樣高大，步子裡帶著一樣的沉重和鐵釘的鏗鏘。
他和跟他聊天的年輕人握手，告別。走過我身邊時，竟也向我伸出了手。我想大概是自己的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吧。
我站起身，無聲地伸過手去，被他握住。
他的手溫暖、堅實，想必也能把他的小外孫一巴掌掀到爪窪國去。
他沒有說話，就那麼看著我，目光中透出飽含友好的溫暖。
最後，他點點頭，鬆開了我的手走了，帶著偉岸和沉重，融化在悄悄蒙住世界的黯然夜色中。
我盯著那個身影消失的地方，很久。似乎在等他轉回來，似乎這素昧平生的老人，和自己有著什麼懸於一線的淵源。
眼睛等酸了，酸得發熱，酸得模糊起來。然而什麼也沒等來。
那個維族老人的樣子久久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魁梧的身形，深藍的裝束，雪白的煙灰，有力的腳步。
這一切，都在悄悄地喚醒著回憶中那些幾乎被遺忘了的點點滴滴，一層層重現，一絲絲交融，最後匯成一渠清流，無聲無息地淌過心田。似甘泉，清冽而樸實；如陳酒，濃烈而醉人。
該去看看姥爺了。我想。
姥爺，我想您了。我想告訴他。
（圖片來自於網路）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
TAG:作家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