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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被砍頭的考官們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一個普通的秋日,蘇州的千年古剎玄妙觀前人聲鼎沸,喧鬧非凡。人群中擠滿了一張張憤懣卻又充滿了書生意氣的臉。這些聚集在這裡發泄心中不滿的士子們並不知道,他們即將和諸多清廷大員一起,因「辛卯科場案「而被錄入史冊。

這是一次教科書式的科場舞弊案:當年江寧鄉試,發榜之日,120名錄取人數中,素日里浮浪無行、文理不通的揚州鹽商子弟佔到了一多半,人文薈萃的蘇州府卻只有十三人上榜,與往年錄取情況大相徑庭,這才引出了蘇州秀才齊集玄妙觀、大鬧蘇州府學,直至震動禁宮、上達天聽的一場大事。

既然已達天聽,自然不可能隨便應付了事。儘管此案審訊過程中阻力重重,甚至還發生了江蘇巡撫張伯行與兩江總督噶禮互參的戲劇性場面,但最終還是在康熙的堅持下審了個水落石出,副主考官趙晉、王曰俞、方名被處斬立決,行賄的考生吳泌、程光奎等均處絞監候,主考官左必蕃昏庸失察,被革職查辦。而幕後黑手——兩江總督噶禮,也同樣被革職,並於數年後因他罪被賜自盡。

受賄考官死刑立即執行,行賄考生判了死緩,管理失職者被革職,這是康熙對科舉考試作弊做給出的態度。

不要以為康熙是惟一一位嚴查科舉舞弊的清朝皇帝。

康熙的老子順治,那個在金庸小說里庸庸諾諾黏黏糊糊寧願為情出家的多情天子,對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順天府鄉試舞弊案的處理,比他兒子還要狠:受賄官李振鄴等及行賄舉人田耜等斬首,正主考方猷、副主考錢開宗正法,考官葉楚槐等判絞刑,此外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連行賄的中舉考生也被處刑,無一倖免。

康熙的兒子雍正,向來以心狠手辣聞名,對科舉舞弊就的處理就更加簡單直接:任河南學政的俞鴻圖,本人並未受賄,奈何被小妾和僕人蒙蔽,瞞著他偷偷收考生的錢並在考場上幫助考生作弊,最終被同僚參奏,一查一個準。

雍正大筆一揮:腰斬!

於是這位糊塗的想當清官的俞大人最終落了個人分兩截的下場,據說臨死時還用手指蘸血,在地上連寫了七個「慘」字(周星馳九品芝麻官里的橋段靈感應該就來源於此)。

乾隆一朝,倒是沒有出過什麼太著名的體制性舞弊案件,但對於作弊考生枷號示眾、刺青流放,也是屢見發生的常態化操作。

無需再舉更多的例子。事實上,在我們今天可以獲知的封建時代科考舞弊案件的處理中,受賄者殺,行賄者重罰,幾乎是有科舉以來不變的規則。

為何皇帝們都對科舉舞弊如此痛恨?道理很簡單:其一,科舉是為國家取士,倘若考生用作弊和行賄的手段獲得錄取,那將來國家的要職就有可能被一群廢物佔據;更重要的是,作為平民百姓追求顯達的唯一官方上升渠道,如果一旦被堵死了,其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是不可估量的。

康熙殺考官,雍正殺考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聽取了大臣關於「民情洶湧」的彙報。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吳廣當年的這句話,千年來可是實實在在的刻在了歷朝統治者的心坎上——科舉,不僅僅是一場考試,更是寄託著平民百姓改變生活的全部希望。科舉失信,動搖的便是國本。

所以,順治也好,康熙也好,雍正也好,乃至再早上幾百年的朱元璋、李世民,他們嚴懲受賄的考官,不僅僅是為了伸張正義,更是為了維持自身政權統治的權威性。

歷史上有沒有過聽任國家科舉考試放開行賄、明碼標價的「隨性「時代呢?

當然是有的。

五代十國時期,著名的後蜀後主孟昶手下的翰林學士范禹偁,「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可以說是把國家功名明碼標價掛牌出售了,而他的老闆孟後主忙著把玩他著名的七寶尿壺,也沒空來管他,一時間真可謂是」黃金屋中自有書「了。

不過可惜,這樣的「美好時代」未得久長,後蜀一共維持了三十多年,就被宋軍一鼓而滅,孟後主被押送至汴京,七天後「龍馭殯天」。

宋軍西進之日,孟昶還在感慨,無一人能為他「向東放一箭「,卻直接臨死也沒有好好的反思過,自己究竟這幾十年來選的都是些什麼人、什麼士?

科舉已邈,然而考試這種形式,依然還是作為普通人家的孩子謀求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而保留來了下來。遺憾的是,不僅作弊之行未能禁絕,什麼逼人代考、頂替上學、後台換分之類的「創新」手段,近年來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屢見報端,但那些營私舞弊使得多少青年學子一生前途盡付東流的貪官們,卻再也沒有聽到過被砍頭、被流放,甚至僅僅是革職永不錄用的消息,只留下「罰酒三杯」的歷史新典,在布衣百姓的唇舌間傳送。

聽聞,這個戊戌年夏,當年發生了那起使得俞鴻圖大人被腰斬的科場舞弊案的中原大地,又頗有些異動。

民已鳴矣,上何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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