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戴孝」可以休矣——司徒雷登值得吹捧嗎？

近兩年網上常流傳一些文章，對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進行肉麻的吹捧。這類文章都是一個調門：司徒雷登曾經對中國教育做出很大貢獻，但是中國對司徒雷登缺少感恩和幾年。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國對司徒雷登等「外國友人」不夠厚道。某些媒體人就曾在新媒體上發表這類嘩眾取寵的言論。

還有些人，動輒在網上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謂「紀念活動」；然後一群不明就裡、卻喜歡瞎湊熱鬧的網民就開始盲目跟風，紛紛在社交網路上轉發相關的「毒雞湯」，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廉價的感動。如此「雲戴孝」有意思嗎？只怕瞎折騰半天，還不知道自己哭的到底是什麼人。

不學無術、思維懶惰的人，壓根沒資格談什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被拐到溝里去就算燒高香了。誰要是認為中國真欠司徒雷登什麼人情，那隻能歸結為歷史知識極度貧乏。

司徒雷登的一生分為幾個階段，各階段的意義大有不同。在一段時期內，司徒雷登確實在中國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但這並不足以掩蓋和彌補他後來給國民黨政權和自己挖下的大坑。

司徒雷登於1876年出生於杭州，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司徒雷登童年在中國度過，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他11歲時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曾被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從紐約協和神學院畢業後，司徒雷登於1904年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傳教士。司徒雷登1908年出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此時他還只是眾多在華外國人中的平凡一員。

司徒雷登的第一次人生轉折出現在中年。1919年，司徒雷登被聘請為首任燕京大學校長。燕京大學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教會聯合開辦，聘請司徒雷登做校長顯然是考慮到了他的教會背景和教育經歷。作為創校校長，司徒雷登只用了不長的時間就使得燕京大學成為中國教育質量最高的學府之一。為了解決辦學經費，司徒雷登十次往返美國籌款。他討來的第一筆大宗經費是洛克菲勒基金的50 萬美元，讓燕大為協和醫學院開設醫科的基礎課程。至1937年，燕京大學在美國的基金已有 250萬美元，在當時算一筆巨款。捐助人包括企業家及各路社會精英，但美國政府沒給過一分錢。就事論事，司徒雷登用美國人的捐助為中國培養了人才，值得稱道。

司徒雷登還是一位有態度的校長，在中國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時期，他一直站在中國一邊。9.18事變後，他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高呼抗日口號。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燕京大學應邀兼任新聞系講師，聯絡中共地下黨；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黃華，曾於20世紀30年代擔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和12.9運動的學生聯合會總交際。司徒雷登對這些事情都採取默許的態度。1937年日軍佔領北平之後，因為忌憚燕京大學的英美背景，一時不敢染指校園。當時的燕京大學，成為了北平地下黨最活躍的場所之一。這也有司徒雷登客觀上提供的便利。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立刻出兵佔領了燕京大學這座孤懸數年的「孤島」。司徒雷登也隨即被關入監獄。幾年牢獄之災使得司徒雷登得到廣泛同情，當抗戰勝利、司徒雷登重獲自由之時，他便迎來了一生中的聲望巔峰。不僅國民黨政權視他為國際友人，毛主席也在重慶談判期間宴請過他。

20世紀30年代，作為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走出禮堂。假如歷史定格在這一刻，司徒雷登大概會以一位成功教育家被世人銘記。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假如司徒雷登的人生定格在此時此刻，那還真是美好——他既為中國培養了人才，又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國共雙方對他都有積極評價。然而，司徒雷登應馬歇爾的邀請、於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這便是他的第二次人生轉折，一場悲劇從此上演。

司徒雷登接受這個職務大概是出於常人的名利心。駐外大使的頭銜在美國社會歷來備受尊崇。所以，在司徒雷登看來，出任大使無疑意味著社會地位的巨大提升，以後回美國肯定會被看作「上流社會人士」，實在是既風光又體面。可是司徒雷登這想法實在太天真了：從1904年起，他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中國，抗戰時期還蹲了幾年日本人的監獄。華盛頓波詭雲譎的政治風浪，豈是他一個外人能夠知曉的？久居中國的司徒雷登更不可能在華府有什麼根基。美國政府選擇他作為代言人，不過是為了藉助司徒雷登在華的既有聲望用於公關罷了。然而，當時的司徒雷登醉心於大使頭銜的名望與光環，並未意識到自己就此淪為一個被利用的對象。

司徒雷登接任大使的時機非常糟糕：一來趕上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變化，二來趕上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所以司徒雷登一上任就面臨極為複雜的矛盾。前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與中共有較多交往，認為腐敗無能的國民政府無力領導未來的中國，而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由於與杜魯門政府政見不合，赫爾利於1945年11月辭職。此後大半年時間裡美國駐華使節只有臨時代辦，直至司徒雷登於1946年7月11日接任大使。司徒雷登一廂情願地希望將中國引向他所期待的方向，但他既不被國共雙方所真正接受，也從未得到美國政府信任。

司徒雷登在駐華大使的位子上都做過些什麼呢？有據可查的事情，至少包括以下這些：

1946年12月，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對華政策3點計劃：為國民黨軍隊整編提供軍事援助，在經濟領域提供技術性援助，在政治領域提供專門性諮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是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後做出上述建議的，等於客觀上鼓勵國民黨政權將內戰進行下去。內戰期間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了至少30多億美元的「救濟」、售讓、贈予等物資援助。

1946年底，當各民主黨派聯合抵制蔣介石單方面決定召開的偽國大時，司徒雷登拉了張君邁等人去參加，從而分裂了民盟。在蔣介石於1947年10月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後，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內政」為借口拒絕幫助，而且建議民盟「光榮解散」。為站在蔣介石的一邊不惜犧牲中國的民主力量。

1947年2月7日，司徒雷登提出三方面措施供蔣介石考慮：在除行政院外的政府機構中普遍增補非 國民黨員；在行政院內部進行調整；短時期內集中實權於國民政府委員會。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是在中共和民盟聯合抵制偽國大的背景下做出上述建議的。所謂「增補非國民黨員」僅限於與國民黨合作的青年黨和民社黨，旨在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合法性。

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舉薦李宗仁以取代蔣介石：「一切跡象表明，『象徵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被目為過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資望日高」。曾任李宗仁秘書程思遠回憶，這一時期司徒雷登暗中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為美國在華布局作出了中途換馬的打算。

1948年7月3日，司徒雷登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簽訂《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規定美國援華4億美元，其中經濟援助2.75億美元，特種贈給予1.25億美元，為深陷內戰泥潭的國民黨政權強行輸血。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換馬」的建議：「我們可以勸說蔣介石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國民黨內其他比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以便組成一個沒有共產党參與的共和政府，並且更加有效地進行反共戰爭」。由於蔣介石嫡系軍隊在淮海戰役中損失慘重，司徒雷登積極鼓勵桂系將領逼蔣下野。電影《大決戰》和《開國大典》都再現了這段真實的歷史。

1949年春，在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政權即將覆滅之際，司徒雷登仍幻想在中國打造劃江而治的「南北朝」。司徒雷登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提議：「避免出現一個完全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至少給我們留下一個友好的華中和華南，我們可以有效地參予這些地區的發展，加強那裡有朝一日可能成為收復中國其他地區的基地。如果沒有這個基地，我們就無法阻止共產黨的洪水席捲整個亞洲大陸。」

司徒雷登在華任職這3年始終沒閑著，他所做的上述事情都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從中不難看出司徒雷登行事的脈絡：

他試圖在中國維持一個由國民黨主導的親美政權。

當國民黨政權發動內戰時，他客觀上給予支持。

當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時，他主張扶持新的代理人。

當國民黨政權瀕臨覆滅時，他甚至策劃中國的分裂。

毋庸置疑的是，司徒雷登認為國民黨政權不過是美國扶持下的殖民政府，他眼中根本沒有什麼中國主權和內政的界限。司徒雷登幫助國民黨政權爭取到的美國援助，化作國民黨軍的槍炮彈藥，使數以百萬計的解放區軍民慘遭荼毒。司徒雷登一手分裂民盟，明目張胆在中國政壇攪局。司徒雷登甚至還要過問國民黨政權的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蔣介石1948年8月在廬山牯嶺召開改組國民黨的內部會議，他也要跟著上山。按照現代國際關係的準則，這豈是一個駐外使節應該做的事情？司徒雷登認為國民黨政權的領導人可以在美國操縱下隨意廢立，而衡量他們的主要標準就是「是否適合做美國的代理人」。這簡直讓人想起契丹冊封石敬瑭為「兒皇帝」的歷史典故。

至於司徒雷登策劃「南北朝」、希望通過分裂中國來維持美國的在華利益的做法，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見，司徒雷登自我標榜的「愛中國也愛美國」是何等虛偽：司徒雷登愛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唯美國爸爸馬首是瞻的舊中國，而不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重新走上世界大國舞台的新中國。他所謂的「愛中國」歸根到底還是「愛美國」，他無法捨棄美國巨大的在華利益、更無法捨棄作為美國人在中國享受的各種特權。對於這樣的司徒雷登，難道中國還欠他人情不成？

美國總統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蔣介石和司徒雷登在晚餐招待會上。作為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已不可避免地被綁在了美國反動而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之上：一方面扶蔣反共；另一方面勸蔣與中共講和組成親美的聯合政府。結果在貌似公允之中一步步偏袒國民黨，從避戰到助戰到深深陷入，不能自拔。

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值得肯定，但無法成為吹捧他的理由。某些文人終日跪拜在西方價值觀面前，他們肉麻吹捧司徒雷登背後的邏輯等同於「我救助過流浪漢，所以我即使欺男霸女也該算個好人。」這豈不荒謬可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秉承「大節高於小節」的唯物史觀，看這些人物對於歷史進程主要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司徒雷登顯然屬於小節可嘉、大節有虧的人物。

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之後，晚景極為凄涼。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對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種種辯解。為了開脫「失去」中國的責任，白皮書甚至公開了司徒雷登當年向美國政府的許多不宜公開的進言，由此司徒雷登不僅充當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開罪了國共兩黨。8月18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將國民黨和美國當局諷刺得暢快淋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蔣介石則忌恨司徒雷登力主扶持李宗仁之事，公開表示不歡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灣。回到美國的司徒雷登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於1949年12月因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並於1952年11月28日被迫辭去大使職務。

曾經夢想左右逢源的司徒雷登，晚年竟落得「左右不討好，里外不是人」。他在學生、秘書兼好友傅涇波的照料下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歲月。在他的回憶錄中，燕京大學的日子是最美好的一段歲月，而擔任大使的數載卻不堪回首。司徒雷登對政治缺乏深刻理解，也不擅長政治運作，卻被殘酷地捲入政治漩渦之中，最後被美國政府當作一塊嚼爛的口香糖吐掉。選擇這一條悲劇性道路的正是司徒雷登自己，怨不得別人。

司徒雷登的前車之鑒放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任何無視廣大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人，都不可能成為中國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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