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里的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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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不是土豪的筆者罕見地去了趟銀行，那裡見到了一位身著陳舊敞開胸懷的藍色工裝的大叔，大叔從手裡拿出了一個攢著很緊的塑料袋，拿出來幾張100元，認真地分成兩摞，而後到ATM機旁邊存錢。從大叔進銀行門的一剎那，銀行保安就手持鐵棍緊跟著，直到大叔離開。其實大叔分完錢之後還小心翼翼地問了嚴控監視他的保安哪裡可以存錢的問題。
其實筆者並不希望通過對銀行這段經歷的記錄來表達一種同情或者是講一個悲傷的故事。確實，純粹到銀行存辛辛苦苦賺來不多的錢的大叔遭遇到銀行保安持棍監視的待遇非常不公平，但是這種遭遇或者保安的行為卻是一種必然。
首先，我們後續的分析都會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面，大叔的著裝與行為暗示他收入不高。當然不排除身著陳舊低調工裝的高收入的可能，但是這裡僅僅基於一種常識性的判斷。
而保安之所以嚴格監視大叔並不是因為大叔收入不高，而是因為防止大叔在銀行中發生犯罪行為，引來混亂。那麼這裡就有三層關係：第一，收入不高的大叔其犯罪的可能性高於在場的其他人；第二，大叔一旦發生犯罪行為則會引發混亂；第三，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保安認為上述兩點成立，因而才有了監視行為。
首先收入與犯罪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筆者原想希望能夠比照國家統計局中相關數據對比看是否可以體現出來，但是統計數據顯示並沒有完美切合筆者心中臆想的結論。根據統計局數據，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總值以及人均值近五年均呈現的是上升的趨勢，總人口近五年也是處於為上升趨勢，犯罪人數有所波動，但是通過計算顯示，2014年及2015年犯罪率小幅上升（2013年0.085%，2014年0.087%，2015年0.09%）。不過筆者之所以查看統計局數據最初只是希望在這篇文章里簡單地用數據說明一下，但是由於多方面因素，一來數據是全國範圍內的數據，相當於用一個13億人口的整體數據來證明個人收入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有用普遍證明特殊的不合理的嫌疑。另外，一個整體數據無法體現出來人口的流動性與地區的差異，因而收入因素與犯罪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被弱化了。無法得到證明。因此筆者求助於前人的實證研究。早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根據史晉川和吳興傑研究顯示，當某地居民收入水平每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則該地區刑事犯罪率將下降0.44-0.49個百分點，上述負相關關係在1%水平上顯著。除此之外，很多學者研究均顯示收入與犯罪之間呈現的是一種負相關，即收入增加會降低犯罪。
也許會有人反駁在筆者記錄的這個故事裡，大叔只是一個個人而已，並且前文筆者也對普遍性論證特殊性進行了負面的評價，豈不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首先正如前文提到的，整個國家的數據並不能顯示流動與差距，換種方式表示就是銀行中大叔與其他人之間的差異不能體現出來。這時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在評定的因素上是不對等的。但是前人研究的成果是在同因素對比的基礎之上完成的。因此具有參考價值。同時這裡就引出了筆者想要表達的三層關係中的第三層，即保安判斷的問題。
在分析保安判斷之前我們還有第二層，第二層較為簡單，無論何種犯罪均會造成嚴重後果，故事發生在銀行中，一方面屬於公共場所另一方面銀行本身既具備了特殊性，引發混亂是必然後果。
那麼我們再回到保安判斷的問題上來。在此種環境之下保安判斷具備即時性、直覺性和社會性。即時性的判斷與時間環境緊密相關，但是直覺性和社會性判斷則是社會各方因素作用的結果，這種因素作用是累積性的，看似偶然的短時間的判斷實際上是一種「必然」。
之所以說是「必然」是從「社會」視角談的。雖然一個人作出判斷一方面來自於社會對其的影響但是不能排除個人經歷的干擾，甚至可以說個人經歷決定了社會對其造成的影響。筆者在這裡提到的「保安」是一種社會身份，一種社會身份有其履行規則，正如《公務員法》一樣，及時保安沒有相關法律，但其默認的規則實際上是該行業裡面大家默認的共識，比如維護秩序、什麼樣的行為應該制止等等。而對大叔的監視就來自於一種共識，表面上來說身著不整潔的人來銀行要得到關注，深層次來看就是收入不高的人來到一個充滿錢的地方要注意了，他的犯罪可能性要比周邊其他人高，危險性要大。這也就回到了前文提到的學者們的研究，即收入與犯罪率呈現的是負相關。
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累積性的作用出現這種必然呢？這與前文的共識緊密相關。其實筆者並不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及其嚴謹的邏輯推導而來，而是一種範圍邏輯推導。共識便是如此。「共識」的基礎是一個群體，群體達成共識，必然要經過一定的爭論同時偶發性的影子不間斷的影響，包括個人經歷與公眾輿論，但是這種公眾輿論同樣來自於一種「共識」，因此共識是一種累計形成，但是社會運轉或者具體到某個領域中搭建起來的運行規則，不僅劃定了「共識」的範圍，同時劃定了「共識」的隱含邏輯範圍，即無論是結果還是推導過程均不會突破範圍，而前面提到了共識的累計，意味著共識可推到的結果範圍越來越小，也越來越精確。這也就是為什麼法律越來越精準，越來越多，因為社會關係與權利義務越來越複雜，其前置的條件不斷地增加，推導出來的結論也就越來越精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筆者提到的「必然」是加引號的，必然是一種範圍必然，而非絕對的唯一性的必然。那麼有沒有可能，法律與規則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格？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實現，社會是具備自我消化與調節的功能的。
不過在最後還有一點要補充，衣冠整潔不意味著不具備犯罪的危險性，甚至犯罪的可能性會較低，一方面衣冠整潔也可能是騙子，另一方面本文筆者僅僅談及了收入問題，因此不能從長相、穿著與行為一概而論。不過衣冠楚楚的騙子，同樣利用的是人們社會性與直覺性的判斷能力與標準，使得人們對衣冠楚楚之人產生了信任。
其實從大叔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周邊異樣的眼神，異樣的不信任，甚至不尊重，可是我們不能期待未來這種故事不會發生，只能期待手握裝有幾張100元的塑料袋小心翼翼給遠方的人們存錢的大叔們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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