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談蔣介石：一個受挫的民族主義者

原標題：高華談蔣介石：一個受挫的民族主義者

摘要：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義者，不僅是他個人的受挫，

也是那個年代中國在列強壓力下的受挫。

【原文編者按】本文原為2009年7月20日，高華教授在香港理工大學「中歐論壇」上的發言，現收錄於理想國所出高華新著《歷史學的境界》。

這篇文章網上流傳不少，但卻有不少錯漏之處，今發上完整版，供各位一覽。

研究現代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蔣介石是繞不開的，蔣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戰亂不已，蔣究竟以何種思想應對局勢，其成敗得失如何，頗值得研究。

一般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解，包含以下兩條基本要義：

一、對國家領土主權的維護；

二、對民族傳統基本價值的堅持。

今天來議論蔣的民族主義，也以這兩條來做為評判的依據。

一、蔣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為主；

二、他的民族主義是防禦性的，涉及政治、文化與種族。

在幾十年間，作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他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依靠，應對極其複雜的內外形勢，不管所處的20世紀各種思潮學說如何花樣翻新，蔣自己堅定不移的信條就是《大學》中的三大綱領、八項條目。蔣說：

《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的道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說是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

他進而認為，大之救國救民，小之個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這些就可以了。

蔣非常感嘆：這麼好的思想，「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

原先以為蔣就是說說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他就說過，他從「八歲時讀大學中庸，九歲讀畢四子之書。在十八歲的時候，大學中庸不知道念過多少遍，但是並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為革命思想發達，以為這些陳腐的東西，完全無用。直到二十八歲的時候，聽到總理說大學中庸的重點，自己還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歲，自己一切閱歷經驗增加了，再拿這部書來研究，才覺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實踐道理，統統在內。以後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覺得其中有無限的道理，無窮的奧蘊。直到四十八歲……自己深覺有得於心，可以自信」。

可見，他除了是行動家，還是一位道學家！隨手翻翻稿本，這類言論不勝枚舉：1934年5月22日，蔣記：「立國之本在於修身，建國之方在於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也。」

蔣畢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學問家，他要解決面臨的問題。站在他的角度，中國在那個時代有兩大問題：

外患是日本；

「內患」——蔣認為是共產黨。

蔣開出的藥方還是：振興中國固有文化。

對日本：

1932年5月，蔣氏在一次講演中稱陽明心學為中國的立國精神。他說：「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國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裡。」

對中共：

「我們今天對共產黨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復民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著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係的調和。其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體』，我們既不偏於唯物，也不偏於唯心，對事物的觀察，是物質與精神並重；對人生的理解，是思惟與存在合一。」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結合歷史事實來評價，先說外交方面。

蔣所處的時代，列強環視中國，最主要的是面對日本侵華、蘇俄壓力，英美對華也是各有企圖。蔣自知中國為弱國，青年時代在日本辦《軍聲》雜誌，提出對中國最大威脅的國家是日、俄、英，應特別關注西藏、滿蒙。

1928年，「濟南慘案」，蔣採取「不抵抗主義」，「忍辱負重」，給他留下深重的恥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內」，但時時受到日本巨大的壓力，蔣在安內攘外時期，壓抑不住強烈的反日愛國立場。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飛機場就任航委會委員長的訓詞：「外國人是人，我們亦復是人，為什麼我們有飛機、有海軍、有陸軍，而不能抵禦人家，而人家飛機可以隨便飛到中國領空內拋炸彈，他們的兵艦也可以隨便開到我們的領海和內河耀武揚威，陸軍要進佔我們什麼地方就進佔什麼地方，簡直不當作中國是一個國家，不當作中國人是一個人，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人家予取予求，生殺予奪。」

第二次北伐進行期間，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1928年5月3日，中日兩軍在濟南發生衝突，日軍大肆屠殺中國軍民。事後調查，此次事故中，中國軍民共死亡6123人，傷1700餘人（具體數據說法不一，此據國際紅十字會濟南分會調查統計）。圖為濟南陷落後，日軍將被俘的中國兵全部反綁。

蔣所說的欺負中國的外國，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蔣記曰：「聞古北口新門嶺死傷之大，為之魂驚魄悸，悲憤填膺，恨不能離贛北上，親赴前線，與共生死也。」

他在給陳濟棠的電報中，提醒陳注意日本在華南的侵略和挑釁，蔣說，日本「用高壓手段一舉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國反抗之氣焰，除陸續調兵增援，壓迫關內，企圖佔領黃河流域，扶植反國民黨之新政權，以資為傀儡外，全國中如武漢、廣東、福建為反日論之已達最高潮者，其隨時尋釁示威自在意中。」

1934年5月3日，濟南慘案六周年，蔣在日記中寫道：「此日此時乃六年前余在濟南被倭寇壓迫包圍身受國恥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強乎？又曰：當誓洗滌此恥。此恥一日不洗，則此心一日不能忘。」

1934年5月19日，蔣見了一日本人，記曰：「倭人之卑劣行動，令人無不生厭，西人稱，倭人男子皆有偵探特性，婦人皆帶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誣也。」可見他對日本的憤恨有多麼強烈。

1934年10月，蔣提出：「中小學教育，應在各中小課程中激勵學生之民族意識。」

1934年10月10日，蔣記曰：「身為統帥，而不能報復國讎，何以對此國慶日，何以對先烈與國父在天之靈也。」

1934年10月15日，蔣在西安演講：「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於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與各國並駕齊驅而獨立生存於世界，並且連第三等的國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可能，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

對蘇聯：

蔣對蘇在中國的擴張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蘇牽制日本。

對蘇，蔣曾一度判斷失誤，1933年5月15日記：「蘇俄對日，因五年計劃關係，有讓步意，惟出讓中東路尚無實現可能。」

給陳濟棠電云：「倭寇乘歐美列強忙於對付德國，自救經濟之恐慌，蘇俄復忍辱逼戰，專心完成起第二個五年計劃，不能亦不敢幹涉遠東問題之時機。」

但是隨著蘇日為出售中東路加緊聯繫，蔣對蘇的態度有重要變化，在其日記中，把倭俄一提並論，常思量對「倭俄策略」。

1943年，蘇侵新疆阿拉山口，蔣抗議，後蘇收斂在新疆的擴張，壓蔣在外蒙問題上讓步。

戰後蔣對蘇犯的一大錯誤，是為了表明對美友誼而拒絕訪蘇，而失去了與斯大林博弈的機會。

對英美：

聯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國權益，蔣有時在內部還大罵英帝國主義。蔣在1951年罵英，他說：中國人所惡者乃英人在亞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黃人耳。他還說，英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的力量特別仇視。同時擔心美犧牲中國，私下對美有尖銳的批評，批美辱華，侵華權益。1951年7月26日日記中記：美國以美援要挾，要蔣的軍、經做不合理的緊縮，「悲憤憂傷，竟至夜夢泣醒，此種污辱刺激實為近年來未有之現象」。蔣並大罵美駐台顧問團欲謀台之軍、財統治權，是新殖民主義，有「控制黃種之狂妄野心」。

總結起來：在遠東和亞洲，蔣完全不起主導作用或主要作用，對幾個大國，無能為力，受制於列強，只能因勢利導，盡量保衛中國的權宜。

對內部，蔣用「新傳統」整合中國，所謂「新傳統」，就是大量吸取傳統價值和元素，對三民主義進行新解釋，服務於現實的政治目標。

一、以國民黨為中心，走軍政、訓政、xianzheng之建國三階段道路，其實質是維護國民黨一黨zhuanzheng。蔣政權類似於凱末爾式的民族主義政權，但蔣在文化方面非常傳統，較凱末爾保守。蔣是軟弱的ducai者，所以社會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間。

二、蔣也建立了新的行政、軍事和經濟管理機構，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陸時代，初步網羅技術官僚，在抗戰中動員民眾，舉國一致），更有其失敗之處（任用親信和親戚，忽視社會基層改革，沒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潔政府等）。

蔣的悖論：

對軍閥，國民黨是新的，故勝之。

對共產黨，國民黨是舊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在30年代被儒學化，蔣說的那一套，過於空疏，絕難對付共產黨，思想制高點被中共佔領。

對社會：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識分子，自由派遊離在外，左派另有旗幟。

對普羅大眾、對社會底層，沒有關懷，沒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話。他在1934年10月說道：湖北「匪區」收復後，「要辦集團農場，試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可謂言不及義。

這裡還要講一講蔣的民族觀：

五族共和，此「族」或為種族，也是民族，故有漢、滿、蒙、回、藏。

堅持省治：綏遠、新疆、西康、青海。

不設省治的，歸蒙藏委員會，由行政院轄，籠絡上層人士，警惕英帝國主義，但力不能逮，對於邊疆地區，采安撫政策，盡量優容寬厚。

對小民族不關心，不尊重，蔣在日記罵龍雲是未開化的玀玀。

對新疆：1943年前，國民政府力量不能進入新疆。但蔣也多有關懷，1934年5月31日，電告新疆建設廳長：「新省僻處西陲，頻經劫難，建設落後，民生凋敝，甚盼開闢交通，促進生產，實事求是，努力以赴。則以新疆蘊藏之富，固不難數年之間，蔚為殷阜耳，以增厚國力，充實邊疆。」

1934年，中國駐蘇公使館官員戈公振在中亞考察，給國內電報，彙報中蘇邊界蘇方境內趕修通往伊犁的道路，還言及歸化軍的動向，並說留在中亞的東北軍中不少思想激烈，「強鄰進逼隨時有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議，全力改善陝甘交通，早與新疆恢復商務，「經濟上有聯繫，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專家和師範生入新服務，獎勵新省優秀子弟赴京滬求學，以啟民智」等等。蔣閱讀後批示：「最可注意者為二：俄人築路，俄擬遣送入新之義勇軍，而駐俄各館均無報告，非其知識不足，即辦事不敏，益感新邊各館改組之迫切。蔣電汪院長，戈報告均關重要，望妥為規劃實行。」

蘇德戰爭後，蔣開始考慮解決新疆問題：一、派吳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兩子去大西北考察三個月，也是為解決新疆問題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當時都沒有對外宣傳。

1943年盛世才歸順重慶後，中央軍入疆，把新疆從蘇聯勢力中解脫出來。

盛世才，中華民國陸軍上將，自1933年到1944年負責新疆的軍事、政治，號稱「新疆王」

中央辦過訓練班，培訓民族青年，也是籠絡上層的路線。

對外蒙和西藏，蔣有所堅持，但也有判斷上的嚴重失誤。1934年5月6日，蔣在日記中曰：「對滿蒙藏於此十年內為其自治試驗之期，如於此期間，果能自強自治，不為外族所侵佔壓迫，則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屬中華民國，而其人民意志則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為外族侵佔壓迫。此應指外國帝國主義。

蔣還致電何鍵：「請再代購左文襄全集，須大字木刻裝有木箱者」，乃是「為研究邊疆問題之資」。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記上，蔣介石是這麼寫的：「關於外蒙獨立與西藏自治二事，乃為我黨革命與我國盛衰最大問題之一，按照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原則，以及國際之現狀及利害種種而論，則當斷然允許外蒙之獨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轉變與決定，乃為存亡盛衰之樞機，余應獨負其責，功罪毀譽自當置之度外，在所不計也。」換言之，蔣是基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國際現狀與利害（與美英同盟關係以及需要蘇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許外蒙獨立與扶植西藏自治」之決定。

在蔣的觀念中，西藏自治就等於西藏duli，因此，8月18日他告訴國府參政議員「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使與會者「莫不現出驚駭之色」。那麼蔣是否真的支持西藏duli呢？當天的日記蔣有清楚的說明，蔣寫道：「彼等實不知政治與革命為何物，余信西藏對余此一宣言之發表，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此種心理之妙運，非智者不能明斷其蘊奧也。」但他還是對大感驚駭的參政議員「直道解慰，告其餘對此一大問題之決斷與處置，於心甚安也」。

蔣介石還能夠心安，乃因當時西藏實際上是受英國控制，國民政府縱使反對其獨立，亦無能改變現狀，且將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贊成西藏duli（自治），則或許西藏「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這是蔣的欲擒故縱之計，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不得已的辦法，也是蔣的想當然。

小結：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義者，不僅是他個人的受挫，也是那個年代中國在列強壓力下的受挫。蔣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訂新約；1943年，列強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1945年，領導抗戰勝利，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歸中央。蔣對盛有安排，為農林部長，派張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灣，在重慶籠絡「半山」，為台灣回歸準備人材，如謝東閔、連震東、黃國書、黃朝琴、吳三連等。

四、運用傳統價值於民族復興的動員，對知識分子較為尊重和禮遇，如對胡適、馮友蘭、馬一浮、賀麟、竺可楨等。

不足的方面：

蔣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為有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他無力創造新敘述，尤其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蔣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資源以復興國家，但資源貧乏，說來說去就是：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用之於「剿共」，也用之於「新生活運動」，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甚至提出以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來治軍和整軍，表現出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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