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解中的「牽線人」｜大象公會

原標題：政治和解中的「牽線人」｜大象公會

作者：金雁

文章來源： 秦川雁塔（ID：qhjy_gzh）

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ba-gong

1980年底，團-結-工-會的會員發展到1000萬人，佔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工會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於瓦解。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動全國總ba-gong，走上了激進道路。團結工會的ba-gong 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政治浪漫主義達到高潮，步步挑戰政府的控制能力，社會的失控狀態日益嚴重。

而這時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迫在眉睫，已經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蘭能否避免上述兩國的悲劇，考驗著所有人的智慧。教會再次表現出超越黨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尋找擺脫危機的共同出路。

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運，國家被蘇軍佔領，於是教會人士不斷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間穿針引線，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並呼籲要防止無政府主義，避免國家陷入內戰。

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屢次向教徒宣講保羅二世的手諭，希望教徒在非常時期保持和平、鎮靜、理性以及本著對整個民族的負責任的精神來看待當前的民-主運動。由於對立的雙方都表示能夠接受教會的調停，致使波蘭的民-主運動能夠在良性運轉。而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卻積勞成疾於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對朝野雙方都有很大的震動。

紅衣大主教維辛斯基

統一工人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兩次會晤繼任的紅衣主教約·格萊姆普，就防止蘇軍壓境和建立民-主協商陣線與他達成一致意見。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在蘇聯的壓力下，本著「與其俄國人佔領不如我來軍管」想法，宣布國家處於戰時狀態，取締團-結-工-會，逮捕其領導人。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軍管」後，團-結-工-會仍處於非法狀態。劇變後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國報》上，雅魯澤爾斯基首次披露「軍管」的動因。

他說，我認同教皇要求的雙方克制態度，蘇聯人虎視眈眈隨時準備重演對匈牙利與捷克出兵的局面。「當時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可怕漩渦，一場災難就要發生，波蘭這艘航船已經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們受到東西方關係中『冷戰』的強烈衝擊」，與其讓蘇聯人出兵不如波蘭人自己出兵，這種「損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確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抗拒性。後來啟動「圓桌會議」，就是我始終不渝地認為，「妥協、諒解、和好的道路對波蘭來說是一條最保險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我經常受到批評，這是不公正的和浮淺的。雅魯澤爾斯基下台後，又是教皇出面呼籲不要使波蘭陷入冤冤相報的浪潮。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訪波，對試圖擺脫蘇聯桎梏的波蘭民眾又一次帶來巨大的鼓舞。教皇強調，應該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為全民協同行動用以解決政治危機的前提，有什麼矛盾能比過「亡國之痛」，能比過123年沒有祖國的感受。在波蘭天大的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商談，民間力量和政權不是宿敵，不要兵戎相見自相殘殺。1988年8月26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根據教皇倡議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舉行圓桌會議。

波蘭總統府中當年召開「圓桌會議」的地方

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東布羅夫斯基的反覆撮合下，團-結-工-會的瓦文薩和內務部長基審查克、政治局委員史·喬塞克舉行了第一次會晤，就一系列協商步驟開始接觸。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團-結-工-會與統一工人黨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誠意，前者學習做政治反對派，後者學習真誠地對待對手而不成為敵人的共處方式。

從此後在波蘭的政治和解過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們扮演者「中間人」角色，通過對各個政黨勸說和施加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衝突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並造就出一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

1988年12月-89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十屆十中全會通過了兩個關鍵性的文件：《黨內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戰略取得成功的條件》和《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月化問題的立場》，從此開啟了波蘭的民-主化道路，89年2月6日至4月5日57名代表參加的歷經60天的「圓桌會議」，成為波蘭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1990年在馬佐維耶夫政府邀請教皇再次訪波時，保羅二世間接表示，波蘭需要一個在普遍選舉中產生的總統，這將有利於在國際輿論中塑造新波蘭的形象，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壟斷，必須儘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1990年12月9日，瓦文薩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獲得74·7%的選票，當選為波蘭總統。所以有人說，教-會既是是推動改革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壓垮前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

瓦文薩坦言，波蘭劇變的功勞50%歸教皇，20%歸里根、撒其爾夫人、戈爾巴喬夫，30%歸波蘭人民。這種說法可能有些誇張，但無疑反映了波蘭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數。戈爾巴喬夫後來也承認，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波蘭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波蘭電影《瓦文薩：希望之人》拍攝現場

經濟轉軌中的制衡作用

1990年初，瓦文薩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對居民們說，「45年來波蘭的經濟車輪一直向左轉，現在我們想把它轉到右邊去」，從此波蘭開始了「後團-結-工-會」時代的經濟轉軌之路。

一般來講，東歐國家前體制垮台後的空間會被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基督教文化、社團主義以及新社會運動所填補。這些社會力量是否會演變成民粹主義思潮或黑社會勢力，主要取決於社會整合力量的基礎是什麼？

在這方面中歐國家做得要比俄羅斯好，是由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首先，由於衛星國被蘇聯帝國統治時間短，原來社會的有機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重構起來相對容易。

其次，它們自身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在中歐，民主化、市場化與第三種轉軌的「社會自我建構」的公民社會是同步進行。他們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權力的政黨，另一部分則傾向市場選擇，其餘地則由公民組織的社會承擔，變政治化國家為社會化國家。

第三，這其中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沒，它是社會凝聚力「粘合劑」。劇變後國家社會往往處在易散不宜合的狀態下，由「破」轉為「立」的過程中，原來反體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對立面消失以後便會突然加大，呈現出一種「互不服氣」的「諸侯爭霸」的局面，而這時曾經在政治和解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夠延續它的超越能力，為各方提供互動聯繫，比較容易達成「底線」共識。當然大多數情況下教會都會回落到原來職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

團結工會三十周年壁畫

第四，對前體制的反感程度與經濟轉軌的承受能力成正比。

在中歐地區宗-教與轉型中國家總體而言是政治上契合程度要高於經濟上。因為宗教向來與充滿物慾的市場經濟不睦，它體現的是一種反對物質化和功利化的價值目標。後東歐時代的民選政權可以容忍宗-教與前政權之惡作鬥爭，卻無法容忍宗教對市場經濟的干擾，對教會的態度會發生轉變。

天主教與東正教最大的區別在於：天主教把私有制看成是自然法的規定，所以它是擁護私有化的。對政治轉型以後的經濟轉軌，人們往往有著浪漫的幻想，認為把屬於個體的私有財產變為「官有」肯定是極其艱難的，而反過來，把以前屬於個體的東西返還給大家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一旦面對轉軌的艱難和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時，批評現實和懷舊的情緒就會上升。

在「休克療法」最艱難時時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們支持團-結-工-會政府，說統一工人黨搞了40年，現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應該給予他們時間，要抱團共渡難關，隧道的盡頭就是曙光。

雖然整體而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宗教的回歸使它作用不像政治轉軌時那麼顯著，但仍能夠抵禦社會的浮躁情緒。宗教的反腐敗、平衡、心理醫治、疏導、誠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夠看到。劇變之後，在大中小學，宗教文化歷史課取代了政治課。最後當代教會也作出了一些適應時代的改進，比如功能多樣化、社會服務化以及年輕化。

旅波的中國人開玩笑說，教會的多功能性，把很多國內宣傳部、民政部、社會部的工作都承擔起來了。不能想像在那裡沒有教堂人們該怎樣生活，基本上一個社區都是以一個教堂為活動中心的。

教堂不但是人們聚集場所，也是青少年學習歷史的博物館，還是聯誼紐帶、老年活動室（唱詩班的合唱團）、心理疏導處（懺悔聆聽）、貧困急救站、婚喪、新生兒出生人生大事主要平台。每年到深秋教堂都會舉行義賣，賑災募捐、慈善救助。天主教的存在有利於社會形成一定的適應力和彈性機制。

波蘭人的宗教在轉軌時期提供了社會倫理規範與精神秩序的來源，而宗教寬容傳統優勢宗教極端勢力與教權主義難成氣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傾向對政治民主和和經濟市場化的不利影響。至於它的負面作用我們將另文談論。

在這個話題無孔不入且熱愛閱讀的新媒體編輯部，我們經常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公眾號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眾、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鮮玩意兒。

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里。

本文由公眾號「秦川雁塔」（ID：qhjy_gzh）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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