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天橋下等施捨 「學雷鋒」的真實人生狼狽不堪

劉光建心裡裝著一個300億的大項目。計劃書擬好了，可錢還沒有著落。

按照設想，這個雷鋒文化基地的項目包括籌建雷鋒大學、共產主義大學、共產主義倒計時紀念碑、共產國際紀念堂、共產國際遊覽參觀中心等設施。他希望在10年內籌到錢，將其建成未來的國際信仰中心、青少年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心。

他找來志願者丁愛平研究如何找到錢。對方問：「別人投資300個億，有什麼回報？」劉光建說：「你都成歷史人物了，像留下金字塔、長城、兵馬俑一樣，還要什麼回報？」

宣傳雷鋒精神是劉光建的人生目標。

為此，62歲的他已經將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交付給這條「長征之路」。從1999年開始，他駕著三輪汽車漫遊全國，準備組建100個雷鋒擦鞋班，幫扶1000個殘疾人和下崗職工。

由於缺少穩定的經濟來源，他不得不靠別人的施捨度日，也常夜晚到菜市場撿拾被丟棄的菜維持溫飽。他把雷鋒簡介和報道自己的報紙貼滿車體，每到收費站就拿著報紙說服工作人員免費放行。他幾乎走遍了全國所有的省份，無論嚴寒酷暑，白天擺攤，夜晚睡在車上，好多年沒有回家。

這麼多年了，這個人還在學雷鋒

「我活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這是雷鋒在日記里對自己人生目標的定義。1962年8月15日，一場意外讓他的生命定格在22歲，但「向雷鋒同志學習」，走雷鋒成長的道路，成為一代人的選擇。

雷鋒去世那年，劉光建不滿6歲。可他的人生與學雷鋒熱潮交織在一起。

1971年，劉光建入伍。和雷鋒一樣，他幫助老人劈柴擔水，幫當地人修橋補路，為戰友和學生理髮、修理生活用具。他的事迹被刊發在新華社報道中。部隊黨委給他記了二等功，號召指戰員向他學習。曾經為雷鋒拍照的攝影師張峻也去部隊給他拍照。

《昨日狂想曲》劇照，張峻拍攝的雷鋒和劉光建

紀錄片《昨日狂想曲》里，劉光建拜訪張峻。張峻找出當初為其拍攝的影像。照片中，劉光建猶如翻版的雷鋒，面容俊朗陽光，帶著微笑，連拍攝的姿勢和場景都很像。看到這些照片，劉光建有些激動，他向張峻下跪表示感謝，「是你們把我推到這個位置上的。」

回到七十年代，那時劉光建正夢想著成為「第二個雷鋒」，但突然的事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74年，全國學雷鋒表彰大會選中劉光建發言。表彰大會前夕，劉光建向輔導員提議，希望到學校去宣傳。隨後，輔導員將他的建議轉給政委，他被認定為「驕傲自滿，搞個人崇拜」。受不了批評的劉光建哭了，一氣之下跑回了家。

紀錄片中，劉光建在講述這段經歷時，覺得當初的自己太年少無知。大會前逃跑是很嚴重的事故，為了交差，他被送進精神病院。劉光建認為「這是個陰謀」，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是我走得太遠，而是你把我逼到這個風口浪尖；不是我站得太高，而是你把我逼到這個英雄的頂峰。」

1977年，劉光建申請援藏，進入西藏氣象局工作。他是司務長，每天買菜做飯，幹了將近20年。紀錄片中，劉光建再次回到老單位。他說，希望將來別人說「這麼多年了，這個人還是在學雷鋒」。

1999年，劉光建走上了宣傳雷鋒精神的漫長之路。他的交通工具從三輪自行車、三輪汽車到兩輪平板車。每到一個城市，他以擦鞋為生，賺到錢就買用具，贈給徒弟。

《昨日狂想曲》劇照，劉光建開著學雷鋒專車在西藏

他很快受到媒體關注。「中國職業雷鋒第一人」「新長征英雄」……在很多城市，他被攝像機和閃光燈包圍。他說自己的事迹已經被報道六百多次，希望通過媒體在每個城市把「學雷鋒」搞成一個個小高潮。

為了這項事業，劉光建不得不犧牲家庭生活。新京報的一則舊聞報道，劉光建的父親在2000年去世，從同鄉那得知這個消息時，已是五年後。他第一段婚姻留下來的女兒已二三十歲，而劉光建對她的印象還停留在七八歲。

家人對他的事業似乎也不理解。紀錄片中劉光建說：「你能想到嗎？我最愛的女人打我，我最好的兄弟也打我。我是什麼學雷鋒標兵，好荒唐。」

一場「掏心窩子」的持久戰

黎小鋒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劉光建的場景。那是2007年的上海街頭，兩面紅旗插在車上，音響里放著震耳欲聾的紅歌，劉光建坐在車前給人擦皮鞋。黎小鋒走上前與其交流，不到5分鐘，他就做出了要拍攝劉光建的決定。

對於劉光建的事迹，黎小鋒覺得不可思議的同時，也產生很多疑問。千篇一律的說辭不是黎小鋒想要的，他知道走進劉光建是一場「持久戰」。為了讓他掏心窩子，黎小鋒將這次拍攝比作「相愛相殺的貓鼠遊戲」。

他跟隨劉光建輾轉全國各地，一次又一次追問其內心的「秘密」，但每次總是無疾而終。劉光建較強勢，說起話來咄咄逼人，拋出的問題他總能很快找到切口進行「完美回擊」。爭執和矛盾伴隨整個拍攝過程，黎小鋒時常感到自己的笨拙和無力，他不止一次想過放棄。

這部紀錄片拍攝了接近8年。每年黎小鋒去跟拍劉光建兩三次，每次最多不超過兩周。兩個人剛開始還相安無事，後來越來越難相處。「就像談戀愛的兩個人，見了面要吵，不見面又很想念。」

與家人的關係及當年從部隊出走的原因，劉光建總在逃避。一有時機，黎小鋒就進行追問。有一次，劉光建被激怒了，對著鏡頭吼，「你敢把這些剪到片子中嗎？」這次爭吵讓兩人都很受傷，一年多沒有聯繫。

最終，黎小鋒將自己與劉光建的爭執作為線索，剪輯完成了紀錄片，取名《昨日狂想曲》。這是黎小鋒周期最長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困難的一部。2016年該片獲得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獎。但黎小鋒心中仍有遺憾，他嘗試過很多次，卻一直沒有等到劉光建與前妻、與家裡的兄弟姐妹見面。

《昨日狂想曲》劇照，劉光建在路上

拍攝過程中，黎小鋒從最初的質疑，到慢慢地理解劉光建。他認為，劉光建是唐吉訶德式的人物，會為自己的信念犧牲一切，雷鋒文化基地就是他的烏托邦。

黎小鋒希望在《昨日狂想曲》中展現大歷史與小人物的關係。紀錄片中有個精神失常的老太太，她給劉光建塞吃的，在他的攤前載歌載舞，大唱革命歌曲。

黎小鋒說，他們一路上碰到過很多精神有問題的人。這些上了年紀的精神病人，頭腦中似乎烙下了「紅色年代」的深刻印記。

紀錄片結尾，一年多沒聯繫的劉光建和黎小鋒再次相見。2013年是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50周年，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等聯合30多家媒體機構評選了50位學雷鋒模範，劉光建是其中一位。

頒獎典禮在釣魚台國賓館，黎小鋒記錄下身穿軍裝、戴上綬帶、胸前別著大紅花的劉光建，主席台上，他將發到的獎金壓在證書後面，微笑著和眾人合影。

第二天，劉光建帶著一位徒弟，想去廣場擺攤擦鞋，並拍照留念。可鞋箱、凳子剛放好，武警就告訴他這裡不允許擺攤。

劉光建在廣場擺攤擦鞋

就像多年前，他開著自己的三輪汽車圍著五環轉圈，不能進城一樣。人生最重要的時刻，總是充滿戲謔。這一次，他同樣狼狽不堪，匆匆離開。

「我不想再聽冠冕堂皇的話」

穀雨：你在自述中說「從他那裡，我註定一無所獲」，最初你們的交往是怎樣的狀態？

黎小鋒：其實我對他們這種公眾人物也挺了解。一開始就有準備。他們一直說著冠冕堂皇的話，很少會給你掏心窩子。我就想從老劉開始，要做一個突破，讓他們這種人也能講出真實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和老劉的交往比我以前所有的拍攝對象都要難。

穀雨：你怎麼評價劉光建和他做的事情？

黎小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老劉把學雷鋒當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我尊重他的選擇。

穀雨：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八年，你對他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黎小鋒：剛開始我對老劉持懷疑態度，覺得他講的東西很多是假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用這麼長時間做這個片子。老劉對公眾講的東西基本沒有任何變化。如果你滿足於他那一套，3天就可以把影片拍完。我不滿足，我覺得要去觸接真相，觸及人的內心，所以他行程中重要的時間節點，我都去跟拍。

比如他去西藏，回到以前的工作單位，我就跟著他去，發現他的確在那裡工作過。他去東北拜訪張峻，給這位曾為雷鋒和他都拍過照片的老人下跪，就知道他講的那些過去基本是可信的。通過這兩個地方，我確信了對老劉的一些看法。

穀雨：你之前寫過一本書《作為一種創作方法的「直接電影」》，講到了「不介入」「不控制」的拍攝手法，但本片你是從第一人稱出發介入老劉的生活，你是如何看待這兩種創作方法的？

黎小鋒：2004年我在讀博時開始寫那篇論文。我早期的《夜行人》《最後的秘密》都採用直接電影的方法，觀察為主。我的原則是有限介入和控制，我把這種美學方式概括為「壁上觀世相」。當時做那個研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我知道，做片子不應該局限於我研究的方法或以前用過的拍攝方式。

我比較遵循一種原則，隨物賦形，拍攝到什麼素材，認識的人是什麼樣子，基本還是按照最真實的狀態去還原，不去篡改人生。

但面對新題材、新人物，拍攝方法很多時候得調整。你會發現，按照以前的方法，客觀的方式好像不行了。老劉一直在和我辯論，拍了幾年以後，我越來越明確地知道，應該把我和老劉爭論的這個線索剪輯進去，把我和老劉之間不得不揭示的關係呈現出來。

《昨日狂想曲》海報

穀雨：有評論說沙畫的出現會比較突兀，你當時是如何考慮的？

黎小鋒：我每次去拍攝老劉都是坐火車或汽車，一路去找他。我在路上會想，哪些場景比較觸動我，剪輯中應該呈現一條怎樣的隱喻線索。我在拍攝過程中會寫一些片段和詩句，經常想著怎麼把它影像化。

後來，剛好認識一位對沙畫很感興趣的朋友，而且我看過他以前的作品覺得挺有意思。我跟他講自己的一些設想，沒想到他能非常快地領會我的意思，把它表現得非常合適。所以，我就請他把我要表現的場景用沙畫的形式呈現出來。影片中的呈現，超出我的預期。

這是老劉的烏托邦

穀雨：影片中老劉不願意提及過往和家人，但你還是一次次地試探。面對這樣的倫理問題，你是如何處理的？

黎小鋒：老劉是一個性格強悍的人。他是一個說教者，永遠在教訓別人。這和一般拍攝弱勢群體不同，我不覺得我的問題是在挑釁他。對他來講，壓根就不構成傷害。

以前拍攝《夜行人》時，我也遇到過倫理問題。主人公是個盲人，有一個智力障礙的女兒，我在和她們交往的時候會非常注意，不去觸犯隱私，不違背基本的倫理問題。基本都是靠經驗去判斷，很多情況你自然而然會關掉攝像機，不拍。拍老劉也是他說不要拍攝，我也就關機了。

穀雨：影片結尾有個鏡頭我特別喜歡，一個落下的孔明燈在風中滾動，當時是在什麼情況下拍攝的？

黎小鋒：當時我到廣安拍攝，老劉孤獨一個人，在那裡過春節。我去找他的時候，兩人又爭論了一回，大家心情都不愉快。那天晚上我們有點疲倦，準備結束了，老劉坐在凳子上抽煙，我一抬頭看到空中飄著一個孔明燈，快要掉下來了。風一吹就向我們這邊飄，我心裡在想飄到老劉邊上就好了。然後真的慢慢飄過來了。老劉是個聰明人，不用我指揮，可能孔明燈也觸發了他的某種情緒，他就一動不動地盯著看。所以那個片段是渾然天成的。長期和拍攝對象待在一起，經常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場景出現。

《昨日狂想曲》劇照，老王孤獨一人過春節

穀雨：這部影片你想表達的是歷史對一代人的影響和改變嗎？

黎小鋒：我顯然是想表達大歷史和小人物的關係。標題一開始是《老劉狂想曲》，中間有一個紅五星，後面有一個片子也用了紅五星，我們就去掉了紅五星，把標題改為了《昨日狂想曲》。

因為老劉貌似在不斷往前走，其實是一步步往後退，他想回到他的過去。就像影片中有一個沙畫場景，老劉踩著他的三輪車，拚命地追趕一輛呼嘯遠去的列車，其實它就是想像中的時代列車，時代列車已經一去不復返，老劉還在苦苦追趕。

穀雨：老劉現在還在全國遊走嗎，最近情況如何？

黎小鋒：現在已經不在全國漫遊了，他在一個大橋底下安頓下來，像一個流浪漢。我最近和他聯繫過，準備給他寄點錢過去，但是他說他挺好的，沒有接受我給他的錢。

他這個人喜歡硬扛，我有時也很擔心他。前幾年有朋友要幫他申請西藏的低保，他的戶口在西藏，結果他放棄了，說我一個搞雷鋒精神的人，需要什麼低保。老劉身上有很多可敬的地方，他挺有韌勁，會為自己的信念犧牲一切。

穀雨：我看到一篇報道說2017年他開始在都江堰搞雷鋒學習基地，他這個想法最初是哪兒來的？

黎小鋒：他當時說的是共產主義基地，紀念堂、展覽館、貪官陳列館、先進人物陳列館等。他有很多設計，說要300億。就像他在影片中去拉投資，說給錢的人只會寫一個名字而沒有實際回報，最後也沒找到錢。這也是老劉的烏托邦，他一直有這個夢。

早年他也曾想建一個很大的養豬場，為全國多個省市供應豬肉。他的想法很多，過不了多久就會冒出一個大計劃，最後實現不了，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的方向就是共產主義。

《昨日狂想曲》劇照

穀雨：你有個作品展映的名稱叫「時間的鍊金術」，這部影片也用了8年。對你來說，紀錄片創作中的「時間」該如何把握？

黎小鋒：這個是受塔科夫斯基的影響，他認為世界上最理想的電影是一個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每一秒都拍攝下來，從中剪輯出一部90分鐘標準片長的電影。我看了很受觸動。他說的最理想的電影不就是一部紀錄片嘛，他說的一生就是時間的積累。

通過時間的緩慢流逝，人的命運和處境會慢慢顯現，無論是猙獰的，還是美好的，它會展示很多無法想像的東西。所以，我現在的拍攝就儘可能拉長拍攝時間，讓人物和事件在其中慢慢發酵。

政治的，還是美學的？

穀雨：在創作過程中，你和賈愷是如何分工的，遇到分歧聽誰的？

黎小鋒：我們兩人屬於聯合導演，我負責拍攝，她負責剪輯。其實關於片子，我們倆無時無刻不在討論。2007年開始拍攝老劉，我們的女兒2008年出生，她就是聽著我倆的討論長大的。《昨日狂想曲》剪輯完成後，她都上小學三年級了。

我比較強勢，遇到爭論的時候，賈愷還是比較聽我的，基本能達成一致。我們倆審美取向和價值觀念比較相同，以前她經常和我一起去拍攝，彼此對素材都很親近。生小孩後她不能去現場，在剪輯的時候反而更客觀。現在基本上是我去拍攝，回來她看素材，我對她講我的理解，然後在素材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形成一種剪輯思路和框架。

穀雨：你既是紀錄片研究者，又是創作者，如何看待國內紀錄片的現狀？

黎小鋒：這幾年獨立製作整體有點衰落了。我一直沒有改變一個看法，就是紀錄片還是要質疑、要批判，只有這樣，社會才會進步。西方紀錄片最主要的價值標準在我看來就是兩條，一是政治的，二是美學的。

政治的，就是能不能推動一個社會的進步，揭示一種真實的社會狀態，引發對某種現象的關注和思考，然後尋求解決的方法。這種政治的、社會的功能在西方紀錄片中非常重要，往往有很強的批判性。

美學的，指在方法、視聽語言、選題上有所開創，能夠結合新技術帶來新的東西。

在中國，很多紀錄片導演一到政治就容易觸及敏感，只能在美學上有一定野心，但即使是美學上的開創，也還有很大的空間。

近年來很多關於傳統文化、非遺的紀錄片比較受鼓勵，很多導演就把精力都放到那裡，但用不著所有導演都去拍。

關於黎小鋒

黎小鋒，紀錄片導演，現為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昨日狂想曲》《遍地烏金》《我最後的秘密》《無定河》《夜行人》，曾入選釜山國際電影節AND項目、CNEX製作項目，入圍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丹麥哥本哈根紀錄片電影節、台北電影節等諸多海內外影展，並獲北京獨立影像展紀錄片單元最高獎「獨立精神」獎、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等獎項。著作有《作為一種創作方法的「直接電影」》《紀錄片創作》等。

採訪並文 | 沙丘 編輯 | 張琳悅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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