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方為何擴張緩慢？
原標題：古代南方為何擴張緩慢？
文|鬼子六
整理| 單壞壞
喵大大
我讀中學歷史的時候，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唐代之前中國經濟的重心都在北方？這不科學啊！南方氣候濕潤，日照充足，河流密布，自然地理條件要遠遠優越過北方，為什麼在中國歷史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都是北方勝過南方，北方代表著先進，南方代表著落後呢？
最近讀了《瘟疫與人》這本書，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角度，瘟疫阻礙了南方的發展速度。
當然了，自從「鼠疫滅亡了明朝」這樣吸睛的觀點爆出來後，瘟疫阻礙一個區域的發展已經不算什麼特別震撼的觀點了。但這個觀點的證明難度是很大的，從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史的假設來看，中國經濟重心由北方轉到南方，不過才1000多年的歷史，在此前三千多年的歷史中，都是瘟疫在阻礙南方的發展？
作者自己都承讓這個觀點很有「想像力」，那麼他會怎麼去論證，怎麼圓回來呢？
如果從地域上來看中國文明的發展，我們很容易發現，北方文明的發展明顯是早於南方的，並領先南方文明。而影響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疫病。
我們不需要過多的解釋在中國早期——在書中將這一界限定在了漢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重心都在北方，中國文明也就約等於中國北方文明，從春秋戰國到兩漢王朝，中國在政治上逐漸形成了大一統的趨勢，並且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大一統正式成為定勢。之後，社會階層和統治思想也基本確立。
▲秦朝疆域圖
總的來說，地主和稅務官徵收的稅收儘管繁重，但還沒有過度到使得中國農民難以滿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和鄰近地區，就不會進行緩慢卻極其壯觀的擴張，乃至向南進入長江流域；中國農民也不會為建立其上的傳統文化和帝國結構提供不斷強固的基礎—儘管存在為數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問題。
現有的文獻還不足以使我們準確地把握中國擴張的脈絡。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漢代終結，南方的巨大拓展並沒有發生。換言之，從開始「馴化」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時起，差不多過了1000年才在長江流域出現了類似的進展。
那麼問題也就隨之而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南方擴張的緩慢呢？
乍看起來，中國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遲緩，可能令人不解。因為這裡並不存在難以克服的政治—軍事障礙；其農業生態又有利於定居：溫熱的氣候意味著更長的生長期，豐沛的降水消除了經常威脅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災之虞。
而且，長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後即在湖區穿行，沒有沉積物淤塞下遊河道導致像黃河那樣高懸河床的棘手問題。這裡的堤壩和人工渠網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樣的壓力，構成黃河流域歷史特點的可怕的、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難題在此處也並不存在。
▲長江流域圖
儘管存在這些明顯的現實優勢，一種既不見於史料也不見於人的肉眼，但我們仍然相信是非常強大的因素，卻隱然阻礙著文明的農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國文化搖籃以南的地區：拓荒的中國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
在中國，從北到南氣候發生著巨大變化。
群山——我們眾所周知的秦嶺即是代表——的阻隔使長江流域在冬季免受從蒙古高原吹過黃河流域的寒冷而乾燥的西北風的影響。而在夏天，當季風反方向吹來時，來自南海的濕熱氣流則保證了長江地區的充沛降水。同時，由於夏季季風在穿越山嶺到達黃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黃河流域的降水經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區的破壞性乾旱。
結果，中國北方與南方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候類型，南方濕熱的環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個黃河流域，嚴冬殺死了那些無法藉助冬眠抵禦漫長嚴寒的寄生物；攜帶有疾病的南來寄生物更難以倖免，它們根本不能適應北方寒冷而乾燥的氣候條件。
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則不然。習慣於北方疾病環境的人們，在適應南方迥異的疾病方式時不得不面臨著可怕的問題。
當然，中國農民在黃河流域將旱地轉化為灌溉農業的時候，肯定也經歷了從未遇到過的可怕疾病，中國農民適應這一考驗和更顯著和更耗時的技術層面上的調整基本是步調一致的。
農耕技術上的發展和調整，政治上的統一和社會階層的形成與發展，與微觀上的適應疾病——也就是適應環境——的調整基本是齊頭並進的，我們討論疫病阻礙了中國由北向南的擴張，就必然要明白在北方，疫病已經不再稱得上是一種阻礙力量了。
▲北方旱地農業
但是，當中國農民從半乾旱的黃土環境轉為稻田裡長時期的涉水勞作時，這種轉變肯定會產生顯著的後果。事實是，不管傳染病如何盛行，新的傳染方式都沒有阻止人口的穩定增長，否則國家將得不到足夠的人力用於不斷擴大的堤壩和水渠網的修築和維護，更不必說用於不斷升級的大規模戰爭了。
事實上，當穩定的帝國政府所需要的統治和道德基礎與有關的工程技術一起，在公元前3世紀末期被建立起來時，除了疾病的障礙以外，已經沒有別的什麼因素能阻止華中和華南的快速開發了。而中國移民只是在5～6個世紀之後才完成了對長江流域的定居，這一事實只能凸顯疫病障礙的巨大。
簡言之，來自乾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無法迅速地發展起來。
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抽象的推斷。我們幾乎沒有指望從古代文獻中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的病原體究竟是哪些。不過，古人在書中還是多少顯露了他們對南方患病危險的意識，司馬遷就曾寫道：「江南地卑濕，人早夭。」他還提到這一地區「地廣人稀」。
這是權威性證據，因為司馬遷為寫史曾親身遊歷這個地區。在後出的文獻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視為當然，供南方遊歷者閱讀的小冊子為這裡的惡疾開列了一些新奇的藥方，但作用無疑非常有限，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卻高得出奇。
現代疾病的分布，僅就能夠在中國地圖上加以標識的而言，也證明了這一預期，即在濕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許多現代病的地域界線正好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氣候模式的差異表明這樣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
然而流傳至今的中國醫學經典通常掩蓋了地域的差異性，因為中國醫家習慣於將他們所認識的一系列疾病都圍繞著流行的節氣來組織。他們所記載的某些疾病，像瘧疾，今天或許還可以辨認得出；但對於許多別的疾病，想把它們同現代的傳染病對應起來，則如同要把蓋倫（Claudius Galen，古希臘名醫）的用詞翻譯成20世紀的醫學術語那樣困難。
▲目前，我國南方地區是登革熱疾病的高發地
瘧疾，儘管偶爾也出沒於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為現代的健康問題， 事實上它可能構成早期中國南擴的主要障礙。另一種蚊子攜帶的疫病——登革熱也影響著中國南部。像瘧疾一樣，登革熱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靜等著北來的沒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羅網。
熱病，包括定期複發的瘧疾類熱病，在中國古代的醫學著作中佔有突出的地位，這也表明了它在中國人的早期擴張中意義重大。中國19 世紀的本草學提到幾種有效的退燒劑，甚至在歐洲醫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與進口的奎寧（Quinine）並駕齊驅。
血吸蟲病是現代華南和華中的另一重大衛生問題。它的分布也可能與氣候界線相符。近期考古發現了一具確定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的屍體，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蟲病的癥狀。這也證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長江流域發展到類似北方的水平以前，這種疾病在中國已經存在了。
▲血吸蟲病患者
總而言之，在大約公元前600年後，中國人在應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嚴酷環境上取得了極大成功，無論是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還是在傳染病的適應上。他們在大約公元前200年以後，又同樣成功地在食物生產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了可持續的相當穩定的平衡。
然而，在北方的成功並沒有順利延續到南部地區，雖然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早已處於中國政治的覆蓋之下，但知道漢朝消亡，因疾病造成的障礙使得南方地區仍然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我們雖不能誇大疾病的作用，但我們應該很明顯的看到，疾病在中國擴張的進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阻礙作用。
我們自然無法將對南方的文明擴張的緩慢歸因於疫病的阻礙，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疫病的的確確在文明發展的道路上扮演了攔路石的角色。
正如作者所言，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抽象的推斷，但這些推斷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瞎說，而是基於史料的大膽想像。我們可能不會注意到，我們經歷的生老病死會對文明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正如千百年前的人們不會認為在瘟疫中掙扎的他們在歷史上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
但千百年後，會有人和我們產生一樣的感覺，他們看著前人，總結問題，得出各種結論，卻忽視身邊飛過的蜉蝣。而蜉蝣穿越時空，化作文字，成為銘記歷史的一筆。
參考資料：
本篇文章基於《瘟疫與人》第三章部分內容改寫
《見識叢書15：瘟疫與人》
作者：[美]威廉·麥克尼爾
出版時間：2018年5月
《瘟疫與人》是威廉·麥克尼爾備受歡迎的一部經典作品，也是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史學佳作。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紐約書評》稱 「此書從此扭轉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普利策獎得主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盛讚它提出了「富有創新也具有挑戰性的歷史概念，影響深遠」，而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有言：「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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