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派」論爭後的論爭——以茅盾和羅念生關於《荷馬史詩》的論爭為中心的考察
彭林祥｜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本文原載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6期
「京派」「海派」論爭後不久, 茅盾和羅念生就因《荷馬史詩》引發了論爭, 雙方在這次論爭中並未能夠達成共識。這場論爭及餘波不僅凸顯了作家在學術論文撰寫上隨意與嚴謹的對立, 還凸顯了學術生產的商業化與反商業化, 以及政治立場上左翼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對立。梳理這場論爭及餘波的「明」與「暗」, 不但有利於我們了解茅盾在1930年代的寫作傾向, 而且有助於窺探1930年代上海左翼文人與北方文人間微妙而複雜的人事糾葛。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學術 (文學) 論爭可謂連綿不絕, 幾乎所有的現代作家都曾參與過文學論爭。茅盾和羅念生等人在1934—1937年進行的關於《荷馬史詩》的論爭及餘波一直未受到學界的重視, 論爭雙方事後也不願多提。事實上, 這不僅僅是一場由學術 (文學) 論爭到人身攻擊的典型論爭案例, 而且由於論爭的時間與「京派」與「海派」論爭相繼, 論爭雙方又是一南一北, 分屬不同的文人群體, 故有深入探討的必要。這場論爭不但凸顯了學術 (文學) 研究嚴謹與隨意的對立, 還顯示了學術 (文學) 生產的商業化與反商業化、左翼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等的對立。本文擬對這場論爭及餘波過程進行梳理, 分析論爭雙方的「明」與「暗」, 不但可確證茅盾1930年代「賣文為生」的寫作傾向, 還有助於窺探1930年代中國文壇中上海左翼作家與平津作家間複雜的人事糾葛。
一茅盾與羅念生的論爭過程
1932年10月, 上海開明書店擬策划出版一套引導青年學習各門學科的綜合性叢書「開明青年叢書」, 在叢書的作者上則是要求「延請專家學者撰稿, 做到深入淺出, 學術質量較高」。葉聖陶邀請茅盾為該叢書撰稿, 不僅出於茅盾在文壇的名聲, 還考慮到他在外國文學領域的積累。「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 知道我有研究外國文學的興趣, 也知道我過去寫過幾本介紹西洋文學的小書, 就找上門來。他們只要求我寫得通俗一點, 使中學生能接受」。茅盾也正有引導廣大青年朋友正確認識外國文學的想法:「當時我考慮, 青年們, 尤其是中學生, 正是求知慾旺盛的時候, 需要引導他們對歐洲文學及其發展有一個初步而又正確的認識, 免得他們在茫茫的書海中迷失方向。」雙方一拍即合, 約定以「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為總題先在《中學生》連載, 然後再結集出書。
茅盾剛在《中學生》第47期連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就引來了羅念生以羅睺為筆名的《茅盾先生論〈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羅念生在文中列出五點與茅盾「稍稍討論」:
(1) 關於史詩產生的年代, 他不認同茅盾說兩部史詩「姑且假定是紀元前十世紀到十一世紀」, 而認同「許多學者都推定這兩部史詩是紀元前第九世紀中葉製成」。
(2) 關於特洛伊戰爭的民族和他們的文化問題。羅念生根據最新的考古發現認為攻打特洛伊的民族很有可能不是茅盾所言的希里尼人 (希臘人) 。
同時, 羅念生認為當時希臘人雖然征服了伊琴文化但並沒有將之吸收, 故對茅盾在文中所說「採用了許多伊琴語」並不贊同。羅念生也不贊同茅盾所說當時攻打特洛伊的希臘文明比特洛伊文明落後。此外, 他認為在特洛伊戰爭後希臘並沒有建國, 因此茅盾所說「特羅亞戰爭是希臘開國第一大事件」與史實不符。關於茅盾所說「特羅亞戰爭是『伊琴文明』的最後根據地, 所以特洛亞的陷落焚毀也就是『伊琴文明』的全部滅亡」, 羅念生也認為並不是史實。 (3) 關於金蘋果的故事, 他認為這故事並不屬於《伊利亞特》的內容, 插入其中講可能會讓讀者產生誤會。 (4) 關於荷馬的姓氏問題, 羅念生認為不能據homéros一字斷定詩人是「做押頭的人」。 (5) 關於「騎」字, 他認為茅盾在文中「但看我和門涅雷阿斯單騎相會, 分個勝負」中「騎」字說法有誤, 因為當時的決鬥應該是徒步而不是在馬上。
羅念生聲稱與茅盾討論的都是「些些微的事」, 但茅盾讀到這篇刊於《大公告·文藝副刊》上的文章後頗不服氣。一周後, 他就寫出了比較詳細的回應文章: (1) 關於史詩產生的時代。茅盾認為他是依據蒲勒的觀點作出「姑且假定為紀元前十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推論, 進而認為「此二大傑作的時代更當推上去足足是三千多年前的東西了」。同時, 關於史詩產生的過程, 他認為是有一個從口頭形式到衍變成為一個固定版本這樣一個過程, 而羅睺把他說的「產生」誤會成所謂的「製成」。
(2) 關於特洛伊戰爭的民族和他們的文化。茅盾堅持認為遠征特洛伊的民族是希臘人, 而羅念生認為遠征特洛伊的民族未必是希臘人, 是誤把Mycenae地名當做一個民族或國家了。另外, 茅盾指出希臘民族從紀元前一千四百年以後一直在吸收伊琴文化, 直到形成自己的文化, 並非羅念生所言「希臘人還處在野蠻時代未能採用Mycenae的文化」。針對「特羅亞戰爭是希臘開國第一件大事」的表述與歷史很不相符, 茅盾說是自己引用中學普通西洋史教材上常有的敘述, 而不是他的「學說」。關於羅念生指出特洛伊城的毀滅並不是伊琴文明的全部毀滅, 茅盾一方面承認自己在此處用詞不當, 應該用「伊琴世界」來指伊琴的勢力範圍, 另一方面關於Mycenaean時代的終止一般是認為在紀元前一千兩百年而不是在羅念生所言「這些城子的毀滅至少是在特羅亞大戰以後」。
(3) 關於金蘋果故事不出自荷馬史詩一事。茅盾申辯說是為了講述《伊利亞特》的梗概時便於使讀者明白戰爭的起因。
(4) 關於「我們不可由Homéros一字斷定詩人是『做押頭的人』」。茅盾指明在原文中只引用了「據說」而非「斷定」。
(5) 對於「騎」字使用的錯誤, 茅盾承認了錯誤, 但他又說自己是轉述並非翻譯。最後, 茅盾堅持認為「羅先生五點中間有三點我還是信我所言」。
羅念生對茅盾的百般辯解並不滿意, 他又寫了一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討論——答茅盾先生》。文章中依舊是圍繞史詩產生的年代、攻打特洛伊的民族及其文化、金蘋果的故事、荷馬的姓氏四個方面進行: (1) 羅念生認為, 既然茅盾堅持認為史詩的產生年代是「姑且假定是紀元前十世紀到十一世紀」, 那麼茅盾應該給出理由來說明。另外, 在史詩產生的問題上, 他與茅盾的爭論點在「產生」一詞上, 茅盾指的是「傳說」的「產生」或者「最初的口頭形式」, 而自己指的是「史詩」的「產生」。
(2) 關於攻打特洛伊的民族和其文化的討論。羅念生不認同茅盾所說在特洛伊戰爭時希臘文化是指Mycenae文化, 攻打特洛伊的也不是希臘人, 茅盾所說希臘民族從紀元前一千四百年以後一直吸收伊琴文化也並不符合史實。
(3) 關於金蘋果故事的討論。他認為茅盾的文章前後敘述矛盾, 並引用H.J.Rose在A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 (即《希臘神話手冊》) 的話加以論證。
(4) 關於荷馬的姓氏的討論。羅念生認為「我們不可由Homéros一字斷定詩人是『做押頭的人』」並沒有給茅盾定罪, 只是提醒讀者Homeros一字應長讀, 應該在e上加長音符號。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討論——答茅盾先生》以羅睺筆名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後, 由於報紙編輯或排版失誤, 羅念生專門對此文重新進行了校正, 補充了一些字句, 並以「剪報」的形式寄給了茅盾。顯然, 對於羅念生這種「打上門來」糾纏, 茅盾認為「倘若再寫一篇長些的『討論』, 其實也是多餘的事」, 所以只寫了短文《再答羅睺先生》回復。在文中, 茅盾並未就羅念生的文章內容再次進行學術爭論, 而是列舉了羅念生在與他論爭中的六點錯誤: (1) 羅還是「僅僅從我的文章中挖出一句或者半句來大發議論, 卻不看看我的上下文」, 頗有些「斷章取義」。 (2) 羅此次第二文中有許多駁詰是「無的放矢」。 (3) 羅在上文中「又有了新的巧妙的『筆法』——把用語輕輕換了樣, 於是自己站在『不錯』一面」。 (4) 關於攻打特洛伊的民族和其文化, 「羅先生並沒有系統地說出他的見解, 也沒有系統地駁詰我的文字, 只是用了『游擊戰法』, 東摘一句, 西摘一句, 盡量應用他的斷章取義的筆法」。 (5) 羅對於古代史並沒有系統的觀念。 (6) 羅勤抄書是好的, 但不要以「專家」的派頭去讀書, 往往會自己做枷自己戴。對於羅睺諷刺的筆法, 茅盾也反唇相譏:「可惜《中學生》的『文章病院』久已不開診, 不然我真想介紹羅先生那文章去, 掛了個號道:『諷刺病人』一名, 但也許是瘋子病。」11可見, 茅盾這一次的回復已經不是學術探討的態度, 語氣和措辭頗不客氣, 學術論爭逐漸偏離了正軌。
對於茅盾在《再答羅睺先生》中的指責, 年輕氣盛的羅念生自然不肯服輸。1935年3月3日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又發表了他寫的《荷馬史詩討論的餘波》, 以示對茅盾《再答羅睺先生》的回應。文章以「茅盾先生在這次的回答里, 卻並沒有回答我, 更沒有和我討論;只瘋狗似的在那兒亂叫」開始, 接著, 他又逐一列出了十條算是對茅盾上文的回復。最後, 他以「你對於一條瘋狗, 有什麼辦法」作結。
這場關於荷馬史詩的學術論爭持續半年多, 雙方在上海的《中學生》和天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你來我往。第一個回合雙方還是實事求是地進行學術上的討論, 但第二個回合從茅盾開始就不再探討關於荷馬史詩中的相關問題, 而是互相指責, 進而人身攻擊, 偏離學術批評的規範。雙方的爭論不但沒能在學術上達成共識, 反而是以互相人身攻擊結束, 這其實也是現代文學論爭普遍存在的現象。
二茅盾與羅念生論爭之餘波
就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刊出《荷馬史詩討論的餘波》的文末, 見證這場論爭全過程的文藝副刊編輯沈從文 (署名發稿人某甲) 特地寫下了一段編者白:
羅、茅盾兩先生, 關於討論荷馬史詩希臘演劇等問題, 編者以為凡屬討論, 引用錯了的改正, 批評錯了的也認錯, 自然是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一連登載了兩篇羅睺先生的文章。但到近來兩方面嫌討論不清, 諷刺不足, 還大罵另外一人作「瘋狗」時, 兩人文章既然都不是在告給讀者「瘋狗」一名辭的用法, 這討論似乎也就應當結束了。編者意茅盾先生的文章, 原只是寫給中學生看的, 譬如說到希臘看戲不花錢這類小事, 羅睺先生若果不擔心中國中學生因此就只想看不花錢的戲, 給茅盾先生私人一個信提提, 也就得了, 此後不用再說頂好。茅盾先生若覺得羅睺先生的批評是「挑眼兒」, 下次中學生還要有什麼複信時, 對於文氣上如並不關緊要, 編者以為就不妨把「瘋狗」兩個字去掉。因為從讀者觀點說來, 明白是非是多數人需要的, 互謚「瘋狗」對讀者卻並無多大興味。
沈從文一開始是抱著支持一場學術討論的目的刊載羅睺的文章, 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他控制的範圍, 茅盾先諷羅為「瘋子」, 羅進而罵茅盾為「瘋狗」, 學術爭論演變成人身攻擊。所以, 沈從文試圖通過《編者白》進行委婉的批評和規勸, 希望雙方化解矛盾。同時, 也宣布《大公報·文藝副刊》不再刊登與論爭有關的文章。
儘管沈從文勸說雙方「這討論似乎就應當結束了」, 但事情並未就此打住。正如羅念生在《荷馬史詩討論的餘波》中預告說「關於希臘戲劇的討論, 我們不妨移到另一個地方去吵鬧」, 一個月後, 圍繞茅盾及他的系列講話文章的批評再次出現, 不過這次變成了「圍攻」。1935年4月10日, 柳無忌、羅暟嵐、羅念生、水天同等人成立的「人生與文學」社創刊了《人生與文學》雜誌, 這場論爭及餘波又在《人生與文學》上繼續發酵, 該社成員柳無忌、羅暟嵐、水天同等都參與了對茅盾的圍攻。在創刊號上的「文壇短評」欄目中, 柳無忌 (署名嘯霞) 的《說話難》中有這樣一段:「人們尚可以閑話世界文學、從英、日文里翻譯出許多弱小民族的作品, ——『弱小』, 在老大的資格文壇內這名詞多麼動聽!或者, 好在大家都不懂, 給中學生販來一些希臘知識, 也有教育的效率, 只要不自己矛盾或不遇著瘋狗就好了。」顯然, 柳無忌在這段文字中諷刺的對象就是茅盾, 因為茅盾在20年代起就提倡並身體力行翻譯介紹大量的弱小民族文學, 參與《文學》的編務後, 又力主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學專號」。而介紹「希臘知識」就是指之前茅盾在《中學生》發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而「不自己矛盾或不遇著瘋狗」自然就是指茅盾與羅念生關於荷馬史詩的學術討論中由學術論爭上升為人身攻擊一事。
稍後, 《中學生》雜誌連續在第55—56期發表了茅盾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系列之《〈神曲〉》, 很快引來了水天同的批評《茅盾先生的〈神曲〉》, 他認為茅盾「對於他自己介紹的作品並未謀面, 對於別人關於《神曲》的論著無力判別去取」, 所以錯誤百出, 如把匱爾夫黨里黑白兩派弄成匱爾夫 (黑黨) 和琦勃林 (白黨) , 認為但丁組織第三黨、「大狗」變成「大可汗」、《神曲》初寫和改正的時間的自相矛盾、對三界 (即「地獄篇」、「凈界篇」和「天堂篇」) 的介紹錯誤層出, 越到後來越多, 等等。甚至認為茅盾文章的行文組織也漫無章法, 東鱗西爪、糊塗而且渺茫。最後, 水天同對茅盾的《〈神曲〉》一文主要做了如下結論:第一, 茅盾不懂《神曲》作者是何等樣人, 所以給但丁下了許多鄙夷的批評和污衊的字眼。第二, 茅盾沒有讀過或者沒讀懂《神曲》, 所以有大量笑話迭出、不成體統的介紹。第三, 基於前面兩點, 茅盾的《〈神曲〉》一文有污衊古人的罪過, 貽誤青年的危險。顯然, 水天同撰寫此文, 儘管指出茅盾文章中的多處錯誤, 但他的語氣、措辭近乎謾罵, 已經不是學術探討的立場, 完全偏移了學術爭鳴的規範。
筆者沒有查閱到茅盾反駁水天同的文章, 但他應該讀到了水天同對他《〈神曲〉》的批評文章。利用自己參編《文學》之便, 茅盾在《文學》上刊出了《更聰明的「沉默是聰明的」》, 勾畫出文壇中某些人自己不作卻大肆罵人家作品或翻譯或介紹的情狀:
今年的風氣是:因為「我」沒有作品或翻譯或介紹, 所以我有權利去罵別人的作品, 翻譯, 或介紹, 全是不對的。換句話, 「我」所沉默者, 工作的成績也, 而「我」所不.沉默者, 罵人家的「我」的一張嘴也。
……
這位英雄的「本質」, 我們倒是一目了然的。.他是因為自家從不介紹, 所以不是什麼的追隨者;因為自家不作, 所以有權利罵人家「如此淺薄」。他無所為, 乃見其高深莫測!他翻譯或介紹的筆是沉默的, 而「罵」人家的嘴卻「不沉默」, 所以他是永遠立於不敗的地位——他是比「沉默是聰明的」更聰明的「不沉默者」。
在文中茅盾批判的矛頭對準的是張露薇, 但聯繫到羅念生、柳無忌、水天同等人不久前對茅盾的謾罵, 而此時羅念生、水天同等人在翻譯、介紹西方文學名著方面也還未取得顯著成績。所以, 在筆者看來, 茅盾借批判張露薇, 實際上也對羅念生、柳無忌、水天同等人的批評作出了回應。
1935年12月, 茅盾寫完「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系列之《〈戰爭與和平〉》後, 按原先的預定計劃, 彙集這些系列文章交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1936年6月, 初版《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納入「開明青年叢書」由開明書店推出。稍後, 《人生與文學》上也刊出了署名石君的文章《介紹與翻譯》, 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介紹家之病根, 對他們的介紹文章 (包括論西洋文學各作家的文章, 或闡明西洋文學的流派及主義等著作) 給予嚴厲的批評:「這些介紹家大概不讀作品, 專讀批評文章。至於不讀作品, 是否能全理會得他人的批評, 似從不考慮, 一遇機會, 就生吞活剝, 剽竊成中文, 名之曰介紹。所謂介紹, 當自己先認識那個人;而中國之介紹文, 多是道聽途說 (甚至於連這也未聽懂) , 自己未見面, 便替人介紹, 豈非膽大妄為?其忠誠實尚不及最低能之翻譯!」儘管此文並未指名道姓提及茅盾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和《漢譯西洋文學名著》, 但茅盾的這兩部著作顯然屬於石君批評的對象。
儘管此前羅念生與茅盾關於荷馬史詩的討論不歡而終, 但羅念生並未放棄對茅盾關於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系列論文的關注。茅盾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一書問世不久, 他又以羅睺為筆名寫了書評《〈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這篇文章主要以書中第二章《伊勒克特拉》為對象, 認為此章內容「有很多地方不妥當」, 故再來與茅盾進行商榷。羅睺列出了「挖腰包」、「瓶畫」、「希臘戲劇的起源」、「參戰事」、「木座位」、「舞台」、「歌對」、「關於『捧祭酒者』」、「關於幼里披底」、「三個演員與『三一律』」十點, 認為茅盾的觀點是錯誤或不妥當的。羅睺在文中的語氣、態度是平和的, 對於茅盾文章中的錯誤也是抱著學術討論的態度, 「希望茅盾先生一一指教。如果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希望茅盾先生把這一章好好修改一遍」。
羅睺希望得到茅盾的再次回應, 但筆者沒有查閱到茅盾對於羅睺批評《伊勒克特拉》的反駁文章。儘管在出《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單行本時, 茅盾對各篇文字進行了校閱並修改了一些細微處, 但對於羅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的錯誤, 茅盾自己認錯的地方在單行本里進行了更正外, 其餘地方仍堅持己見。對於水天同對《〈神曲〉》的指責, 茅盾也沒在出版單行本時加以修改。羅對於《〈伊勒克特拉〉》的批評,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在後來的再版中也未見改動。
三茅盾與羅念生等人論爭之「明」
從茅盾、羅念生等人的論爭過程及餘波來看, 這場論爭從1934年9月開始, 到1937年還在持續, 《中學生》《大公報·文藝副刊》《人生與文學》《文學》《國聞周報》等刊物作為雙方論爭的平台, 涉及的作家有茅盾、葉聖陶、沈從文、羅念生、柳無忌、水天同、羅暟嵐等人。論爭的起因是「些些微的事」，但論爭雙方卻不惜時間和精力, 在報刊上大打筆戰, 所以有必要探討引發這場論爭的諸多因素。
還是從開明書店的「開明青年叢書」談起。葉聖陶對「開明青年叢書」的內容曾有過定位:「編撰的通俗化和筆致的文藝化。通俗化, 就沒有艱深難曉的毛病;文藝化, 就盡多引人入勝的妙處。」可見, 葉聖陶在約請茅盾撰寫系列文學講話之時, 應該告訴了茅盾撰寫文章的要求, 故茅盾寫作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系列文章實際上是「命題作文」。但茅盾對葉聖陶的約稿要求顯然有自己的發揮, 他從丹麥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寫作風格受到啟發, 「在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後, 卻是用講故事的方式闡述文學史的發展, 形象地描繪作家的生平和他們各不相同的性格, 從而評論作品的特點, 『宣傳』自己的觀點。」這樣的文章, 「絕不會被羅列的史實和枯燥的說教弄得混混然, 而是得到一次充分的藝術享受」。正是效法勃蘭兌斯的寫作風格, 茅盾開始了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系列文章的撰寫。
在《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由開明書店出版之際, 催生、見證了這部著作問世的葉聖陶還親自為該書撰寫了宣傳廣告:
本書以作品為本位講到它的時代背景, 作者的藝術手腕, 以至文學史上的同類作品。從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起一直講到俄國近代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止。全書近二十萬言, 茅盾先生用了他的創作手筆寫述本書。娓娓動人, 絕無沉悶晦澀之弊。即使不是文學研究者, 讀了也會發生無窮的興趣。附圖數十幅, 可作誦讀時的幫助。
這則廣告除了介紹該書的主要篇章以及各章的主要內容之外, 對該書的寫作特色有精準的概括:一是「茅盾先生用了他創作手筆寫述本書」;二是該書的內容以及文字「娓娓動人, 絕無沉悶晦澀之弊」。在葉聖陶看來,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通俗性和趣味性達到了預期, 對「普及外國文學, 向青年進行外國文學知識的教育」是非常適合的。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是以勃蘭兌斯在哥本哈根大學主持美學講座 (1982—1890) 的講義為基礎, 「凝聚了他近二十年的心血, 後經整理成書」, 可見是經過了著者不斷的增刪、凝練。回過頭來, 再看茅盾對於寫作《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準備, 可見, 茅盾撰寫《〈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前的準備很不充分, 四年前身處域外所獲得的參考資料十分有限, 而且又是在1934—1935年間「打了各種各樣的雜」的忙亂心境下寫成。因為參與主辦的《文學》雜誌, 主編傅東華把「審定創作稿件和給『社談』欄寫文章這兩大項工作都推給了」30他, 還要他包寫作家作品評論, 還有大量書評、短論等評論文章。在為《中學生》連載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同時, 他又趕寫了一本約十萬字的《漢譯西洋文學名著》。除了評論 (論文) 之外, 其間他還創作了大量的散文、速寫、短篇小說以及翻譯作品。可以想見, 在這種忙亂的環境下, 茅盾寫出的系列講話文章本身就屬於「急就章」, 加之「以創作手筆寫述本書」本身就意味著學術的嚴謹讓位於通俗性和趣味性。所以, 茅盾的系列講話在通俗性和趣味性上達到了預期, 但在學術的嚴謹上則與《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迥然有別, 文中不加標註地隨意引用別人的觀點, 而且不加判斷和論證, 以致出現了不少以訛傳訛的史實、各種想當然的推測。稍有較真者, 茅盾的文章就成為了批判的靶子。
而發現茅盾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有錯誤的柳無忌、羅念生、水天同、羅暟嵐等人, 他們在西方文學領域的積累顯然不是普通中學生或一般青年人能比。他們都有從事文學創作、文學翻譯的經歷, 又都曾留學美國, 對西方文學有系統專門的研究, 並獲得過文學碩士、博士學位。如柳無忌於1927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後, 開始留學美國。在勞倫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 於1928年進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31年春, 完成博士論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並獲得通過。1932年8月, 任南開大學英文系教授。羅念生於1929年由清華公費派往美國留學, 入俄亥俄州立大學英文系, 1932—1933年在康奈爾大學作研究生, 選讀希臘文學與考古學。水天同在清華讀書期間, 曾擔任《清華周刊》的總編輯。1929年赴美留學, 先入歐柏林學院, 後入康奈爾大學。1931—1933年又在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1934年赴德國、法國遊學, 其間有學習德語、法語。回國後在青島山東大學英文系任講師。羅暟嵐於1929年由清華公費派往美國留學, 進斯坦福大學文學系, 主修英美語言文學。後又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攻讀英美文學。1934年7月回國, 任南開大學英文系教授。
而對茅盾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伊勒克特拉〉》《〈神曲〉》有過具體批評的羅念生和水天同, 他們分別對古希臘文學和中世紀文學有過專門的研究。羅念生在1928年就閱讀了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的英譯本。1933年從希臘原文中譯出了希臘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的劇本《伊菲革涅亞在陶洛人里》, 並由趙元任介紹給了商務印書館。1933—1934年在雅典美國古典學院, 系統學習了雅典城地方志、古希臘建築、古希臘雕刻、古希臘悲劇。課餘時間又赴希臘各地參觀, 「在希臘時期對古希臘文化十分嚮往, 把古希臘文學看做世界最高峰」。1934年初冬, 還應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柳無忌之邀, 為南開英文系學生作荷馬和希臘戲劇的學術講座。水天同1930年在康奈爾大學選修過中世紀拉丁語, 1931—1933年在哈佛大學研究院期間, 又專攻英國中世紀文學, 兼讀比較神話學, 並曾跟從瑞恰慈教授學習語義學和文藝批評。茅盾撰寫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對中學生 (青年人) 有啟蒙之功, 33但在羅念生、水天同、柳無忌、羅暟嵐等「專家」眼裡, 要挑出錯訛自然是頗為容易的事。
四茅盾與羅念生等人論爭之「暗」
羅念生、水天同等人就茅盾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神曲〉》《〈伊勒克特拉〉》等文章展開的討論, 明面上是就茅盾文章中的一些歷史史實、故事情節、人物等錯誤與茅盾進行討論。但正如沈從文所說, 本來可以私下通過交流來溝通, 但雙方不惜筆墨, 公開在報刊上大打筆戰, 背後似乎還有一些因素也間接促成了這場論爭的發生並進而升級為人身攻擊、謾罵。作為論爭當事人的羅念生在70年代末的一段回憶或可揭開這場論爭背後的隱情:
我於1934年秋回國, 時各大學均已開學, 找職業為時已晚。在上海見到李濟之, 他介紹我到北平找胡適。胡約我給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編譯委員會譯希臘悲劇 (共譯了七部) , 月支120元。我對胡很尊敬, 因為他有勢力。……
……
這個時期因為職業不順手, 我到處奉承人, 拉私人關係, 養成自卑感。在北平同所謂「京派」文人, 如楊振聲、沈從文、朱光潛、梁宗岱、孫大雨搞在一起, .在《大公報》文藝副刊、《論語》、《西風》等刊物上發表文藝作品, 在《大公報》上辦過詩刊, 與梁宗岱合編。曾和茅盾同志為了荷馬史詩問題發生爭論, 並時常寫文章批評鄭振鐸同志, 和左翼作家很疏遠,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這段回憶文字寫於1978年, 當時的思想解放還處於乍暖還寒時期, 「京派」文人在文學史上還處於受批判的境地, 但羅念生的這段回憶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 即羅念生等人對茅盾的批評不僅僅是因為茅盾文章中的錯誤, 雙方在文學立場、寫作態度上「不對付」也是重要的誘因。
眾所周知, 沈從文首先挑起了「京派」與「海派」的論爭, 他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報·小公園》上發表的《文學者的態度》《論「海派」》《關於「海派」》《談上海的刊物》, 重點是對當時文學商業化的批判, 指責大多數作家 (特別是上海的作家) 是「玩票白相的文學家」, 「以放蕩不羈為洒脫」, 「以終日閑談為高雅」, 他們的特性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 投機取巧, 見風轉舵, 根本不可能寫出「紀念碑的作品」。沈從文主持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除了自己的幾篇批評『海派』的文章之外, 還發表了相當數量的這方面的論爭文章, 使該刊無形中被視為『京派』的一個陣地」, 同時, 他「又在該刊上大量發表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中心的北平學院中作家的作品, 也使得這些作家被文壇上視為『京派』成員」。所以, 當茅盾發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後遭到來自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羅睺文章的批評時, 明眼人一看就覺得是「京派」對茅盾的批判。
從茅盾對羅睺文章的反應看, 他對來自《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批評頗為敏感。羅睺的文章在1934年9月12日刊出, 茅盾的回應文章在10月1日就見刊, 反應不可謂不快。茅盾的回應僅限於就羅睺文章中的幾點問題進行回應, 似看不出他是在回應「京派」的批評。但茅盾在與羅念生論爭期間還寫了《〈東流〉及其他》《「質地」的征服》《談封建文學》《文藝經濟人》等系列文章, 涉及的主要對象卻是京派的刊物和人。如在《〈東流〉及其他》這篇文章中, 他把左翼的刊物《東流》和京派的刊物《學文》進行對比, 認為《東流》是「向上生長的幼芽」, 而《學文》則是「爛熟的果子」, 儘管從《學文》上的作品能看到圓熟的技巧, 「但在圓熟的技巧後面, 卻是果子熟爛時那股酸梅氣——人生的虛空」。在《「質地」的征服》中指責北方文人學者首先挑起南北文壇的戰爭, 但他認為南北文壇的鬥爭是質地的鬥爭, 北方的學者文人要批評南方作家作品, 除了「從自己的貨色的質地上去用死功夫外, 並沒有別的巧妙辦法」。《談封建文學》和《文藝經濟人》又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北方文人的領袖胡適。總之, 從茅盾這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他對「京派」的批評態度。
「京派」本身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社團, 只是在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 文學的中心南移到上海後, 繼續留在京、津地區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個作家群。儘管他們常相過從, 談文論藝, 互相砥礪, 互相切磋, 但成員間的文學觀並不一致, 在具體文藝問題上也時有爭論, 如梁實秋批評林徽因的詩晦澀難懂, 引來了朱光潛、朱自清的批駁;梁實秋、胡適針對看不懂的新文藝與周作人、沈從文、廢名進行了爭論。羅念生、柳無忌、羅暟嵐、水天同等人儘管在北京、天津、山東等地讀書、工作, 與京派成員沈從文、朱光潛等關係密切, 但並非京派核心成員, 相反他們與京派成員之間還有過一些學術論爭。如水天同的《胡梁論詩》《我亦一談「看不懂的新文藝」》, 批評梁實秋和胡適的詩歌主張。羅念生與林庚、朱光潛、周煦良就詩歌音節和形式進行長時間的論爭等。而且, 他們都出身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第二個搖籃」的清華學校, 在清華讀書以及美國留學期間就形成了一個小的交際圈。1935年初, 他們又公開建立了自己的小團體, 即人生與文學社, 陣地有《益世報·文學周刊》和《人生與文學》等, 「希望能為新文學做個衛士兼護士, 為倡導文學的健康發展作一點貢獻」。
1934年3月, 柳無忌受《益世報》主筆錢端升邀請主編《益世報·文學周刊》, 在發刊詞《為新文學辯護》中, 他指出了當前文壇文人頹廢放蕩, 文學成了宣傳的工具, 結黨結派互不相容的現狀, 提出既要繁榮文學創作, 極大地促進文學的健康發展, 又要防止文學偏離文學的軌道, 成為一種工具。後來, 柳無忌與羅念生、羅暟嵐等創辦《人生與文學》雜誌顯然與他主編《益世報·文學周刊》的文學觀一脈相承。水天同發表在《人生與文學》創刊號上的《文章的需要與需要的文章》可視作該社成員共同的文學觀的體現。在文章中, 水天同對當時的不斷變化口號式的文學給予了批判:「一般糊塗和滑頭的所謂文藝論家, 今日談文學上某種主義的奇蹟, 明日論××文學之最為我們需要, 空頭支票, 大開而特開, 於是忽而『血淚文學』, 忽而『非戰文學』, 忽而國家主義, 忽而普羅革命, 忽左忽右, 忽東忽西, 其結果使一般與文學藝術無緣的可憐蟲反得以仰首伸眉, 譏評文藝。」他認為我們今日所需要的與從來及將來所需要的是「真實的, 不作偽的技術高明的文章」, 不需要「虛浮的, 趨時的, 鄙俗粗淺的文章」。可見, 柳無忌、水天同等人在文學上追求自由主義文學立場。這一立場顯然與茅盾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學觀相對立。
除了文學觀的不同之外, 羅念生、水天同以及柳無忌等人對茅盾的批評和圍攻還有對茅盾商業化寫作以及帶來的「粗製濫造」的不滿。有研究者指出:「賣文為生構成了茅盾30年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命樣態,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從事的小說創作,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某種『賣文』的印跡。」除了文學創作有賣文的痕迹, 茅盾撰寫學術論著同樣也有經濟利益的考慮, 而且相比文學創作的創造性工作而言, 茅盾撰寫的學術論著如《中國神話研究ABC》《希臘文學ABC》《騎士文學ABC》《西洋文學通論》《神話雜論》等大多屬於編著, 只要有參考資料, 就比較容易寫成。「當現實生活難以為文學創作提供相應的生活保障時, 他會在現實壓力面前低頭, 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 甚至會畏葸不前、知難而退。」46就《世界文學名著講話》而言, 茅盾還有炒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學通論》冷飯的嫌疑, 把兩書的目次作一比較, 發現「《西洋文學通論》裡面除緒論是多餘, 及第八、九、十三章內容寬廣得多之外, 兩書的綱目就完全相同了。不但如此, 便是在文字敘述上, 也找得到許多相同的地方」。可見, 茅盾撰寫《世界文學名著講話》有明顯的賺取稿費的目的。48甚至在連載期間, 為了優厚的稿酬, 茅盾還答應亞細亞書店老闆, 「急急忙忙趕寫了一本同類性質的書——《漢譯西洋文學名著》」。與此同時, 茅盾還為編《文學》忙於打各種各樣的雜。所以, 茅盾寫這些系列文章時根本來不及查閱各種參考資料再斟酌下筆, 急就章在所難免, 學術質量自然不高。而在柳無忌、羅念生、水天同等人看來, 茅盾以賣文為目的寫出的文章有粗製濫造的嫌疑, 而他們對文壇上這種現象深惡痛絕:「文壇上有一種人, 稍微有點虛名, 便自己以為了不得, 什麼都來, 詩, 小說, 批評, 戲劇, 小品文, 什麼都談, 什麼都寫, 卻什麼也不行。一大批粗製濫造的東西, 在各種大小刊物上發表了出來, 欺騙讀者, 糟蹋紙墨, 這種風氣在上海似乎更利害, 無怪有人提出了『海派』這名詞。……他們憑藉著一點浮名, 以粗劣的作品, 佔據了各種大小的刊物, 使新的有希望的作家無法與讀者相見。」
1930年代初開始, 左翼文人及文化在中國社會處於引領之勢, 左翼作家在文壇勢力頗為壯大, 這對自由主義文人來講本身就構成了威脅。而上海的商業化環境又讓不少左翼作家在文學生產時不夠沉著, 這又讓這些留學回國並在高校任教的學院派文人所不齒。羅念生、水天同、羅暟嵐等人在文壇聲名不顯, 加之剛留美歸來, 極欲充當新文學的衛士兼護士, 自然也少了許多顧忌, 他們回國後在與師長們的交流中以及接觸到左翼作家的文章後, 對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所宣揚的政治、文學觀有所不滿, 當茅盾「急就章」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與讀者見面時, 他們無疑找到了向左翼文人開火的對象, 而且這個對象又是左翼作家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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